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澎
高校的国际化步伐日渐加大，作为引进人才，一批海归院长和教授近悦远来，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沈健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6年前，沈健从美国橡树岭国家试验室被引进回国。之后，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在人才培养、引进以及科研成果推广等方面，更是遭遇了种种困难。
沈健的经历，在高校相当一部分海归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人才困境”
沈健记得很清楚，当初他一回国，马上就遭遇了一个问题，他称之为“人才困境”——系里的老师要招博士生，但博士生的数量有严格限制，因为每年每所高校可以招收的博士生数，教育部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要说我们大学教授，校长也常常为博士生名额而苦恼。”
沈健教授
除了博士生，还有博士后。
沈健说，由于目前国内高校博士后整体待遇偏低，加上其他的种种限制，这使得本土的研究人员往往后继乏人。
有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与美国的博士生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美国的博士后数量，却是我国博士后数量的6倍，甚至更多。
即便在上海，目前博士后人数大约只有3000多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后人数。
沈健担忧的是博士后的“出口”问题：本土自己培养的博士后出站后，到底去了哪里？
沈健统计了自己培养的博士后。他在德国、美国和中国期间一共指导了24名博士后。在德国指导的博士后基本上都去了学术界，在美国指导的博士后有一半以上去了工业界，其余的去了学术界。“当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教职，这在美国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去了美国工业界的博士后，基本都在硅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硅谷确实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典范。”沈健说，这个完全由市场推动的创新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生态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固然很好，而科研生态环境更是非常完善———有最基础的研究，最前沿的学科，有加州伯克利、斯坦福这些非常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做前沿研究，也有很多应用研究，包括一些大公司也在做研发计划，当然还有成熟的风投系统。
尤为重要的是，硅谷的科研和产业的生态链非常完整，这也是为什么硅谷是全球最活跃也是最吸引人的科创中心。
或许正因如此，他指导的中国博士后，也去了硅谷。
美国橡树岭国家试验室
本土好的原创成果不少，为什么会卡在转化上？
完善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的生态链为什么如此重要？沈健用他亲历的一些事情做了说明。
沈健所在的复旦物理系张远波教授与中科大的陈仙辉教授，在新型二维电子材料黑磷方面有创新性的发现和研究，而恰好黑磷可以替代一直以来迟迟没有突破的石墨烯。
在他们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韩国三星公司马上找到课题组， 并且立刻开始支持他们的研究。相反，中国的公司则没有人知道他们。
像这样的例子还不止物理系，在材料等研究领域无一不是如此———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发表，海外的企业立刻就闻风而来。
“这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非常关注我们的基础研究，一旦发现是有意思的，立刻先投一笔钱做研究，并要求共享成果，即便这个基础研究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
沈健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领衔的课题组在2012年完成了关于信息存储方面的新材料研究，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仅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如果要应用，还必须进行完善。
“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我达成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后，其实并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但我们的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后，立刻就有美国公司的人来找我，他们从工业应用的角度想到了如何完善我们的成果，并且有意投资我们的课题组，分享成果。这说明，海外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一旦出现一个科研成果，他们马上就会跟进。”
在沈健看来，本土科研领域并不缺好的原创性成果——中国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断在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原创成果，但是从基础研究的结果到最后的转化，这个过程却很难达成。
“没有后面的一步，那就影响了这个创新成果的进一步拓展和应用。”
在实验室里的沈健教授
为什么外籍人才会抱怨“生活在真空”？
沈健2010年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时，曾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复旦物理系非华裔教授的比例，必须要达到20%。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才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中选拔，这样才可能提高研究水准。
20%，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临界数字，因为只有达到这一比例，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交流，并且形成一个集聚效应，这样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加盟。
回国后，沈健花费了大量时间，开展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很快在两年之内引进了四位非华裔的教授全职加入，其中包括意大利籍的雷奥纳多，他是从事天体物理研究的副教授。
这些教授来到物理系以后，确实也有非常突出的科研表现，但是很快，沈健就听到了来自这些教授们的抱怨，因为“在中国，申请基金实在太难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理论物理领域的教授来到复旦大学一年后，参加申请自然科学基金。
但由于基金申请必须提交中文申请书，因此厚厚一叠材料，他首先得用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请博士生或者博士后加工申请本子。
理论物理本身就非常艰深，而翻译软件的水平也是可以想象的糟糕，经过这样两次“转手”，可想而知中文的申请报告是有多晦涩难懂。
沈健说：“一个评委一次要看二三十本申请材料，如果看到的是一个晦涩难懂的申请报告，这个基金申请基本上可说是寿终正寝了。”
几次下来，这些教授们自然对基金申请制度怨声载道。
不仅仅是基金申请，即便在物理系这样学者国际化水准相对较高的专业，这些非华裔的教授仍然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
他和同行一交流，发现国内高校大多数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有些校园里连路牌都只有中文，英文对照都没有。
时间一长，对于这些外籍教授来说，就会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感觉，偶尔才能有一线亮光。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这些顶尖的学者来说，该是一种什么感受？想起来是我当初想得太简单，这几位学者的研究这么好，但却因为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科研界‘寸步难行’。”
沈健感慨，引进一流的人才，需要真正国际化环境支撑。
上海如何打好“人才保卫战”？
更让沈健有紧迫感的是，每次他到外地开会，只要和外地高校的校长们坐在一起，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把哪些知名学者引进到自己学校去。
“我们面临着很激烈的人才竞争，很多大学都有完整的人才引进计划———哪些学校有引进目标对象，如何有步骤地引进，都有完整的规划。”沈健说，为了留住人才，不仅时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经常还要找到校长解决难题。
由此，他提及了上海的科研生态环境。
在国内，上海具有相对好的科研环境，在人才引进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国际人才合作环境方面。但是近年来，上海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地区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使得上海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
沈健举了个例子。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求是奖”，其中“求是青年杰出奖”从1995年创立到2001年，每年给全国十余位青年科学家颁奖。
这些奖曾经颁给过杨玉良、白春礼、王恩哥、张杰、张泽、侯建国……这些人如今是中国科研界的半壁江山。
2001年，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曾经停止，直到2013年恢复。恢复当年，上海有3个人得奖，2014年上海有2个人，2015年，上海也有2个人，这其间每一年都有一个复旦物理系的学者得奖。但是到了2016年，上海没有一个人得奖。
在沈健看来，这个案例已经表明了当前各地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
“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科创中心，人才当然是第一位的。怎么样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进来？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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