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工作者也经常面临自己建构某种理论的要求。如何看待和理解理论，如何突破既有理论与建构新的理论，如何把握并警惕不同理论所处的位置——比如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模型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成为社会科学学习和思维创新的重要基础，也亟须理论工作者的反思。本文以理论史上一场有名的争论为出发点，尝试从笔者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一点反思，提供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以有利于推进理论建构工作。
就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问题，比如假设与检验、个案研究、理性概念的有效性、多样性等问题，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学界还是经济学界、过去还是现在，向来不缺乏争议（Friedman，1953；Coase，1937；张翔，2015；赵鼎新，2006，2015，2016；刘少杰，2003；李培林，2001；郑也夫，2000；汪丁丁，1998）。本文认为，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争论，如果抛开基本性的“理论观”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
因此，本文将首先提出“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是：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然后，主要基于弗里德曼和科斯之争，本文指出：“三个要素的理论+预测检验法”（弗里德曼的主张）和“五个要素的理论+要素现实性考察”（科斯的主张）是有效地建构理论的两个重要环节；对“权衡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性”而言，两者不可偏废。随后，以“与赵鼎新商榷”的形式，强调指出了“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权衡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尽管是社会科学理论或明或暗的预设，却往往容易被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以某种理由加以忽略。最后，本文指出，在建模越来越容易的当今时代，基础性逻辑机制展现出现实化的趋势，此时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越发需要认真对待、系统反思。
一、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
做过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在研究设计的部分通常需要提供因变量（待解释项）、自变量（解释项）、控制变量（纳入考虑的、可能与待解释项相关的其他要素，有时可以表述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操作化处理，以及将这些经过操作化处理的变量联系起来的基础性逻辑机制——通常是因果机制以及更基本的相关性机制。
更一般地，由于“基础性逻辑机制”可能并非因果机制，而是最大化机制、相生相克机制、正反馈或负反馈机制、博弈机制等等，对于比“实证研究”更为一般的理论建构而言，前文“自变量”、“因变量”可以更妥当、宽泛地命名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于是，一般而言，“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这三个要素可被视作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后文中我们将称之为“三个要素的理论”。有时候，在理论表述或者严格说来是“理论指称”时，“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是隐藏在具体的、个案性“故事”之后的，因此显得不太清晰，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对之予以澄清。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吃”中“三个和尚”是一系列输入变量的特定取值，至少包含行为者数量为“三个”，行为者身份为“和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为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则是“博弈机制”的特定“取值”，即特定的博弈规则及其执行过程。具体来说，即无论是挑来的水还是抬来的水，都无法有效防止偷懒行为；“没水吃”也是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即三个和尚所在庙里的饮用水出现短缺这样一种特定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说法，与“三个和尚没水吃”类似，也是用具体的、个案性“故事”来指称理论，其对应的理论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也是有待澄清的。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理论表述时，光有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及其相互间的特定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特定“路径”），又或者光有一些特殊“故事”，常常使得“三个要素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有待进一步明晰和详析。而这一“详析”又往往要求“引入”控制变量，或者说“区分出”控制变量。关于控制变量的复杂性，在教科书对“详析模式”的探讨中已经有细致说明（巴比，2005；袁方主编，1997），此处不再赘述。总之，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其构成要素“至少”需要包括：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对于做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某种“三个要素的理论”提供“特定取值”，或“特殊故事”，极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工作。
