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无人机》
[法]夏马尤著
焦静姝译
商务印书馆
2024年12月出版
328页，59.00元
文︱
周理乾
在今天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常规武器之一，其低成本、高效率、高精确度以及带来的多样化战术，重塑了战场形态，已经成为这场战争标识性的武器之一。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是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开始的。美国之所以在这场非对称战争中广泛使用无人机，不仅仅出于无人机性能和战术的优越性，更因为无人机是一种有道德的战争武器。它可以让驾驶员不必身临险地，实现战斗人员的零伤亡，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士兵的身心安全；它可以精准打击目标对象，而不必担心误伤无辜，因此是一种人道主义武器；它经济成本低，在战场上实现正义目标的同时，不会过度加重国家的经济负担……可以说，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参与，让战争、战斗变得更有道德。然而，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却不这么认为。在其2013年出版的《反思无人机》中，他在哲学上系统地反驳了这些理由，认为无人机非但不是有道德的武器，而且还导致多方面、多层次、更负面的道德和伦理后果，甚至直接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民主军国主义。
在哲学上反思无人机面临的第一个疑问是，无人机只是战场上一个新型武器而已。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武器本身没有道德属性，其是否有道德取决于使用武器的人和使用意图。讨论无人机的哲学、道德和政治后果会不会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对此，夏马尤提供了一个元哲学的辩护。他引用康吉兰的观点，“哲学是一种思考，对它来说，所有的新异材料都是好的，我们还可以说，所有好的材料必须是新异的”
（18页）
。无人机正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异材料。当然，纯粹新材料本身自然不会是哲学的思考对象，而是因为新材料挑战了原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等哲学观念，我们需要根据这些新材料重建相关观念。无人机作为二十一世纪才开始广泛应用于战场上的新型武器，它改变了我们关于战争的本体论、伦理学、战略和法律政治范畴，让我们原有的战争观念不再适用。因此，在哲学上审视二十一世纪战争，无人机是个恰当的切入口。
无人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使远程战争得以可能。在反恐战争中，远程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参与战争的士兵不必直接上战场，只要待在绝对安全的后方就可以操纵战场上的无人机。在美国本土的士兵可以驾驶万里之外阿富汗战场上的无人机，击杀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恐怖分子。这固然可以保障驾驶员的人身安全，但这产生了新的战争形态，即战斗人员与战场的剥离。夏马尤认为，我们很多关于战争的观念不再适用于这种远程战争。例如，战场上的战斗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即造成敌人的伤害时，自己不需要负伦理责任。这种合法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等原则之上的，即敌对双方都有能力造成对方的伤害，双方是对等的。在这种对等原则之下，才会有战士的美德——怜悯、勇敢、坚毅、牺牲……然而，无人机实现的远程战斗不需要让驾驶员身临战场，因此这种对等原则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战士的美德。不过，很多人会反驳说，相比于对驾驶员生命的保护来说，战士美德是不足虑的；战士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夏马尤认为，无人机不但使对等原则不成立，更让战斗变成了单边猎捕行动。与战斗中双方是对等的不同，猎捕中猎捕的一方与逃跑的一方采取的行动策略不同。猎捕的一方要追击、捕获、猎杀，而逃跑的一方只需要躲避就可以获胜。因此，在猎捕活动中，首要任务是识别并确认猎捕对象的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侦查工作。以M Q-1“捕食者”和M Q-9“死神”为代表的查杀一体无人机就成了执行猎捕行动最优的武器。它们一方面可以利用空中巡逻来实现情报搜集、监控和定位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携带精确制导武器对猎捕目标进行猎杀。对于支持无人机的人来说，正是侦察和精确打击功能的完美结合，使无人机成为一种人道主义武器。因为无人机可以精确侦察、打击目标人物，而不会伤及无辜平民。
从技术理想上来说，确实有这个优点。不过，夏马尤认为，无人机在查杀一体的行动中已经转变了战斗原则。在传统战争中，战斗是双方在相互通过伤害对方，来阻止对方对自己的伤害。敌人是在实时执行伤害自己的行为。而在反恐猎捕行动中，无人机的猎杀并不是通过制止正在发生着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通过预测性预防行为来实施猎捕。无人机通过摄像头以及先进的传感技术进行全方位监控，来侦察、定位猎捕目标。无人机确认恐怖分子的方式不再是指定实名的目标，而是通过“基于活动的情报”的方式来定位。通过观察、收集数据，然后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确认监控对象是否符合恐怖分子的行为模式。只要行为模式异常数据突破了一定的阈值，远在美国的驾驶员就会收到猎杀的指令。
在这种预测性预防的猎捕模式中，人作为一种生命形态，被分解成种种数据特征。这些数据特征的统计模式反过来确定人的身份。然而，统计模式显然不能等同于实质对象。同样的模式可以对应不同的现象。这就使得通过高精确性来避免平民伤亡的理想目标只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行动中，“结果常常是无人机根据对‘行为模式’的判断，在目标是否如我们所想的一样都没有直接确认的情况下，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盲目发动袭击”
（61页）
。
反恐战争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得到人们的支持，是因为它要消灭恐怖主义。由于恐怖分子往往采取游击战的方式，这使传统武器和战术很难侦察并消灭恐怖分子。因为游击战主要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在空中展开行动的无人机具有了战术上的优越性。这使其非常适合于反恐战争。夏马尤并不赞同无人机实施的猎捕行动真正能够实现反恐战争的最终目的——消除恐怖主义。他认为，我们思考反恐战争的本质时，不应该只是考虑在肉身上消灭恐怖分子，而是要将之看作反叛乱行动。恐怖主义之所以为现代社会所不容，是因为其实质是反现代文明的，不接受基本的人权价值。消灭恐怖分子的肉身固然是反叛乱的重要一环，但更重要的是争取人心。用无人机作战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恐怖手段在作战。恐怖只会造成更多的恐怖。无人机的轰炸只会逼迫普通老百姓倒向极端组织。人们只会用恐怖来对抗帝国的恐怖。无心、不在场的武器永远无法征服人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5日，顿涅茨克地区，一名乌克兰士兵在军事演习中举起一架FPV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