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掉队”的担忧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2015年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曾在当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罗列了有关男性
（及
男孩）
的一些相当“严峻”的教育事实——
“在经合组织研究的全部64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女孩在校表现都优于男孩；
青少年男孩在数学、阅读或科学方面达不到基本水平的可能性比女孩高出50%；
15岁的女孩平均每周花5个半小时做作业，比男孩多出1小时，而男孩则花更多时间玩电子游戏和浏览互联网；
女生在教育领域的优异势头在中学毕业后依然存在。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全球女生的入学率增长速度几乎是男生的两倍。女生占入学学生的56%，高于1985年的46%。到 2025年，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到58%。
”
在影视剧中，大学课堂上
的女生也普遍多于男生。图为《教授》（
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十年之后，全球踏入了当时报告中预测的2025年。而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引起更多欧美国家的担忧，相关现象在校园中被称为“男孩危机”
（瑞典语，Pojkkrisen）
或是“男性漂流”
（Men Adrift）
。作为全球被认为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冰岛，似乎最先感知到了水流的变化。冰岛阿库雷里大学校长埃约尔夫·古德蒙松曾透露，学校中目前77%的本科生都是女生，“冰岛的大学正在使出浑身解数扭转教育上的性别失衡”。
《掉队的男人》，[英]理查德·V.里夫斯 著，赵英男 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雅理，2025年1月。
在《掉队的男人》中，里夫斯还补充了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数据差异。以数学科目为例，在美国，四年级时男孩领先女孩6个百分点，到八年级结束时，这个差距缩小为只领先1个百分点。在高等教育阶段，一些学科诸如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确总体仍偏向男性，但即使在“STEM”领域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本科学位已经有36%授予女性
（相比过去涨幅明显）
；然而在传统认知中更偏向女性的学科里，比如教育和护理等，男性表现却没有同等地增长，而后者可能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数据当然不足以论证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相关报告只是在相当笼统的层面统计两个性别的整体表现，但统计的触角始终没有真正深入那些不被看见的地区和人群，且获得学位的数据变化仍然不等同于学位提供给两性的真实收益与机遇变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如此忧心？里夫斯称他看到的是这些数据背后的趋势：“如今大多数年轻女性被反复灌输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大部分女性想要以此获得经济独立……女性相较之下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明确的目标，更加渴望成功。当女孩们不得不与外在世界的厌女症作斗争时，男孩们却在和内心的动力不足作斗争。”
一旦带着“焦虑”的目光开始审视，局面总是比想象中更加严峻。教育领域的失衡只是某种伏笔，里夫斯注意到劳动力市场男性的经济财富状况才是岌岌可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滑了7个百分点，从96%下降至89%，且其中最大幅度下滑出现在25至34岁年轻男性群体中，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工作年龄段”。对于工作中的男性而言，男性的实际时薪中位数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高，此后便一路下降。
这里无需罗列更多的数据，里夫斯试图明晰的不过是两性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与教育领域相似，这些数据的说服力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看实在有限。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在《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中也已经详细分析了在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工资歧视”为何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这不是本篇文章的讨论焦点，何况里夫斯本人也并不否认女性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而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毋宁说是，一种快被赶上的“紧迫感”？
（缓缓敲出一个问号）
——“随着经济阶梯下降，通常是男性在苦苦挣扎”。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美] 克劳迪娅·戈尔丁 著，孙晶楠、孙树强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3月。
当学校和工作场所危机不断，家庭成了这份“焦虑”达到不能承受之重的“最后一根稻草”。里夫斯发现，父亲在家庭中也开始失去自己的传统角色。如今美国41%的家庭由女性养家糊口。男女之间经济关系的转变似乎太过迅速，以至于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文化还停留在原地。许多男性发现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辈原本还有一条可以遵循的清晰路径：工作、娶妻、生子和养家。而当男性一旦失去“养家”的身份，既有的文化惯性并没有帮助他们重建与家庭的新的连接。
透过这些对比，不难发现这位父亲的担忧其实最终都指向了一种“文化层面的滞后”。当既有的男性剧本逐渐瓦解，男性的意义组成和身份来源范围似乎在持续“收缩”。这意味着关于男子气概的公共话语会在千万次私人实践中反复失效，而对于任何一位“仍活在过去”的男性而言，这都会带来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全感。
《男性，女性》（
Masculin féminin
，1966）剧照。
遗憾的是，这种失效所引发的怒火往往指向的是性别的另一端。
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劳拉·贝茨通过卧底大量网络社区发现，那些在现实中感到幻灭的男性可能会被越来越深地引导到一个叫作“网络男性空间”的地方。那里如今已经是一个由网站、博客、论坛、播客、“油管”
（社交网络平台）
视频和聊天室组成的庞大网络。失意的男性可能会在寻找应对生活问题或孤独感的答案时偶然接触到这一群体，社群的发帖中充斥着“男性的男子气概、他们的生计乃至他们的国家都在受到威胁”的恐惧言论。于是，某种觉醒时刻开始降临，“以前他被迫相信，这个世界以对他有利的方式运作，但它实际上对他极为不利。而真相是：男性才是当今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真正受害者”。
《隐秘的角落》，[英] 劳拉·贝茨 著，李少波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
在贝茨看来，新加入的成员起初并非都抱有相似的观点，但这些言论引发了一种防御性的“膝跳反射”。当人在现实世界遭遇挫折，内心升起自我防御机制时，下意识最想跑去的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完全颠覆了特权叙事，男性圈告诉男性，这不是你的错，关键在于如何恢复原先基于权力和控制的理想男性形象。讽刺的是，这种理念既代表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的社会标准，许多男性就是在这样的标准下感到幻灭才来到这里，它同时又代表了以一种更加极化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
《正常人》（
Normal People
，2020）剧照。
这也是该群体的自相矛盾之处。“处于男性圈一端的群体应对另一端的群体所承受的、最严重的伤害负责，那些最竭力巩固僵硬且父权至上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人，正在扼杀那些最需要摆脱这种观念的人。”贝茨认为，这是该群体真正的症结所在。
虚拟世界的极化也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催化“怨恨”的政治。以美国为例，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在男性选民中取得24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出口民调中最大的性别差距；即便在2020年失利时，他也仍然赢得了大部分男性选民的投票。这些年，助长民粹的怒火涉及方方面面，但其实都与性别有所关联。里夫斯认为，这背后潜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市场。特朗普的多数选民都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不断变糟，并且性别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类现象并非只出现在美国。在德国，尤其是东德，男性在政治上正在持续右转。德国萨克森州融合部部长佩特拉·科平曾直言：“在东德地区，我们出现了男子气概危机，这推动了极右翼立场。”在地处东亚的韩国境内，认为韩国存在比歧视女性更严重的歧视男性现象的20多岁韩国男性，是之前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