常常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往往还会涉及第五个要素——“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它是理论赖以提炼出来的基础，与通常所谓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前者是从理论缘起、发展、运用的角度来看理论的条件；后者是从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来倒推和反思理论的条件。两者进一步的区别后文还将涉及。下面我们将包含“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这五者的理论称为“五个要素的理论”。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不容忽略，原因在于：首先，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特定个体或人群对于某种现实的观察、思考与提炼，所以在其诞生时通常无法完全将其与所在的特定“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相剥离，甚至是隐含的控制变量也未被“区分”出来。其次，人们对“理论”进行挪用时，也就意味着将一套“故事”从A处，挪到B处，其隐含的假设不仅在于我们能在B处找到与A处相似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还在于研究者有理由认为B处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与A处类似。最后，当人们尝试修正或干脆放弃某种“理论”时，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
特别强调“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可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对于哪怕是我们对之应该抱以必要信心的理论，在检验它或挪用它来应对某些具体事务时，我们仍不可能完全知道，除了所看重并已经考虑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控制变量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以及其他重要的逻辑机制被我们不经意间带入了研究或实践——它们可能对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者或实践者却并未在之前予以足够重视。而这些未明的因素或逻辑机制，需要我们在“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去搜寻或者洞察，对之保持警醒。也就是说，“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考察和分析可能能为理论建构贡献新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为实践提供新的思路，避免偏执和迷信。著名的霍桑实验便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为理论提供新的“输入变量”乃至“基础性逻辑机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霍桑实验最初是为了观察工厂厂房照明质量（原“输入变量”）与工人生产效率（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灯光明暗如何变化（除非是极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效率都上升了。直至梅欧（George Elton Mayo，又译梅奥）等人在1927年加入该实验，才注意到原“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工人对自身参与实验的自觉，以及实验本身努力获取工人合作的操作方式（比如说强调倾听的访谈计划）才是关键，是应该真正纳入考察的“输入变量”（梅欧，1964）。简而言之，人的因素、人际关系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才是效率提升的关键。因为“输入变量”变了，“基础性逻辑机制”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五个要素与理论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在图中，就同一个理论系统来看，从上往下，由“基础性逻辑机制”到“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是一个理论的现实性不断增加，而抽象性不断减少的过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明晰化的过程。而如果是就不同的理论系统进行比较的话，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一种理论范式对另一种理论范式的替代，我们能够看到“五个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性出现了不断增强的趋势。
总之，本文主张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包含五个要素（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不同的理论工作者眼里看重的“理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的提出，无疑有助于他们定位自己的“理论”。有人可能会强调基础性逻辑机制才算“理论”；有人可能会认为“理论”能把“输入变量”或“输出变量”的现实情况（亦即“取值”结果）说清楚也就不错了；有人会关注“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作为“理论”的核心价值；也有人会将“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阐述看作是“理论”；还有人会认为现实乃是处在某种仍然有待阐明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之中，并将自己的理论明确地定位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作为“输入变量”，《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人类历史）。无论如何，“五个要素”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定位，进而有助于澄清一些理论家围绕“理论建构”或“理论生产”形成的争议，比如因对理论现实性和抽象性的取向不同而形成的争议。
二、预测检验法与要素现实性考察：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
