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
#调休# #五一假期前后都要调休上班# 等相关话题
冲上
热搜。
几乎每一次节假日，都会掀起一波关于调休政策的争议。调休意味着挪用周末，
原本
可以用来休息、放空的休闲时间，却成了打工人的补班“噩梦”。
对于打工人而言，周末意味着自由支配、
回归自我、恢复能量。
周末可以疗愈
工作
日的“千疮百孔”，给自己充满电，然后在星期一满血复活。
但是
，周末真的意味着“休闲”吗？周末真的是打工人的“自由时间”吗？
今天这篇文章，评论家
杨照将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马克思的理论出发，探讨“休闲的异化”，描述并分析社会
系统正在用何种
方式影响、控制人类。
当
休闲
（leisure）
的目的，变成了
劳动力再生产，我们还拥有自由吗？
讲述
| 杨照
来源
| 看理想节目
《人心之谜：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思想宇宙》
没有Freedom，只有Liberty
弗
洛
伊德的文明
论充满着深
刻的悲观
。
在他看来，文明的关键解释，是宰制、反抗，宰制、反抗，一直不断地重来。而在这种
宰制、反抗的循环之
中，
人类的历史每况愈下。
每一次重来，都让
权威
变得更加内化，让人找不到可以推翻的对象，也就更加难以摆脱。以至于在文明中，没有真正的“Freedom”
（自由）
，只有“Liberty”
（自由，含义侧重权利）
——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在重重宰制、重重限制下，人不可能再去追求
“Freedom”
（自由）
，只能够要求从这些束缚当中解脱出来
（liberated from something）
。
人类的文明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不要受到什么样的力量约束所产生的那种
“
Lib
erty”
（自由，含义侧重权利）
。从一个原始的、完整的自由变成了个别性，而且是特定的
“
Lib
erty”
（自由，含义侧重权利）
，这就不再是原始的、真正的自由。
在不断重来的过程中，人被文明捆绑，越捆越紧，以至于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在后来文明当中的人，都不是真正地在过自己的、个别的生活，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在文明当中，真正活你自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于是你就只能是表演。
那么，为什么会是表演呢？它的概念来自于舞台。
像戏剧舞台一样，表演最大的特色，就是被剧本所控制。人的生活在文明之下越来越紧，越来越严重，你没办法决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你的日子依照别人写好的剧本，而你只能把它当做自己的生活。
这一权威越来越无形，但却管得越来越全面。它帮你写好了剧本：早上怎么出门，怎么起床，怎么刷牙，怎么吃东西，怎么上班，怎么走路，怎么搭交通工具——每一项行为，你以为就是你的生活。
但弗洛伊德说，在文明的状况下，你进入到文明中，还有多少的成分真正是“你的”？
世上绝大部分的时间，你在做的事情都是写好的剧本，但你不知道这剧本是谁写的。你也并没有意识到，你是照人家写好的剧本在过活。
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你认为那是你的生活，其实是误以为那是你自己的生活。
有些时候你真的无法忍受，例如在学生时代，或者是遇到了一个让你受不了的上司，你开始产生了这样的自觉——为什么我天天都要上学？为什么我天天要被学校用这种方式规定，为什么我要替这样的一个上司工作？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被上司所管制？于是你想要反抗，而反抗的意念就是要离开这套剧本。
然而文明越进展、越困扰的是，你找不到真正最根源的、写剧本的人，你找不到剧作家，找不到导演，你只能感觉到有很多时候自己像木偶一般，但是你却不知道在后面拉线操控你的、决定你的到底是谁，或是什么样的力量。
如果能找到这个人，我们就可以去发泄情绪。但最难的是，要叫“系统”来负责。系统是真正完整的剧本，我们每个人都在系统之下，由系统决定该做什么，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要表演什么。
有的时候系统出问题，我们被伤害，我们很不开心，甚至我们很义愤填膺。但是在文明的环境里最麻烦的是，这些东西是内化的、是无形的。请问谁是系统？系统在哪里？谁应该替系统负责任呢？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电视台会决定要制作、播放什么样的节目，但如果你在电视上找不到好看的节目，你去质问做节目的人，他们会说：“这应该是制作人的问题吧。”
你继续质问制作人，制作人却说：“我才没有想要拍这种节目，是电视台要的。”
你再去问电视台的管理者，但他会告诉你：“你以为我喜欢这种节目？才不是，是广告商。只有做这种节目，他们才愿意下广告。”
然后你去问广告商为什么要支持这些没有水准的节目？广告商会告诉你：“如果你叫我选择，我也不要看这种节目。那谁要呢？观众要，所以我们就在这些节目里投广告。”
那观众是谁？转了半天回来，观众不就是你吗？你要怪谁呢？
最后绕回来，你找不到“集体的观众”来为这件事情负责。因为没有个别的、单独的、确定的人说：“这是我所做的决定。”
于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系统当中，一旦推到了系统，就动不了了。因为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可以行动改变这件事。
