梁颐，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北美媒介环境学会会员。
唐远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为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课题“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研究”研究成果。
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家、多伦多哈里斯艺术学院主任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以下简称“埃里克”）博士不幸于2018年5月18日辞世。埃里克是一位享誉国际、屡获殊荣的传播学者，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北美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简称“MEA”）在通告埃里克逝世的信中指出，埃里克在文学、感知、高速阅读技巧、传播理论、媒介、文化、埃及古物学以及文艺复兴的性质结构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有着40多年的教学经验。
众所周知，埃里克是大名鼎鼎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下简称“马歇尔”）的儿子，埃里克的学术背景和他父亲马歇尔相似，他1972年在威斯康星州获得传播学学士学位，分别于1980和1982年在达拉斯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研究也往往和其父亲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因为其父亲太过耀眼，或许是因为其学术研究建立在其父亲学识的基础上，他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重。但其实，他是当今媒介环境学界公认的成果颇丰的媒介环境学家。
1964年以来，埃里克的研究和思考以书籍、杂志和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关于媒介、感知和文学，他除了发表论文，还出版书籍，包括三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和父亲合著）：《媒介定律：新科学》《传播理论》和《媒介和决定原因》。在媒介研究中，埃里克结合文艺复兴讨论了媒介环境学研究今后应关注的问题。
埃里克谈到，“文艺复兴”在1845年首次出现在英语中，与“文艺复兴”同时出现的是电报的发明。电报技术引发的文艺复兴今天依然存在，目前，当今西方和世界仍处于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文艺复兴控制中，媒介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环境变化，当代文艺复兴的证据随处可见，我们文化、艺术和科学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角落，目前都卷入了不断发现和再发现的发酵过程之中。今天的生活是不理性的、是千变万化的。电子媒介的存在和普及使这种发酵变得无形。从19世纪中期开始，新文化的诞生发展过程和不同文化的交替没有停止，由电子媒介引发的文艺复兴也没有减弱的迹象，相反，它显示了种种加速的迹象。这种加速与媒介技术有关。西方文化在今天转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部落体验在大规模受众中的复兴。部落体验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就是电子媒介带来的，互联网技术让受众可以超越时空，同时在线并参与各种网络活动，为受众带来部落体验。公众阅读的大规模消失是印刷媒介的一个副作用，但是，电子媒介的同时性和参与性又诞生了大规模受众。
总之，电报技术引发的文艺复兴仍然笼罩着我们，20和21世纪影响我们的文艺复兴如此重要，并且无形；而这么大规模的媒介技术影响下的环境变化应该成为媒介环境学考察的客体，这就是埃里克指出的当今媒介环境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埃里克还谈到，环境学是研究包括所有自然环境和我们投放到土地、空气和水中的不同物质的科学，媒介环境学家要试图去理解包括本土和全球的污染等问题。然后，他引用了父亲的著名论断：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人类创造的媒介也是环境，不同的技术披着不同的外袍。马歇尔认为，应该在环境中理解新的或旧的媒介。关于这一点，诸多媒介环境学者或隐或显的思想是相同的，即媒介是环境，媒介塑造新环境，媒介是世界的延伸。所以，理解媒介就要理解研究媒介影响和塑造中的仍处于文艺复兴中的世界。
联系“决定因果”研究媒介技术，
将导向“稻草人争论”终结
在斯特雷特看来，埃里克是媒介环境学一位重要的学术贡献者，或许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于他使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决定因果观作为一种理解人类传播、创造性表达和技术创新效果的手段取得了发展。在父亲去世后，埃里克和父亲合著的《媒介和决定原因》出版，书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对人类活动和创造物的理解方式，一个比试图把这些现象嵌入简单的因果关系更有意义的方式。这最终将导向技术决定论“稻草人争论”的终结。
那么，为什么说埃里克的研究，联系了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因果观并将导向“稻草人争论”的终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埃里克分析说明了马歇尔的目标始终是探索、记录和解释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决定原因的运作、创作过程，他对有效原因等其他原因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是媒介对人和社会影响的决定原因，而非唯一原因和所有原因。关于事物与原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物质的（material）、最终的（final）、决定的（formal）和有效的（efficient），亚里士多德本人经常以艺术作品的创作为例，说明四种不同的原因。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经常讨论因果关系。但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被认为是被解释的最少和最不容易理解的，埃里克谈到，决定原因依然是个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计划或蓝图。人们往往并不想知道任何事物的原因，人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收音机让希特勒和甘地相似，也不想知道印刷术导致了什么后果。作为媒介的使用者，他们仅仅想参与其中。决定原因在这个时代仍然是巨大的神秘事物：受过教育的头脑发现它太矛盾和无理性。传媒专业的学生将会发现，在过去的500年里，西方科学通过简单的碎片化和量化过程，系统地排除了因果关系的研究。
埃里克认为，马歇尔和他合著的《媒介定律》一书也关注这一决定因果关系领域。他们的四定律使亚里士多德与时俱进，四定律分析的是主体力量的作用模式，提供了一种对（媒介进化）决定原因的分析，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而马歇尔持有的“媒介是一种无形的、始终存在的提供服务或损害的旋风”说的正是媒介作为决定原因影响人类。也就是说，马歇尔和他的观点只是揭示出，技术对人类产生影响是因为技术本身是决定原因，但并不是说技术就是唯一的原因和所有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而且，马歇尔对其他原因没有特别的兴趣。
