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未来》成戛纳唯一入围华语片，“现实主义”李睿珺关注“农二代” | 电影人说

作者 | 马程

在出发戛纳前，李睿珺还在制作电影的最后放映的剪辑版本。

这部在2016年年底才拍完的影片，当参投戛纳时，只有粗剪版本，但仍然获得了戛纳选片团队的青睐，入选了“一种关注”单元。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到主流电影节的舞台。2010年，他导演的《老驴头》入选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单元大奖。2012年，改编自苏童乡村题材的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2014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又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在早期的很多作品里，他都是自己担任制片人，自己攒钱投资拍摄。2012年，他成为天画画天的签约导演，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投资，电影成本也提高到百万级。然而，这样的投资，也只能用素人演员，通过电影节、海外发行等收回成本。2014年，他的作品《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第一次在国内院线上映。

李睿珺的大部分电影场景都设置在他的家乡——甘肃高台。他用现实主义的风格，关注老人、儿童等群体，以及老龄化、沙漠化，空巢等社会问题。在新片《路过未来》中，李睿珺第一次把目光放在了城市，关注农民工子弟“深漂”们的生活。

在接受《三声》（微信公号ID: Tosansheng）采访时，李睿珺表示，他在此前的电影里一直在讲述留在乡村的空巢老人和儿童，而他这次把目光聚焦在缺席的父母们，了解他们在异乡生活的状态。虽然环境和场景改变了，但是他仍然想探索的是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在安乐影业等公司的加持下，影片的制作体量上升到千万级别。李睿珺认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他延用了此前一直合作的团队，也延续着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

这些电影的思路是延续的

李睿珺

三声：《路过未来》的剧本想法是怎么来的？

李睿珺：我的第二个电影《老驴头》就是关于甘肃的西北的老人，在儿女出去打工之后，面临土地改革，要讲的老人何去何从，如何解决晚年的物质生活问题。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也是讲儿女出去打工后，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的故事。到了《家在水草风貌的地方》，主角变成了孩子。因为老人去世了，兄弟两个人要去找外出打工的父母的故事。

《路过未来》就很自然地讲到了那些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和孩子之间有什么样的牵绊和联系。这些电影的思路是延续的，也很自然。

三声：这次从策划到前期共用了多长时间？

李睿珺：从2013年开始，我就有了这个电影的想法，2016年的4月份，整个剧本定稿，做了一些细小的调整。正好我在写完剧本的时候碰到了安乐的人，我们聊起来了，他们就看来我的剧本，觉得有合作的意愿。

三声：你此前的作品都是以家乡的题材为主，写实拍摄手法，也是素人演出，但这次提到了关于虚拟世界的梦幻绚烂，好像风格和过去不太一样，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睿珺：这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天天拿着手机，来看这些虚拟世界的东西。通过别的眼中看到了很多，然后我们从手机里看到了的。这些虚拟也是和现实有关系的。就好像人在这两个世界里穿梭。

这部电影的背景放在了城市和年轻人的故事，拍摄、空间关系和叙事手法都有一些变化的，去符合人物的状态。

但是，我没有想过刻意地转型，这仅仅是针对题材选择了相应的呈现方式。演员上也有变化，但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关注社会题材的“本能”

《路过未来》剧照

三声：这次《路过未来》是回到你的家乡甘肃高台拍摄的，你之前的电影里也有很多关于家乡的描写，为什么这么执迷对家乡的表现？

李睿珺：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变化，是我做电影的驱动力。另外，也是因为我对那片土地更加熟悉。

在甘肃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在荧幕里永远是缺席的。我希望在荧幕里呈现一个大家不熟悉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的另外一个考虑。

三声：这次从投资到各方面的体量也在增加，主创团队有变化吗？有延续之前合作的人员吗？在拍摄过程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睿珺：这一次的制片团队、特效团队、录音、化妆还有非职业演员的团队都是以前合作的团队。摄影加入了新的朋友。还有新的美术。之前的美术都是我自己来做，但现在因为精力有限，我就请了更专业的人来做。

这次拍摄过程中，公共场所都很多。还有几百号的群众演员，这个调度的问题，我之前很少接触，其他的都还好。

三声：你在影片里提到了很多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如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环境问题等等。这部电影里主要是是对什么问题的探讨？