根据对理论构成要素及其现实性的不同要求，会衍生出不同的关于理论的主张。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 Friedman）和科斯（R. H. Coase）就从这个角度表达过他们对理论的不同看法（汪丁丁，1998；周其仁，2004；金祥荣，2010）。弗里德曼认为考察理论价值大小的标准在于其预测的精准度、覆盖率以及一致性，因此，理论的前提假设（如果有的话）在描述的意义上也一定是“非真”（false）的。而科斯则认为，理论只对预测感兴趣是不够的，理论的价值之所在应该是它们能够更好地被用作进一步思考的基础，能够增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体系运行的洞察力，因此，理论的前提假设需要具有现实性。
张翔（2015）曾着眼于“假设的真实性”对此进行过分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争论的背景，强调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和而不同。不过，笔者认为，脱离了以“五个要素”为基础的理论观很难将这个问题说清楚。澄清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则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站在“五个要素”的基础上去推进理论建构工作。
弗里德曼受物理学中牛顿力学的理论取向影响，倾向于强调理论的抽象性和较大范围内的适用性。比如，他所看重的相对价格理论便有此特征。他注意到经济理论作为实质性假说与“基础性逻辑机制”是不同的。但是，他仍然强调“基础性逻辑机制”在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中极度重要。沿着这一倾向，他更推崇经济学理论在要素上的抽象性，以使这种理论在多个层次和领域中具有适用性，而较少受到具体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限制，甚至所谓的“控制变量”也都不用怎么考虑。
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样的“理论”（主要是由“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构成的“三个要素的理论”）一旦被用于对某个具体层次的现象进行“解释”，就可以产生预言或推测（predictions）。理论的有效性（validity）依赖于对预言或推测的检验——主要是看相关的经验现象是否与从理论中导出的预言或推测一致，也即预测（未必一定是指向未来的）是“频繁”地“被反驳”（contradicted）、相较于来自其他假说的预测更“经常”地“被反驳”，还是“未被反驳”（be not contradicted）（Friedman，1953：9），而非其前提假设（assumption）是否在描述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realism）的。换句话说，只要理论的预言或推测“经常”能够与经验现象相符、具有一致性，理论历经许多次“失于否证”（fail to disprove）的考验而继续存活，“理论”或“假说”就具有“有效性”——无论当事人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弗里德曼（Friedman,1953：9）强调，事实性证据从来就不能“证实”（prove）一个假说，它只能“失于否证”一个假说。理论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其能够以简御繁。这样一来，为了变得重要，一个假说的前提假设势必在描述的意义上是“非真”的；它不考虑也不说明大量其他附随性细节，因为它已十分成功地表明，这些细节对于现象的解释而言是无关的。
弗里德曼的这一“三个要素的理论+预测检验法”的理论观，对大量（几乎可以说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猜想或假说之建构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检验起来却遵循着颇为严格的“失于否证”的程序。弗里德曼（Friedman,1953：9）认为，对某个理论的信心应源于大量的事实都“失于否证”其假说包含的意涵或预测。也就是说，要求在经历大量的“失于否证”之后，才能对相关理论抱以信心。所以，其“理论确立”带有“宽进严出”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弗里德曼相反，科斯似乎更强调理论的“严进宽出”。当然，在“出”的问题上，由于科斯认为存在一个不同理论间竞争的问题，所以严格说来，科斯强调理论的“严进严出”。与弗里德曼的“预测检验法”不同，科斯更偏重“要素现实性考察”。科斯（Coase,1937：386）引用了罗宾逊夫人（Mrs. Robinson）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一个好的理论中，其前提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便于处理（tractable）；二是具有现实性（realistic），即与真实世界相吻合（correspond with the real world）。这与弗里德曼有关“一个假说的前提假设势必在描述的意义上是‘非真’的”说法有一定的抵触（Friedman，1953：9）。科斯还说，相对于“一个能很好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的理论”，他宁愿选择“一个能给我们这种洞察但预测很糟糕的理论”，因为他相信“这个理论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由于这样的预测（并且可能是关于不同的事情的预测），“会在以后出现，所以，选择理论应依据其预测力的断言就会显得有些站不住脚”（科斯，2010：20-21）。
两相比较就可发现，两位大师不同主张的根源在于他们对“理论”的取向有明显差异。弗里德曼强调在经济学中建构类似于物理学里的牛顿力学那样的理论，如前所述，这是“三个要素”性质的、覆盖面较广的理论。该类理论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只要与现实有初步或大致对应即可，这样才会最大可能地适用于多个经验层次。比如，强调“物以稀为贵”的相对价格理论并不限定于稻米、棉花或飞机、大炮之类具体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揭示“相对价格”的最大化机制运转和实现的现实过程，“贵”这一输出变量的“取值”也不算特别具体，更不涉及“物”“贵”的“故事”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之间这样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这种理论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它们在社会学中比较类似于帕森斯的AGIL理论。AGIL理论就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从微观到宏观的多个层次的系统分析。由此，在该种理论“适用的范围内”，其“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并不具体、明确，控制变量也很含糊。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理论“可以”不存在前提假设。因为它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如此普遍地存在于各类“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让人们觉得是不证自明的。只有在不断“预测检验”的过程中，这种理论“适用的范围”才得以彰显，所需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控制变量”，以及与之对应的“前提假设”（极可能在描述的意义上是“非真”的）才逐步明晰起来。
