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对中国一众科技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最大可能避免此前中美贸易冲突中所产生的伤害，尽可能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陈白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对于全球科技产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基于特朗普上一届任期的决策风格，这些天来，各界分析了新总统上任之后未来美国贸易、移民、医疗健康、金融等各个层面的政策可能性变化，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未来科技政策的预判——但事实上，无论是从特朗普任期发起的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最后演变成的芯片战，还是这次大选中以伊隆•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的影响力，此时我们可能都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科技与创新产业政策可能会发生的变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随后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因此再度风靡，但西蒙•约翰逊的那本《美国创新简史》的价值，却可能被我们无意识地低估了，因为这本书事实上讨论的是阿西莫格鲁所关心的问题的反面——美国为什么会成功？
科技行业与政府的关系，早已从早期的研发合作扩展到现今的政策主导与全球竞争。当然，在所谓的“MAGA”的指引下，特朗普未必会如同罗斯福一样远见卓识地去推动类似无尽前沿报告的落地，也未必能有拜登试图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延续美国式成功的深谋。
但从过去的贸易战到如今的硅谷分裂倒戈特朗普来看，基于前沿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一定会成为未来全球博弈的关键要塞。而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科技企业将何去何从？
转向：从制造到科技
因为特朗普此前遭遇的枪击案，被提名为副总统人选的J•D•万斯早年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再度风靡全球，在书中他讲述了俄亥俄和底特律是如何从欣欣向荣的生产力中心走向了铁锈地带，并因为经济变化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选择万斯顺理成章。时间退回2018年我们就会发现，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事实上就是站在了俄亥俄当年类似的转折路口上。当美国希望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全面回流，中国制造完整的供应链能力必然会被视为最大的挑战者。
换句话说，贸易是上一轮冲突中的特朗普逻辑。但到了这一次，很显然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在生成式AI革命席卷全球的时刻，“贸工技”还是“技工贸”，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长期以来，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行业都被视作民主党的基本盘，哈里斯也得益于劳伦•鲍威尔•乔布斯等硅谷富豪的支持。但复盘这一次特朗普竞选中的话术和政策方向，他公开拥抱了马斯克等科技领袖，承诺在去监管化、加密货币等领域给予政策倾斜。
不止是马斯克，在硅谷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前PayPal CEO彼得•蒂尔 (Peter Thiel)、投资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同样也是特朗普的拥趸。他们认为，民主党政府的干预（如疫情封锁、跨性别权利保护等）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甚至有硅谷企业创始人称，拜登-哈里斯政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反垄断、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对他们的利益和商业哲学构成了威胁。
从过去近八年来贸易冲突之后所形成的现状来看，中国制造的强大韧性支撑了经济体博弈的底牌。那么到了下一轮创新竞速，底牌是什么？
特朗普“战队”的变化，意味着接下来他很可能从万斯式的叙事走向马斯克式的叙事——前者基于的是制造业的能力竞争，后者则是科技创新之间的竞速。
当然，万斯依然还会是其中的衔接者，在进入政界前，万斯在硅谷的科技行业工作了不到五年，期间担任了一名初级风险投资人和生物科技公司高管。此前有媒体报道分析指出，科技精英的人脉和支持一手促成了万斯的提名。
也正因此，面对全球化分工机制的大洗牌，面对新技术诞生前夜可能出现的下一轮增长周期，当下绝不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而可能是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体博弈的关键时刻。
应对：软件竞争打破壁垒高墙
面对特朗普2.0可能发生的政策转向，接下来对于中国市场中的一众科技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最大可能避免此前中美贸易冲突中所产生的伤害，尽可能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对于硬件和先进制造的争夺格局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且难以短时间扭转，而随着生成式AI革命的爆发，无论是出于防守还是发展的目的，软件都会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领域。
从现实来看，202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曾经披露过一份关于中美平台科技企业专利数量的对比报告。报告指出，以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代表的关键数字技术，正成为中美科技平台企业创新研发的“主战场”。从这份报告来看，中美平台科技企业的差距虽然存在，但正在快速缩小。
《报告》指出，从专利增量来看，以腾讯、阿里、百度为首的国内头部平台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对国际企业的快速追赶与部分超越；从专利的质量来看，专利被引频次与美国企业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其中，腾讯数字技术发明专利被引频次在国内科技平台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从数字技术专利间引用来看，腾讯、百度与阿里三家头部平台企业之间的互相引用频次显著增加，技术网络日益紧密，同时微软、谷歌和腾讯等中美头部科技公司之间的专利交叉关联，也在增加，换句话说：过去两届美国政府针对中美科技脱钩，祭出了不同的策略，并没有切断中美软件科技公司之间的创新往来。
