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说新语》是一本关于法律历史和法律文化的学术随笔，如作者陈新宇教授所说，“乃一种养心和自由之作”。这本书延续了作者在原有作品《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中的旨趣与关怀，也继承了其一贯的文风与文采。读这本书，使人不觉进入一种读史的意境：宁静的夏夜，一点烛火，清风徐来，在娓娓道来的篇章中，看历史风云变化，与古人对话神游。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知识，法律是一门世俗的事业，也许正因为如此，法律人才更需要读史。“只有真正理解历史的人才能清醒地认识当下，而唯有真正关心当下的人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法律人通过读史，可以更清楚地认知法律这门技艺的起源和传承，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当下和未来的法治道路。
读史的意义之一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当下法律政治发展。一切当下，皆会成为历史，同样，一切历史，也都可以映照和反观现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在面临现实选择时，有时候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会带给我们别样的启示。
在《新旧问题：大清新刑律百年祭》中，作者描述了围绕新刑律制定过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议，刑法制定过程中立法者的革新与妥协，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关当事人态度和立场的前后变化等。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关节点，重大的立法务必严肃谨慎，要在传统与现代、理想模型与本土问题之间，寻求一种精致的平衡与兼顾。
在《妇女呈控：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的诉讼策略》中，作者提供了解读这个晚清奇案的另一种思路。这起扑朔迷离的冤案最终能得以昭雪，原因之一是控告者选择了理性的诉讼策略：申诉者并非杨家的男性，而是叶杨氏和杨詹氏两位姑嫂女子，但妇女在当时被列为限制诉讼行为能力人两个本该在家相夫教子的弱女子，打破常规的诉讼策略，使得法官、舆论乃至朝廷形成了一种“连女子都不顾礼制而呈控，恐怕确有冤情”的印象。透过这种分析，启发我们用更周全和理性的态度分析现实法律现象。
读史的意义之二在于：读史可以让人更为深刻地理解法律。在《陈说新语》的法史叙说中，通过时空的转化，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让读者体会到了法律的理智与温情。
在《法与名分——从汉代一起子杀继母案谈起》中，一个叫防年的人杀死了自己的继母陈氏，起因是陈氏杀死了防年的父亲。地方官不知如何处理，于是把它提交到了汉文帝那里，汉文帝素来以孝治天下，他本人还是二十四孝中的主角之一。这个案子的困惑在于：防年杀继母乃是逆伦不孝，但他杀人是在替父报仇，在当时这种复仇行为又符合孝道，那么，防年到底是孝还是不孝，他的杀人行为到底构成大逆重罪还是普通杀人罪呢？朝堂之上，汉文帝沉吟许久，突然把目光转向太子，12岁的刘彻，即后来留名青史的汉武大帝，刘彻略加思考就给出了让人称赞的结论：继母本非血缘上的母亲，是因为父亲娶她的缘故才取得了母亲身份，继母行为不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从杀人这一刻起，继母与继子之间已经恩断义绝，因此，防年杀人并非以下犯上的忤逆重罪，只是一个儿子替父报仇的普通杀人罪。这个故事，可能涉及到“亲亲、尊尊”“重罪十条”，涉及到礼法结合、伦理与刑律相统一等内容，通过这个故事，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古代中国法律的独特气质。
在《海瑞骂皇帝案的审判艺术》中，海瑞通过其著名的《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沉迷道术、不理朝政，言辞非常尖锐，甚至引用了百姓评价皇帝年号的段子“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如此大逆不道、顶心顶肺之言论，自然引来皇帝大怒，下旨将其下狱治罪。然而，海瑞并没有因此而招致杀人之祸，反倒在嘉靖驾崩后很快出狱，原因之一在于主审该案的刑部尚书黄光升的正直和智慧。由于当时的《大明律》对于臣工骂皇帝并没有如何定罪量刑的具体规定，因此需要“引律比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类推”，黄光升援引比附的是“骂祖父母、父母”的条款，按照这一条款，处罚应为绞刑。为避免这一结果，黄光升可谓大费苦心，史书记载：“光升委曲平停，求生法外，寓生法内，良亦有独苦者”。关于该案，黄光升的思路和逻辑是：一方面，海瑞骂皇帝，在法律上等同于儿子骂父亲，应当定罪，但另一方面，根据《孝经》，父亲有不义行为时，儿子有谏争之责，如《孟子》所谓“不孝有三”，其一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也就是说，儿子看到老子在行不义之事，如不批评不阻止，这才是真正的不孝。因此，海瑞的行为虽然触犯了律法，但却具有伦理的正当性，应从轻发落。显然，通过娴熟的春秋决狱司法技艺，黄光升保住了海瑞的性命，在大明朝司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本书主要是短篇的法史随笔，它把最精彩和最具有冲突性的高潮部分呈现出来。它用清新的语言进行铺排阐述，说人物，讲故事，引发读者思考，在微言之中阐释了大义。
掩卷之余，看到封底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的一段话，足以对这本书作一个简洁的评价：“这是一本摇曳多姿的文集。不仅是形式的多姿，有对民国旧案的史海钩沉，有对海外史论的评介感悟，有对学术思潮的爬梳整顿，甚至还有致敬绿茵的闲情偶寄。更有趣的是思想的摇曳。一个历史学者的知人论世，透过行云流水的文字，悠然自得地展现出来。这是一本学养丰厚又平易近人的书。无论读者身份是史学同行，还是在校学生，甚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都可以与作者进行亲切的对话，在舒缓的阅读感受中得到安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