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给有钱人陪读，看见越来越多留学生正阶层滑落

“请来帮我吵个架。”

一个英国留学生发消息给“Toni的福”（以下简称Toni）求助。

等Toni赶到对方所在的健身房，才弄清楚状况，原来仅仅是健身房的会员卡出了一些小问题，工作人员态度也好，没有一点吵架的气势。 只是求助的女生听不懂，只好找外援。

Toni用流利的英语与工作人员沟通，解决了健身卡的问题。过程中，那个求助的学生一直窝在门厅的沙发里玩手机，等待问题解决。

Toni经常收到类似请求。他们大多曾是她的雅思学生，刚来英国念书，人生地不熟，大事小事都找她帮忙。

学生家长也会雇佣她当陪读，关照自家孩子在异国的生活。Toni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帮他们订餐厅、改论文，陪他们购物、旅游。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英国仍是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国，留学生人数占比14.27%。

中国是英国留学的最大生源国，在2023-2024申请季，大陆地区申请英国本科的人数达到2862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10人。

在全球普遍低迷的经济环境下，赴英留学的学生数量却没有太大波动，与2021年的人数高峰相差无几。一年期的英国硕士更是性价比之选。

回国的留学生总在社交网络上怀念一边读书一边旅游的留学生活，留下了“一年英国硕，一生英伦情”的调侃。

这些年里，Toni见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积攒这“一生英伦情”。

她把自己在英国陪读的经历发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大量留学生和家长们的共鸣。

伦敦故事。图源：小红书@Toni的福

我们找到Toni，希望了解她眼中的留学生活。国内家庭的阶级差别辐射到他们的留学生活——

这群年轻人中，有的在图书馆埋头读书没钱社交，有的在社交场光鲜亮丽自得其乐，也有的在奢侈品消费和生计维持之间“拆东墙补西墙”。

他们有的始终被父母精心保护着，也有的被家庭经济条件的骤然下跌波及，更有一些学生跨越大洋也在和父母痛苦“共生”。

以下是Toni的自述。

2022年从格拉斯哥大学（一所英国公立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英国当雅思老师。

学生和家长知道我在英国生活，当他们来留学时，就会拜托我帮些小忙。久而久之，我成了陪读。

大多数都是些跑腿的小事，帮忙买个东西、陪着逛逛学校等等，她也能根据事情的麻烦程度，每次收取几百或上千的人民币来补贴生活费。

也有比较夸张的。有个学生大半夜找我，说自己的枕头里有螨虫，希望我买一个新的枕头送过去。我告诉他，商店都关门了，我没有办法买来枕头。对方说：“那可以把你的给我呀。”我没有再回复。

类似买东西的小事，事实上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下楼、进店、掏钱，但刚来英国的学生们宁愿花钱拜托我来做。

有学生请我去帮忙买药，但英国不少药都是处方药，我只好反复告诉对方，“我没有症状，我没办法买药。你得自己去医院、找医生”。

学生还是不愿意，细问才知道，TA根本没有去医院注册（留学生和非英国公民要使用英国的公共医疗系统，首先需要在附近的全科医生即GP处注册）。

这些注意事项原本被写在入学时学校发放的手册里，但不少学生可能压根没有看过这个手册，直到需要买药时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注册，然后向我求助。

还有学生发消息问我：“老师您能不能去帮我在xx餐厅定一个周日晚上六点的座位。

这件事只需要给餐厅打电话，说一句“Tonight at six pm”，最多再加一句自我介绍，所需的英语知识不超过小学水平。

我告诉对方，这就一个电话的事儿，跟我说话的功夫你就已经订完了。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定。

这位学生告诉我，他不敢。

这样的求助多了之后，我尝试去理解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空闲时间，而他们宁愿待在宿舍，付给我一笔跑腿费，让我送货上门呢？何况这些学生大多是来念硕士的，已经20岁出头了。

我猜，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信去对一个英国人说英语，甚至没有自信去读一个全英文的生活手册。他们在国内一直被保护得太好。

英国街道

一个妈妈向我抱怨，说孩子在英国呆这么久，吃不好，英国菜没有中餐好吃，儿子在英国不是吃泡面、就是去超市随便买点东西。

“他回国时，头发都变黄了，一定是营养不良。“她连续几次托我炖一只鸡送去给她儿子吃。

我拒绝了。要炖只鸡送过去，我得抱着砂锅坐火车，不方便不说，也太夸张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点外卖呢？”

那位妈妈说：“外卖没有家里做得好。”她的孩子是来英国读硕士的，已经23岁了。

还有个母亲要求我帮忙给孩子写论文，被我拒绝后，她发来一篇论文让我帮忙修改。

我根本看不懂，应该是完全不懂英语的母亲，用AI和翻译软件随便写的。

我渐渐意识到，很大一部分留学生的父母，一手包办了孩子的一切。

哪怕孩子已经身处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小到让我帮忙炖鸡汤，大到选学校、挑专业，一群留学“巨婴”也因此产生。

陪读这些小事一开始很容易，但遇上的人多了，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了。

一次，一位姚女士找到我，表示愿意支付我2000元人民币，只需要我去她儿子小姚的宿舍楼下转一圈就行。

如果碰到他，就假装是同校的留学生，和他说说话，看看他的情况。碰不到也没关系，钱会马上付给我。

那一大段留言里充满恐慌，小姚是QS排行榜前100的某所大学的硕士，刚来英国两个月，一直难以适应，有轻生的倾向。

我天使般的室友愿意陪我一起，两个人互相有个照应。姚女士添加了我的微信，发来小姚的照片和两千元人民币。

那天，我们在小姚的宿舍楼下坐了很久，时刻做好了呼叫救护车和报警的准备，直到姚女士告诉我，孩子在宿舍，现在情绪缓和一些了，我们才回家。

姚女士告诉我，小姚从小自理能力就很差，事事都需要父母打点，长大后，如果稍有不顺心的地方，他就会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要挟。

去年，他还被诊断出了轻度抑郁。姚女士语气无奈，“哎，除了顺着他来，还能怎么办呢？”

我没有附和，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自理能力差的小孩背后总站着掌控欲强的父母。

应姚女士要求给她儿子送保温杯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小姚。

小姚里里外外穿了好几件毛衣，最外面是一件加拿大鹅牌的厚羽绒外套。他头发乱糟糟的，脸色很不好，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拿过保温杯，他连一句谢谢也没说，转身就走了。过了很久，他在微信给我发：“谢谢姐姐。”

此后，姚女士在微信上拜托我替小姚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