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任职之前的北大名声不大好。 在达官贵族子弟占多数的情况下，这座维新变法留下的学堂逐渐变成了“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

很长时间，不服管教和纵情声乐成为了这里学生的两个标签。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顾客”，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陶圣希曾这样回忆。除了狎妓，去广德楼听名伶尚小云唱戏也是这些学生的一大爱好，兴致起来时，他们还会在深夜高唱二黄和西皮。

在课堂里，这些“老爷”式的学生不在意学习。最受他们欢迎的老师，是那些在政府有官职的人，即使他们只是兼职，还时常请假，学生们也热络得很。

所以，1916年冬天，旅居法国的蔡元培收到好友兼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电报，邀约其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他一度有些犹豫。

他早就得闻，这不是一桩容易的差事——辛亥革命成功后，北京大学有过一年换4位校长的彪悍历史，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严复和马相伯。除去上述提及的学生顽劣， 当时的北大太“像个衙门” ，让一批志在改革的人屡次碰壁败走 。

蔡元培的朋友大多劝他不必就职，“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只有少数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思虑再三，蔡元培从了后者。

1917年1月4号，蔡元培第一次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走进北大校园。

不同于以往被任命的校长——就任者在一众欢迎列队的瞩目之下，目不斜视地走到大堂中央坐下，威严得如同大官上任——面对站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蔡元培脱下礼帽，鞠躬回礼。不过这并非刻意之举，只是他长期留学德国养成的礼仪习惯罢了。

“新官”蔡元培的第一把火指向了人事变革。

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中心思想为抱定“求学的宗旨”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的就职演讲。在此之前，他“三顾茅庐”请到陈独秀来北大任教，后者除了将《新青年》的阵地搬到北大，还邀请了胡适等人一起来北大任教。

“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后来回忆。

这个名单包括：《新青年》杂志的编委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这些人的加入，让北大成为近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上任两个月后，蔡元培也先后辞退了几位“学问未必好，工作起来又阑珊”的外籍教师，破旧立新之意明显。他为此遭了些控诉，最后也一笑置之。

蔡元培的学生、后来同样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经评价，老师的动作是“丢石入湖”：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蔡元培提出了那句八字方针“兼并包容，思想自由”，并通过制度的设定，让它避免沦为空谈。

他希望把北大变成柏林大学那样的救国推动力量。 上任不久，他停办了工科、重点发展文理科，并打破以往只有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传统，创立评议会制度——“制订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10位评议员则由评选产生。

正是这项制度，让蔡元培在以后的十年内能够八次辞职，而他个人的缺席，并没有影响北大的正常运转。

蔡元培被后人誉为“永远的校长”，也是北大最爱辞职的校长。

这是人在乱世的身不由己—— 当时外有强敌内有混战，还有新旧文化思潮的激烈碰撞 。于是，从1917年正式任职到1930年彻底卸任，蔡元培总共经历了八次辞职和两次欧洲远游。

他的每一次辞职，背后都是对现实的抗争。

具体原因纷杂多变，比如“五四运动”中他为保护学生而辞职，等到1922年10月时，他又因闹事学生而辞职。

当时，一群北大学生因不满学校征收讲义费而聚众抗议，引得蔡元培暴怒。 这位素来温文尔雅的瘦弱校长站在红楼门口，挥舞着拳头怒喊“我跟你们决斗” ，随后带领总务长蒋梦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重要教职人员一起辞职。

惊骇之余，被震慑的学生们赶紧认错。

后来蔡元培在北大全体师生会议上解释自己那次为何“小题大做”——在他看来，“知识比常人高”的北大学生“应该有自制的力量”，而不是一受人蛊惑，就毫无判断能力一窝蜂地跟上。自己这么做，也是想借此整顿“五四运动”后变得松垮的校园秩序。

“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北大校园来得很直接。当被捕的北大学生们在蔡元培多方奔走之下被救出，继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归校园时，他们的心态多少有了些变化。

“ 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 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这样评价。1920年，这位蔡元培的学生、知己和追随者出任了北大代理校长，时年34岁。

蒋梦麟曾经留学美国多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在1920年至1927年担任代理校长，他又在1930年正式出任校长，直至1945年辞职卸任，自此告别教育界。

他是史上任期最长的北大校长，也是争议最多的北大校长之一。

他不赞成学生过多参与政治运动，主张学生回归课堂，学校要有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他曾经如此评价自己七年代理校长的成绩，言语间不乏自豪。

但外界并不这么看。

“九一八”事变后，这位北大校长依然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呼吁抗日，由此遭到质疑“北大校长没有爱国之心吗？”