换句话说，虽然在芯片制造上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高墙，但在软件服务层面，并不存在卡脖子的可能性。而且，在近年来政策层不断强调的数据要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基于数据要素所勃兴的软件市场中，超大规模市场可能会成为竞速的重要因子——特斯拉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站在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未来避免重现新贸易战，“硬碰硬”并非最优选择，相反，软件市场的发展，可能反而一方面能避免正面冲突，同时还能寻求提升国际合作、增加突破的可能性。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弯道超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此前的芯片争议来看，硬件之间竞速就像是我们试图在燃油汽车工业上超越西方百年汽车制造能力一样，充满了挑战和不可能性。但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领域，加上AI能力的加持，后来的事实证明，要想实现追赶到超越，难度就小的多了。
而且，智能驾驶说到底，其实也已经是软件能力的竞争。而基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中国本身就更加擅长应用创新、软件创新，重视数据要素和软件市场的发展，可能是未来有效的应对之道。
外部市场的反馈也能证明这一点。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出海进程，而相比上一个阶段的全球化更多是制造业和商品的全球化，到了这一阶段我们能够清晰发现的是，数字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能力的出海和全球化正在成为新范式。比如在新加坡，过去三年新加坡活跃微信小程序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活跃小程序的交易总额（GMV）更是增长了7倍，涌现出了包括Grab、Anywheel在内的诸多行业头部玩家。
中国企业出海浪起的事实也证明，在这个领域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存在所谓的“威胁”，相反却成为了商业生态活跃的重要参与者。
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来看，从特斯拉到BAT，中美科技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扮演着融合者的角色，也正因此，基于中国市场的科技和创新产业政策恐怕也亟需重估。
未来：从对抗式创新到包容式创新
也正是因为软件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也使得我们对于特朗普执政美国之下的未来全球格局没必要过于悲观，大国博弈竞争的焦点在科技，而解题合作的思路可能也在科技。
在科技创新的“政治化”、“民族主义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另一面，上述人民大学的研究也发现，尽管全球技术民族主义兴起，但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平台的专利相互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技术的浪潮全世界传播的背景下，不同的科技平台不仅需要自己去创新，也依赖于竞争对手的创新。
从硅谷的特朗普支持者来看，对于中国市场和企业的态度也都相对友好。马斯克更是成为不多的能够在中美高层实现对话的科技企业家，这对于未来全球博弈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变量。
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作为硅谷不多的旗帜鲜明支持特朗普的大佬，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我认为，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确能够互补，美国公司想要拥有最大的规模，中国公司渴望创新。双方都希望实现多元经营而非局限于一种产品和一个产业……美国公司可能会努力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中国公司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设计。但无论如何，美国公司将继续寻求与深圳等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复盘特朗普本次选举过程中涉及到的科技政策方向上，其“去监管化”的思路，吸引了像马斯克、彼得•蒂尔这样的等推崇自由市场、反政府干预的科技领袖。他们选择特朗普的原因，也是基于他企业家的背景和市场驱动的理念，这些人渴望更少的监管、更宽松的政策环境，期待通过他的领导降低政府对科技行业的干预，实现“技术自由”的理想。
基于这个背景，哪怕未来在其他领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但如果在科技上“技术自由”占据主导的话，那么未来在这一范围内建造高墙的可能性就会大幅缩小了。这对于全球的科技创新格局来说也会是一件好事。
过去以芯片为代表的硬件竞争中，尽管在华为等企业的创新之下中国经济得以渡过最难关口，但谁也不可否认，那是一种强烈对抗式的竞争。但在以AI为代表的软件市场中，开源和开放的技术底色，天然要求的是去中心化、自由沟通和交流，是包容式创新。
回望信息技术上一波革命，移动互联网颠覆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生态：在中国是以微信、美团、拼多多等产品构建了一个包含创作者、商家、消费者等在内的生态，很多生态的形成是从0到1，例如移动支付在中国的普及，衍生了包括商家、消费者、银行、服务商在内的高效网络，小程序串联起了中国从实体经济到消费的各个场景，上述“包容型创新”案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接下来如何让生成式AI“嵌入”进各行各业和产业发展中，避免对就业和经济稳定带来极端冲击，中美两国均到了重新思考“包容型创新”的新关口。
其实，回到开头提及的西蒙•约翰逊的《美国创新简史》，这本书如果要总结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包容——对私营企业的包容、对各个主体创新的包容、对试错的包容。而马斯克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的科技政策相对哈里斯的主张来说，更能够支持这种包容底色。
硅谷早已不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创新乐土，而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哪怕硅谷也存在日趋分裂的趋势，但随着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暂时胜利，未来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的科技企业相信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机会和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