而科斯所强调的理论其实相当于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三个要素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的某个具体层次而构成的对该层次现象的“解释”，以及基于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对“三个要素的理论”进行调整和修正之后得出的理论。这个过程意味着“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被衔接进了具体某个（通常是比较现实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之中，形成了具有现实性的、某个具体层次的“推断性意涵”（implication）；在“推断性意涵”与现实比照的过程中，“控制变量”和“前提假设”，甚至是真正重要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乃至“输出变量”开始彰显出来。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社会学中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Merton, 1967）。显然，在这里，对这个层次的“理论”要素（“四个要素”甚至“五个要素”）的现实性进行考察，甚至是对弗里德曼式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的不同推测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考察也就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里可能隐藏着理论创新的机会。这种对理论要素现实性的考察，当然也会涉及对“三个要素的理论”的前提条件或假设进行考察，并明晰它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就“理论确立”的阶段来看，如果说弗里德曼相对更注重通过实际经验否证假说及其之前的“大胆猜想”环节，那么科斯则更强调否证了之后，甚至哪怕是“失于否证”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比如，在科斯看来，如果“市场”被抽象成完美运行的价格机制来解释世界，就很难说明为什么真实世界中还需要或存在企业。就是说，“市场”的特定取值（抽象为“价格机制”）作为输入变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最大化机制之下，会导出“无企业”的输出结果；而该输出变量的“取值”与现实世界不一致。亦即，弗里德曼意义上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之预言和推断与真实世界出现了不一致（亦即出现了“反驳”）。怎么办？难道就简单地放弃这一理论？科斯的做法是，对“市场”加以“与真实世界相吻合”的处理。科斯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被“黑板经济学”所忽略的“交易费用”这一很重要的控制变量，更准确地说是“前置变量”。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假设也就被彰显出来了。于是，真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必要性，从“市场具有正的交易费用”这个具有现实性的“前提假设”的角度获得了较好的解释。这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明晰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的局限条件，增加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自然，设身处地沿着弗里德曼的思路来看这个问题时，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对科斯的上述贡献进行回应：（1）跳出科斯的框架来看，前提假设的“真实化”并未颠覆或并不足以否证一般意义上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最大化机制；科斯的主张，即市场与企业这两种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会遵循“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实现边际替代（Coase，1937）恰恰与价格机制提供的解释相一致，因为这里交易费用即为使用某种“组织”的价格，而人们倾向于对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这里指“组织”）有更多的需求，而这正是弗里德曼所看重的价格理论。（2）从科斯的框架来看，科斯对自变量“市场”的“真实化”，哪怕是发现了其中包含交易费用，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市场”便是完全真实的；事实上，这里仍然存在抽象，并非真的“与真实世界相一致”，科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即使对市场与企业作另一种概念概括也仍然是可能的，比如，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就提醒我们，无论是市场还是层级制，其中都存在“人际关系”，更为现实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是“关系网络机制”。
就这里所谓“假设的真实性”问题，张翔（2005：21）有所澄清：“科斯主张必须‘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的假设指的是关于自变量的假设。而弗里德曼主张并不一定‘真实’的假设有时是指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有时是指基础假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并不一定需要‘真实’”。