事实上，在蒋梦麟看来，救国的基础是文化之增进——“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纠正干涉，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他也有过情绪失控之时。1926年，三名北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遇害，悲愤的蒋梦麟当街号啕大哭，痛斥当时的政府为“豺狼当道”，因此招来暗杀，不得已躲进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3个月后又跑回杭州避难。

蒋梦麟最受争议的，是他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的作为。

战乱之中，他带领北大南下避难，辗转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在联大，他公开宣称“我不管就是管”的无为而治， 校务几乎全部交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自己主要处理一些需要与官方打交道的外务，要么就猫在防空洞里写自传，或者找人切磋书法 。

蒋梦麟后来对此的解释是：

“我、张伯苓、梅贻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长，好比说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如果我们三个人抢一条裤子，裤子只有两条腿，那么肯定是什么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

蒋梦麟究竟是顾全大局无为而治？还是心系官场无心治学？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而负向的猜测往往是最容易传播和被人接受的。

北大当时的境况确实也不太好。

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曾感慨：“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傅斯年也不满：“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

这些情绪如雪球般积累，最终在1945年滚成了一场“倒蒋运动”。

这年6月，蒋梦麟应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于是，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骅等人，搬出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时制定实施的《大学教育法》，其中写明“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由此推荐身在美国的胡适出任北大校长。

蒋梦麟没有过多解释。8月，他在昆明北大教师茶会上，正式告别了北大校长身份。

接替蒋梦麟出场的北大校长，是傅斯年和胡适。

胡适年长傅斯年5岁，1917年前后进入北大任教。当时蔡元培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北大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老师，其中包括26岁教德语的朱家骅，24岁讲印度哲学的教授梁漱溟，以及26岁讲中国哲学史的胡适。

但这个讲台不好站。

北大学生对老师素来挑剔。曾经有位名不见经传的先生接替马叔伦讲“宋学”，因为讲义有误而被学生轰走。胡适虽然有美国镀金经历，但他之前的讲师是鼎鼎有名的陈汉章，他接任后下发的讲义，居然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老先生认为他是“胡闹，胡闹”，学生们也觉得他“思想造反”。

哲学系学生顾颉刚却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他邀请朋友傅斯年也来听——后者在北大学生中颇有威望，曾经率领同学把不学无术的老师赶下台。

傅斯年同意了朋友的看法：“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多年之后，得知真相的胡适在文章中感慨：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两人交情自此结下。傅斯年经常去听胡适的课，还跑到胡适家里去请教。 胡适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人才”，他则形容两者关系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

于是，当蒋介石在1945年提议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时，这位“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的人”选择了拒绝，随即提出：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

但当时胡适人在美国。为避免节外生枝，傅斯年当了一年代理校长，等1946年7月胡适回国时就立即让位。

一年任期里， 傅斯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胡适铺路 。

他清理了伪北大教职员，即日本占据期间还在北大任教的员工。这位山东汉子爱憎分明，1945年10月刚飞到北平时，得知接机的陈雪屏曾经与伪北大教员寒暄，他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后来被清除的教员中，不乏周作人这样的名师。

傅斯年在写给妻子的信里称：

“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还告诉陈雪屏，“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

傅斯年的操持效果显而易见。 等胡适在1946年7月回国时，北大复员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此前的“文理法”三个学院之外，北大新增了“医农工”三院，教员也已经基本聘齐。

胡适需要的，就是做自己擅长之事。

从1917年登上北大讲台起，胡适在这座校园度过的时间前后有18年。他担任过《新潮》杂志顾问，提议大学收取女学生，还曾经请来钱穆、梁实秋、闻一多任教。

如今他想做点意义更深远的事件：成立原子能研究所，为国家的科学发展预备人才。他联系了海外的钱三强、何泽慧、胡宁等九人，得到应允“愿意回北大”。

但内战之中，愿景全部成了奢望。胡适四处找钱未果——“国民政府”已经顾不上这个需要50万美元经费的研究项目。他的另一个心愿：兴建大礼堂，也在梁思成给出设计方案后，因为经费缺乏不了了之。

缺钱，成为胡适头上那根甩不掉的紧箍咒。

学校实验室设备短缺，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也不安全。1947年9月23日，这位空有一腔热血的北大校长在日记中叹息：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适在北大校长的任上仅有2年多。此时的北大，已经与30年前蔡元培执掌之时全然不同。夹在南京政府、学生运动、社会应酬、学校事务之间，胡适渐生退意。 他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得到的答复是“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

胡适真正的退场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

头一晚，他刚刚写完文章《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回顾了北大从戊戌以来的历史，准备为12月17日的校庆献礼。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一架南京来的飞机带走了他和陈寅恪等人，他最后留下一纸便签：

“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