关于埃里克和决定原因，有趣、可以理解而又难以理解的一点是，埃里克对亚里士多德既结合（结合他的四因说），又反叛（又将决定原因置于逻辑之外）。埃里克指出，决定原因是辩证法的局外人，产生于语法和修辞最基本、最深刻的地方。斯特雷特在分析埃里克的学术时则说，决定原因是对逻辑的反叛，埃里克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亚里士多德。
2.对马歇尔及其他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是技术决定论者的认知和批判，是先歪曲地认知了马歇尔等人的观点，将马歇尔等人歪曲地设定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然后再攻击这个已经被歪曲了的观点。
斯特雷特在《媒介和决定原因》一书的序言中称，马歇尔和其他媒介环境学者被作为技术决定论者受到批判。实际上，技术决定论是未经应有的考虑加到媒介环境学者身上的词汇，像“原因-结果”这样的语言容易因为习惯、惯常活动混进来并被应用。所以，我们应该结束类似这样的“马镫引起封建主义”的速记法引起的争论。“决定原因”是具有突然性质和涌现性质的，是媒介环境学者在考虑技术变化对个人和社会影响时候想到的因果关系。埃里克将媒介技术和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联系在一起分析，从而指出了马歇尔对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影响的作用是一种“决定原因”的分析，而不是导致结果的“所有原因”的分析。“决定原因”不应该被速记法“原因-结果”这样简单、武断地概括为技术是导致对人和社会影响的唯一和所有原因。
总之，“稻草人争论”是指当想证明一个的观点或论点优于相反的论点时，先歪曲对方观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歪曲的观点。那么，对“被歪曲”的观点的批判自然是不成立的了。埃里克通过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说明了媒介环境学者们观点并非是简单武断的技术决定论，因而导向“稻草人争论”的终结。
埃里克联系决定原因的思考，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决定因果关系在媒介技术环境中与时俱进的结合，也是对马歇尔学术研究、乃至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突破。对他学术观点发表时期（2005）的媒介环境学主要代表学者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新鲜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当我们阅读那些引人入胜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时，我们发现“决定原因”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但这对你如何思考至关重要。
1998年9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A）在美国成立。埃里克作为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媒介环境学家，尽管没有担任过MEA的会长或副会长，但作为MEA普通会员的他，积极参加学会事务。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参加学会活动，他是数次MEA年会的重要发言人，也是MEA会刊《媒介环境学探索》编辑委员会成员。
埃里克总是通过媒介环境学会组织的会议、发行的期刊等平台，与媒介环境学领域诸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融洽地互动，对他们的研究做出积极评价，赞誉学者工作的意义，如他认为托马斯·法雷尔的作品《沃尔特·翁对文化研究的贡献：现象学和世界我与你的传播》是一本（态度）谦虚的书，法雷尔为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学术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读者通过阅读可以对翁的整体洞察力范围有好的感知。再如他谈到，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我只举几个例子：默雷·夏弗的《世界的调音》将对音乐家和作曲家的训练拉离音乐厅，走向了大环境；简·雅各布斯（如1961年、1969年、1984年）从媒介环境角度研究城市的动力；英尼斯和埃里克·哈弗洛克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启了必须的研究路径。
也是基于MEA这个全球第一的媒介环境学学术共同体平台，埃里克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媒介环境学，指出了媒介环境者需要立即采取的三项行动：
一是通过训练我们的感知、批判性的意识，以及研究每种文化的艺术怎么使一种反应系统适用于探究文化和感知变化（像雷达站或地震仪的远程预警线），以从艺术中汲取一切。
二是对于所有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所有新旧技术和它们的媒介环境，组织项目去研究效果，尤其是副作用研究。需要记录不同媒介对不同文化的反应，并且学会预测新媒介可能带来的效果。
三是设计和实施带有控制（目的）的研究，让对某种文化无害的新媒介不会影响另一种文化的幸福感，不至于让另一种文化可能发现它的危害和毒性。
在指明了媒介环境学者要立刻行动起来的三项内容基础上，埃里克充满激情地对学者们发出号召，号召媒介环境学者面向未来，他（2006）说：“如果你真的是媒体环境学者，这（三项行动）就是你的未来，应该也是你的现在。”
埃里克的学术人生可谓独具特点，首先，埃里克知识广博，在其他学者研究基础上开拓创新，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学术人生又与父亲的学术人生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如果没有马歇尔在传播学界的成就和声望，不会有埃里克的举世瞩目。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父亲马歇尔成就了埃里克的学术生涯；其次，埃里克的学术身份特殊，他是著名的“讲师”，直到逝世，也没有获得“教授”这样的学术职务，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是父亲马歇尔影响了他的职业身份方面的晋升。就埃里克的学术成果和经历，可带给学者们如下启示：
1.创新想法和独特的学术成果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的命脉。
尤其是名师的学术继承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师长卓越的成绩在给后人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会遮蔽后人的学术成就，影响世人对其学术成果评价的客观性。埃里克虽然有博士学位，但他并没有学术职位的任命，他并不是教授。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埃里克是有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果的。如果他不是马歇尔的儿子，可能反而可以顺利晋升为教授。人们往往只会注意到他父亲的光芒和成就，仅仅将他的研究看作是他父亲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宣传，似乎离开了马歇尔，埃里克的学术研究就不值得深究、无甚可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