张翔的澄清有启发意义。只是具体操作时区分“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与“关于自变量的假设”是颇为困难的，因为两者没有清晰的边界。在迈向“三个要素的理论”的过程中，被弗里德曼视作“无关变量”的，在科斯（审视“五个要素的理论”、考察其现实性时）看来可能恰恰是“自变量”。也就是说，对某种理论适用范围极大、无需“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局限的弗里德曼式的执着，容易使得“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乃至“输出变量”的现实性降低，出现“非真”化；而这并不是科斯所主张的理论观。
张翔这里所谓“基础假设”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不经意间带有的假设，比如说“理性人”假设，或“结构与功能对应”的假设。这些假设显然可以是“非真”的，或者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后来会被意识到是“非真”的。只是，即便是这样的“前提假设”，特别是对其“非真”的局限性的意识，也通常是在将“基础性逻辑机制”投注到现实之中加以检验，特别是与其他理论（其前提假设可能相对不那么“非真”）对照时才会彰显出来，并且也是需要不断修正的。
如前所述，科斯并不要求理论模型的一切假设（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的假设）都“完全真实”，对于理论来说，一定程度的抽象与简化是需要的。科斯强调前提假设需“易于处理”和“具有现实性”，乃是在通过“预测检验法”发现基于某个理论（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在某个经验层次形成的预言和推断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时，即在“三个要素的理论”中加入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后出现明显问题时，倒过来按照“真实性”的要求检索理论模型的各个要素，看哪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交易费用）被错误地纳入“非真”假设之中去了，进而重新将其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理论模型中来。显然，尽管随着“交易费用”这个“控制变量”（准确说是“前置变量”）的加入，“三个要素的理论”变成了“四个要素的理论”甚至是“五个要素的理论”，科斯却并没有全面否定弗里德曼式的“三个要素的理论”。当然，科斯认为弗里德曼的发展理论的方法是“不经济”的。不过，“三个要素的理论”在被科斯当作“脚手架”、引入更为现实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并做进一步的思考和修正之后，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名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可见，“五个要素的理论+要素现实性考察”的理论观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对于遗漏和忽视重要变量的警惕。
综上所述，对弗里德曼和科斯的“理论观”的辨析表明：
（1）需要对“真实”、“现实”等概念加以明晰，“与现实一致”或“与真实世界相吻合”只是说与现实具有对应性，并非真的就完全一致，以至于丝毫没有抽象可言。鉴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对于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2）人类“大胆猜想”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理论过度抽象以至于不切实际，这时一旦现实“否证”了这样的理论，理论要素“真实性”的考察就需要提上日程，说不定这里会有重大发现。而有时哪怕是事实“确认了”（confirmed）（亦即“失于否证”）某理论，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理论就是“真理”了，对理论要素的“现实对应性”保持警醒的态度，对于提高理论的洞察力也会是颇有助益的。
（3）弗里德曼意义上的理论与科斯意义上的理论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两人的理论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前者强调理论的抽象性、宏大性，后者强调理论的现实性、中层性；前者强调预测检验法，后者强调需要兼顾前提假设的现实性和易于操作性，或至少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前者偏重理论假说建构，强调尊重人类的想象力，后者偏重理论检验、修正及再建构，强调约束不必要的空想，节约理论研究的精力。
（4）理论应该具有分析力、解释力，最好是能有预测力。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不是松散的对应关系，模型也不是对经验事实的简单模拟，而是抓住并揭示了将经验事实关联起来的重要机制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
三、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权衡和发展的意义：与赵鼎新商榷
如前所述，弗里德曼的理论观对理论提出了较大范围内的预测力或解释力的要求。“较大范围”对应于“抽象性”；“预测力或解释力”则涉及“预测检验法”。我们认为，“预测检验法”对理论建构而言非常重要，因为预测力或解释力的要求是面向现实的；同时，不宜低估人类因抽象而附会在一些“非真”假设基础上的逻辑机制，并使之具有经受一定程度检验的能力。
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针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1965）所做的工作，可以看作类似于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所做的工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看作是对“三个和尚没水吃”所包含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明晰化（当然，却可能是“非真”的）表达。而奥斯特罗姆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当作“脚手架”来对待。她说：“使这些模型如此有趣、如此强有力的原因是，它们抓住了世界各种背景中所发生的许多不同问题的重要方面。使这些模式——当它们被隐喻式地用作政策的基础时——如此危险的原因是，那些出于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经验性背景中也被实实在在地认定为是固定不变的，除非是外部权威对它们做出改变……而我更倾向于强调的问题是提高相关当事人改变博弈的约束性规则的能力，进而导向一个不同于残酷悲剧的结果”（Ostrom, 1990: 6-7）。显然，“当事人改变博弈的约束性规则的能力”被奥斯特罗姆当作重要的“控制变量”乃至“输入变量”（作为“前置变量”）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