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成为“运动家”的时代

时至今日，运动员施展才能的领域早已不限于赛场上，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容小觑。本文作者 Matt Rogan所著 "All to Play For" 一书放眼 英美运动员在社会进步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探讨了体育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团结、更美好的可能性。从呼吁种族平等的橄榄球运动员 科林·卡佩尼克 ，到疫情期间为弱势群体发声的足球运动员 马库斯·拉什福德 ，再到坦言自身压力、呼唤包容的网球球星大阪直美， 在这个刚刚结束的体育之夏，希望世界对我们的运动员更加郑重相待。

1966年，穆罕默德·阿里 ( Muhammad Ali ) 为抗议越南战争，拒绝应征入伍；1年后，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 (Billie Jean King) 发起运动，要求职业运动员男女同酬；不久之后的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赛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 (Tommie Smith & John Carlos) 在领奖台上举起拳头对“黑人权力”致敬，却遭受污名化。一时间，运动员们不止出现在体育版，更登上了头版头条。

这一切都是科技促进的结果。上世纪60年代，彩色电视成为一个普及平台，一些举世闻名的巨星抓住机会，开始勇敢分享体育之外的个人见解。

遗憾的是，当时的世界还未做好准备。阿里陆续被美国各州吊销拳击执照，个人护照也被剥夺，在事业黄金期无缘赛场；金尽管屡次夺冠，获得的奖金依旧少于同等男运动员；史密斯和卡洛斯被从奥运会遣返，蒙受羞辱。运动员们做好了改变的准备， 然而整个西方社会却似 乎没有。

比利·简·金（图源：Britannica）

之后的几十年仍未有多大改观。就在5年前，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 (Colin Kaepernick) 在比赛开始奏国歌时跪下，抗议全社会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对有色人种的暴力，遭到唐纳德·特朗普的批评，和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雇主的排挤。

直到4年后才迎来转机。去年夏天，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让卡佩尼克事件重回台前。卡佩尼克的赞助商耐克公司素来明察舆情变幻，选择支持运动员，没有站在NFL或美国总统那边。不仅如此，耐克的股价还迎来上涨，证明公众逐渐意识到，运动员可以在社会运动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去年8月中旬，NFL终于做出让步，联盟委员罗杰·古德尔说，“卡佩，要是当年我们愿意听你说就好了，你下跪是为了什么，你想让大家去关注什么。”

大西洋另一侧也出现诸多让步的声音。22岁的英格兰足球运动员马库斯·拉什福德 (Marcus Rashford) 要求在疫情期间为弱势儿童提供食品券，最终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被迫顺从；1个月后，英格兰板球运动员爱波妮·莱因福德-布伦特 (Ebony Rainford-Brent) 满怀激愤，呼吁板球领域的种族平等，获得大片支持。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向足球运动员们发起请求：“请做出贡献，接受减薪，发挥你的作用。”利物浦队队长乔丹·亨德森 (Jordan Henderson) 随即响应，发起一项基金，让英超球员捐赠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相关项目。2020年6月，曲棍球运动员达西·伯恩 (Darcy Bourne) 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外，手持标牌，上面大写字母油漆未干：“停止种族歧视还需要辩论？”短短几天内这张照片就疯狂传播，成为夏季抗议活动的标志，很多名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包括《时尚》英国版主编爱德华·恩宁弗和马丁·路德·金三 世。

无论是体育，还是整个社会，都急需进行 深刻的自我审视 。

为什么是现在？

是什么让卡佩尼克的角色从社会弃儿，到受害者，再到英雄？为什么一夜之间，英格兰足球、板球、曲棍球和其他运动员纷纷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代表？

首先，2016年到2020年这4年间，一个新生代在默默成长，在政治方面从领悟到主动发声，其中就包含不少杰出体育明星。我长大的时代，模糊乐队 (Blur) 和绿洲乐队 (Oasis) 酗着酒，在流行唱片榜一路攀升；但这代 英国年轻人看到 的是说唱歌手Stormzy身穿米字旗防刀背心，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作为头牌亮相。他们被迫生活在财政紧缩、脱欧和新冠病毒中，对老一代人感到失望，自然不乐意对其言听计从。5年前，拉什福德自己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今天，卡佩尼克激励了他和很多运动员效仿下跪示威的动作，不止在英超内部，还影响了全世界。

年轻一代在政治上立场强硬，精力充沛，60年前就已如此。然而，让他们遭到打击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大众普遍对统治机构深信不疑。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从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77%，暴跌到2021年4月拜登总统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