李睿珺：这部电影聚焦在外出的务工人员。中国从8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家都在一起朝夕相处。在面临城市话进程的时候，过去，家就是全家人一起生活的场所。现在，大家都离开家到外面的地方。有了一个寄居的地方，而真正的家变成了一个和自己亲人社交的场所了。第一代农民工到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去留的问题。

对于他们的子女，可能是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出生长大的，而孩子却拿着父母家乡户籍的身份证，这就是一个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这也是电影里强调的，异乡和故乡的概念。

我没有办法不关注这个群体，就是2.3亿农民工，在社会的大变革之下，面临着的一些选择而改变。包括我在内，也是离开甘肃到北京来北漂、工作，只不过是职业身份不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离开家乡到另一个地方讨生活的人而已，这是每个人都意识到的。

我不可能看到身边的这一切，假装我自己没看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本能。在传统电影里面，真正普通的当下人的生活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从十万到千万的进阶

李睿珺在片场

三声：你之前的电影中，和方励、杨城等文艺电影的制作人都有过合作，这一次合作的监制或者制片人方便透露吗？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

李睿珺： 我之前和很多业内的制片人合作过，现在杨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方老板也有很多自己的项目在做，所以这部影片，最终选择了安乐。这部片子是张敏和林晶来做的执行制片，也是之前一直合作的团队，他们都比较有经验。

在前几部作品里，我自己还会承担一些影片的制片工作，但是这一次团队人比较多，分工更为精细，我就没有再管这些了。这一次的制片难度要大很多，牵扯到步行街、医院、地铁等很多公共场所，给制片上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但最后完成得很顺利。

三声：《路过未来》的投资在什么体量？你曾因为资金的问题，遇到了多多少少的困难，你会选择去回到独立电影的状态再去创作吗？

李睿珺： 《路过未来》是我所有影片里投资最大的，大约有1000多万。

我觉得之前做独立电影很自由，没有太多的干扰，很多人资金少会影响创作，有时候恰好是因为资金少，会激发你去做很多新的努力和尝试。这种尝试会呈现出来之后，也许会远远高于你的期待。资金高之后，制作人员会更庞大更趋于工业化和流程化，也会潜藏着另外的危机。

我的下一步电影，也许也是一个小成本的独立电影，这个也看机缘。

三声：《路过未来》考虑什么时间在内地上映呢？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在之前采访里说过，可能把电影放在艺术院线里上映，你怎么看呢？

李睿珺：电影肯定会在国内的院线上映，这是一个关于在中国的一个1.2亿的群体的故事，不在院线内上映，就失去了我们的初衷。我们肯定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它。但是现在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还没有定，但是发行的情况，就让安乐来决定吧。因为现在国内的市场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得而知。

这一代艺术电影导演的出路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剧照

三声：上一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院线的表现还是一般的。我自己也在两个点映场合看过你的分享，艺术现有上院线一直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之间的矛盾？

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上映的时候，可能整个国内的艺术片市场并不好，首日的排片是0.3%，第二天是0.17%，到了第三天就是0.1%以下了，一周最后非常少，最后票房也就100万左右。确实不理想。

如果排片能够涨到1%或者3%呢，那这个结果就可能不一样。我们也愿意努力改变这个现状，尽量让更多观众看到我的努力。

早期，第六代导演，像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导演等人，一直在推动艺术电影的上映，让观众看到了一些与商业片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存在，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市场才变得更加包容。

再到后来，像《水草》才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导演在后面一步步的推送，到了我们可能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

很多艺术电影，新导演没有知名度，没有明星，不是当下最主流和流行的类型，观众在接受上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困难就不去做了。到了去年，《路边野餐》、《塔洛》的情况比《水草》就好很多，这都是在进步的。

三声：和第六代导演相比，你这一代的导演的环节有了一定的改观，风格也更加多样， 你怎么来看，包括画天出来的一批导演，以及其他的这一代导演的创作状态？   

李睿珺：当下的电影更加多元，一方面，主要的几大院校培养影视相关的人员，但后来，很多学校都增加影视相关的专业，他们的风格肯定会比较多元。

过去的国营电影制片厂的概念已经结束了，现在变成私营公司。电影彻底已经从笨重昂贵的胶片时代解放出来，在数码时代，给新人拍摄的自由度更大，整部电影用长镜头完成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变革很深刻。

各种综合的教育和环境，让大家的创作风格都具有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第六代导演之后，没有人能会定义新导演。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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