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维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动能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同时，世界经济风险隐患明显上升，突出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新兴经济体债务高企。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难度加大。应着力应对经济增长压力，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集中力量补好发展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上半年世界经济维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动能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出现明显分化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总体维持去年以来的复苏向好态势，仍处温和增长轨道。但与去年下半年相比，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均出现不同程度放缓，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美联储持续加息、意大利政治危机、中东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国际贸易增速下降，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爆发。同时，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
经济增长态势分化。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欧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今年1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增长2%，是近3年同季度增速最高值；4-5月美国工业生产同比增长超过3.5%，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均保持在55以上。6月美联储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中值上调至2.8%，较3月提高0.1个百分点。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2.5%，明显超过去年同季度的2.1%，其中德国、法国经济同比分别增长2.3%和2.2%。5月欧元区失业率降至8.4%，为欧债危机以来最低点。但日本经济1季度按年率下降0.6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8个季度的正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住宅投资萎缩成为主要原因。在金砖国家中，印度经济1季度同比增长7.7%，为近7个季度以来最高值；巴西、俄罗斯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1.2%和1.3%，明显超过去年同期增速，摆脱衰退、复苏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但南非经济环比折年率下降2.2个百分点，且失业率仍高达26.7%，形势比较严峻。
通货膨胀水平分化。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欧通胀压力上升，其中美国尤其明显。今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达到2012年2月以来最高值。6月美联储将今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通胀率的预测值上调至2.1%，超过2%的目标通胀率，这将为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提供支撑。6月欧元区通胀率预计为2%，是2017年2月以来最高值，达到欧央行的目标通胀率。而5月日本通胀率仅为0.7%，较年初1.4%的水平明显下降，离日本央行2%的目标通胀率也更加遥远。今年以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通胀率基本稳定可控，彻底摆脱高通胀压力。
货币政策取向分化。
美国继续推进“加息+缩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上半年美联储两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1.75%-2%的水平，美联储官员加息预测的点阵图显示，今年或将再加息两次，政策利率中值或升至2.4%。欧央行维持三大利率和每月购债规模不变，且明确表示2019年夏天之前不会加息，超出市场预期。日本央行维持超额准备金-0.1%的负利率，将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保持在0左右，且维持全年80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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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走势背离。
今年以来，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上涨8.68%，成为全球成长最好的股市之一。而新兴经济体股市普遍下跌，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较年初下降8.7%，其中新兴亚洲指数下降7.23%，新兴欧洲指数下降10.47%，新兴拉美指数下降12.9%。美银美林近日对市场交易员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美国拥有全球最优投资前景的比例接近2/3，创17年高位。同时，美元明显升值，6月底美元指数升至124以上，较年初升值4.7%。而新兴市场货币则普遍贬值，其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今年以来已累计贬值50%和18%，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若隐若现。
世界经济的风险隐患明显上升，突出表现为美国政府保护主义和新兴经济体债务高企
美国政府保护主义成为近期世界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点”。
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密集发起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打击对象几乎涉及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打击领域既有钢铁、铝材等资源产品，也有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更有光伏设备等先进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下行压力。
一是
对欧元区、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对美出口形成阻遏。特别是与贸易保护配套的弱势美元倾向，将推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从而形成紧缩效应，减弱其经济增长动能。
二是
美国贸易保护招致贸易伙伴报复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对美国出口形成不利影响，拉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英国央行测算，如果美国与其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升高10%，仅通过贸易渠道就可能使美国经济产出减少2.5%。
三是
美国政府贸易保护的最显著特点是从多边为主转向单边为主，WTO框架下的“双反”调查不再是主要手段，单边主义的“232”调查、“301”调查等将扮演主要角色。这将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根本性破坏，阻滞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给本就缺乏新增长动力的国际贸易雪上加霜，进一步限制国际贸易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经合组织分析认为,如果加征关税导致中美欧贸易成本上升10%,全球GDP将被拉低1.4%。
新兴经济体债务高企成为近期世界经济下行的重大风险“源”。一方面
，截至去年3季度，新兴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外债额达15.4万亿美元，是2008年3季度的近3倍，偿债压力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中，乌克兰外债规模已超其名义GDP值。阿根廷、土耳其、乌克兰、马来西亚等国家短期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之比已超过或接近100%，其中土耳其占比高达140%，意味着其仅依靠现有外储余额，已无法完全偿付短期外债。当前，美联储加息持续推进，联邦基金利率今年预计升至2.4%，明年进一步升至3.1%，将超过2.9%的长期中性利率，美元币值已在震荡中明显升值。在此形势下，新兴经济体外债还本付息负担明显上升，危机已在阿根廷、土耳其这样一些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露出苗头。随着美元利率和汇率继续上升，新兴经济体发生区域性甚至系统性债务危机的临界点正在逼近。
另一方面
，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内信贷额占GDP比重呈放大态势，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刺激需求并提高增长预期，但也埋下资产泡沫的巨大风险。2017年，马来西亚、泰国和巴西等国国内信贷额占GDP的比重均在100%以上。2010年到2017年间，土耳其全国平均房价增长160%，印度、马来西亚平均房价增长近100%，智利、印尼、泰国房价涨幅也都在50%以上，而同期美国全国房价指数仅上涨了25%。新兴经济体非金融部门信贷规模越庞大，将来去杠杆进程将越漫长而痛苦，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紧缩效应将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