系统环环相扣，到后来变成没有人可以负责任的状态，也就意味着有一个规范，即基本的假定、假设：有一套剧本控制了所有的人，但谁都不是剧本的主人。
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被系统用这种方式运作。你没办法对真正的权威说：“你要来负责，你要来做。”这没有用，那只是发泄。
因为重点是，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反抗的对象。
弗洛伊德的理念是，你打倒了权威，但你没有真正打倒他背后的那一整套剧本，
于是这是表演、演出原则
（Performance Principle）
，那里控制主导的这股力量。
你把这个人打倒
，你反抗了，但
宰制的对象就
不
是真正的权力所在。
你
打倒了之后，原来的结构不会改变。
你不只是没办法
得到你要的自由，而且换来的是越来越深
刻，越来越内化的新的力量、新的权威。
这是那个时代给予
弗洛伊德的
深刻感慨——反抗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求上进的玉子
》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悲观者，他的悲观就是他最大的资产，这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早期写《阿Q正传》，最精彩的一段是讲革命成功了之后，以革命之名要打倒的对象，剪掉了辫子，转身就变成了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鲁迅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这一部分尼采式的悲观讯息，或者说是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式的悲观：历史不会真的改变。所谓革命的这些骚动最后换来的是原来事物的重回，革命不会让我们得到真的想要的。
类似这样的观察和悲观也在弗洛伊德的心情里，那也是弗洛伊德思想的背景：革命没有真正改变任何事。
另外，弗洛伊德还观察到了一点，这一点是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接棒继续分析的——原来革命所承诺的自由，非但得不到，而且每一次自由的名字、自由的描述更响亮、更漂亮，相对地，人就失去更多的自由。
每一次重新回来的是一个更庞大的体系，那是更严重的管制和威权。
在法国大革命当中，罗兰夫人要被送上断头台，她所说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行之！”正因为叫喊着自由，结果就将原来的权威假借自由的名义让它卷土重来。卷土重来之后，这个假借自由而回来的权威，比原来的权威还要更可怕。
从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
每一次卷土重来
都愈加严重。曾经，
工业革命承诺，运用机器的力量，可以让很多人不再活得像牛像马，机器可以让我们从苦难的工作中获得解脱，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如马克思所言，
工业革命之后，人变成了劳动力，劳动力决定了人的价值，在这种状况下，工业化社会对待劳动者不得不处理的叫做劳动价值再生产，
人的劳动力是需要
再生产
的。
但人是无法一直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人需要睡觉，需要休息，才能够在明天继续工作，这就产生了人作为劳动价值的需求。在工业化的社会里用系统来解决，要让人在最有效的情况下，再生产其劳动价值。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
于是就有了两个趋向：第一个是尽量压缩人所需要的休息时间——充分运用一个劳动力，让他只睡6个小时，他醒来可以继续工作。如果是这样，就不要给他更多的时间，6个小时是让他第二天可以继续上班的最低限度，就意味着要让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
这是一个笨的方式。因为它会不断地延长工人工时，降低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但是长远来看，有更高的成本，那就是劳动力的损耗度和损耗率。一个人如果一天工作18小时，他的劳动力年限会快速地折损，到最后少了这个劳动力，这是资本家的损失。
更麻烦地，一个劳动僵化的、工作18小时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工作的习惯、工作的方法。所以到后来，下一步控制劳动价值再生产的新方法，就是所谓的“自由时间”，也就是“休闲”的管理管控。
马克思对此所做的观察，在马尔库塞的书中有了
进一步的讲述
。经过了革命再次推翻了权威，再重来的新的系统，变得更聪明了：新的系统发展于对休闲
（leisure）
的控制方式。
这就表示，表面上看起来让你休息，但休闲、休息的方式会有它的意识形态，而这实际上，是为了让你在将来更有效地恢复劳动价值再生产。
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是休闲时光？
leisure的中文翻译是“休闲”，这是马尔库塞特别要讲的——这实际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环。
如果用英文说，那就是leisure
（休闲）
和rest
（休息）
被刻意地等同在一起。
《不求上进的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