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者秦立志、付腾浩受访表示，中国应该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制定地缘战略，以克制、谦逊的态度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形势。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秦立志，目前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付腾浩，是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秦教授与付腾浩在2024年第4期《国家安全论坛》上发表了《地缘战略关系、相互依赖与大国联盟选择机制》一文。笔者就这一文章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与付腾浩。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联盟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你这篇论文为什么以多极体系下的大国联盟为考察对象？
秦立志、付腾浩：首先，既有文献多是聚焦于“单极体系”下或“两极体系”下的联盟问题，以多极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不多。这可能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现实有关，“多极体系”在国际政治中属于较远的历史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极体系”不重要。一方面，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建以来，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多极体系”，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和冷战后的“一超多强”反而是比较特殊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多极体系下的联盟研究更为复杂，“多极体系”通常意味着在本国所构筑的联盟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以上的大国可能成为核心竞争对手，因此联盟博弈与对手博弈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并且，从当前地缘格局的发展趋势来看，海权的多极化或许难以出现，但陆权的多极化和部分地区的多极化很有可能会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内容。其次，选择以大国联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在联盟的分类中，“对称联盟”和“非对称联盟”具有不同形成原因和行动逻辑。在两极体系下，“非对称联盟”的研究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但在多极化的趋势之下，对“对称性联盟”的关注应当适当提升。多极体系与大国联盟这两个条件本身构成了这篇文章研究对象的时空约束，也有利我们对历史和未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问：我们注意到你这篇文章中选择的案例主要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否会缺乏对现实的关怀？
秦立志、付腾浩：首先，现在学界的确存在这样的声音，认为对理论和历史的过多关注会导致学术研究的“书斋化”，从而缺乏现实关怀。但那些宣传“历史无用论”的人，主要是欠缺将历史和现实进行联系的类比思维。虽然简单的类比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历史仍然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这些启发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很有帮助。所以错误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思维局限性。正如，“未解之谜”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科学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人类的智力水平有限。其次，这篇文章在案例分析部分运用了“半负面案例”比较分析，研究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问：文章中你提到了“地缘战略关系”这一变量，这与你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地缘格局”这一变量有什么异同？又有什么创新之处？
秦立志、付腾浩：影响地缘格局的核心因素是相对实力和地理分布，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层次的变量。但地缘战略关系是指由两个国家的地缘战略碰撞所形成的“敌我关系”。在文章中，我们强调，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关系主要包含三个影响因素。第一是地理距离，第二是两国地缘战略方向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是两国战略层级的异同性。这一变量具有“结构”与“单元”的跨层次变量属性。通过对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和平时期，潜在威胁之间的联盟谈判比天然盟友之间的联盟谈判更容易达成。这是因为联盟条约的作用在于协调双方的行动，而天然盟友之间没有签订联盟条约的必要性。这些想法和推论的产生，首先是基于对大国战略史的长期关注，其次是对地缘政治理论的长期思考，主要是来源于对麦金德、斯皮克曼、汉斯•摩根索等学者的理论启发。虽然摩根索曾经对地缘政治理论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但他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生存空间论”等比较极端化的观点。实际上，摩根索自己的理论阐述含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思维。
问：那你认为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地缘战略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联盟问题，你这篇文章可以提出什么政策建议？
秦立志、付腾浩：首先，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崛起困境”。和当年的美国不同，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过程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遭到大国的制衡，并且还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契机。而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既要处理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的现实难题，也要面对周边外交、中美博弈、逆全球化等一系列外部挑战。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制定地缘战略。当然，审慎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应该以克制、谦逊的态度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形势，并把握适当的战略节奏。中国地缘战略的关键在于“造势”，而不是消极地“养势”“待势”，“联盟思维”在造势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其次，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还需注意资源的合理分配，避免“两线作战”或“多线作战困境”。这就涉及联盟问题，虽然中国明确表示自己遵循“不结盟”政策，但联盟思维仍然对中国当下的对外政策有深刻启发。在这篇文章中，联盟的一大动机就是管控潜在威胁，而在中国大力发展海权的同时，也应该不断增强与地区传统陆权国家的关系稳定性。在制定地缘战略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与他国地缘战略关系的发展趋势，“多面出击”或战线过长都不是当前中国地缘战略的理性选择。
问：你刚才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半负面案例分析法”，请问这种方法和一般的比较方法有什么不同？
秦立志、付腾浩：与一般比较分析中的负面案例不同，“半负面案例”主要强调案例中的过程机制本身已经启动，但由于某些因素阻碍了机制的顺利进行，从而导致了机制的失败。比如，在本文中，英德之间存在联盟的动机，并且也已经开启了联盟谈判的过程，但是经历了三轮谈判之后，双方仍然没能结成同盟。将这样的案例与“正面案例”进行比较，更容易看出联盟谈判的阻碍因素是什么，从而对大国联盟的选择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半负面案例”本身存在反转的过程，比如文章中德国与俄国在1905年的谈判，本来已经取得了谈判成果，但后来俄国又反悔了。这种反转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示事件发生的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从“因”到“果”的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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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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