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柏林：​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202404-29（总第2684期）

感谢蒲柏林老师赐稿

原文载《暨南学报》2024年第3期，此据作者稿本推送，引用时请以原刊为准。

▼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记梦诗历来是陆游研究的重点，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影响之广可谓空前绝后。近年来，研究者一洗主题内容先行的论调，如周剑之从叙事的角度揭示了诗歌记梦传统的叙事特质，伍晓蔓借用荣格心理学的框架探讨了陆游的情结、自我形象等问题 ^[1] ，为此话题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激昂忧愤的爱国热忱与好“事”的表达特点实乃陆游乃至南宋中兴诗人的共性，笔者想继续追问的是：陆游为何好以诗记梦，却极少在其他文类中涉及？背后有何种诗学理念激发着他的记梦写作？

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的缺席，实为三重遮蔽的结果：以作家论，陆游的词名、文名长期为诗名所掩；以文类论，诗歌在文学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就文论而言，研究者在现代学术系统化的理论追求，往往重视议论相对集中的诗话、论说文，而忽视散见于作品中的经验总结。文学语言是有意味的形式，对体式的选择必然是某种理念的体现，作者本人的经验表达尤应得到重视。陆游在七十九岁所作《孤学》诗中提出“夜梦验工夫”的命题，便可视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然而，尽管元人盛如梓早已指出此语“有益学者，宜玩味” ^[2] ，历代读者对此语始终缺乏系统性的阐释，即如于北山指出陆游此时多作论诗言志之诗，亦未举此例 ^[3] 。

此语不啻解开陆游缘何以诗记梦的一把钥匙，也能澄清陆游在记梦文学发展中到底有何重要作用。随着梦科学的进步和资料库的完善，今日研究者不仅能够跳出前人对陆游记梦内容的简单争论，进一步科学地辨析其生成、制作过程，更有条件将记梦母题置于“远读”的视野中宏观考察。因此，本文拟澄清陆游如何认识并书写“夜梦”，又为何能够“验工夫”，进而追问诗歌表现在记梦传统中的地位与记梦作品的文学理论意义。

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 ^[6]

此言明确总结了宋人心目中的两类诗本、诗料。记梦实为记事之一类，真实存在的梦自然也是“事”。陆游《异梦》一诗前三联记述自己“重铠奋雕戈”的山中异梦，尾联以“此事终当在”收结即是明证 ^[7] 。又如以“即事”为题的诗中多言及梦，《纵笔》其四、《昼卧》等诗更是连用“梦事”，均指向宋人泛事观念下“事”与梦的归属关系。

同是中兴诗坛大家的杨万里也极爱谈“诗本”“诗材”“诗料”，但他往往单纯指代自然风物，而陆游的“事”多少带有“老清客”的人文色彩，这正是诚斋体与剑南诗的一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更接近于刘克庄所谓“风人之诗”，陆游所作则是带有更多江西宗派色彩的“文人之诗”。与之相应的是，杨万里认为作诗无需劳苦，因为天然存在的于外部世界的诗料自会来到诗人身边，而陆游则认为诗料虽然俯拾即是，“苦吟”也无可避免，此间差别正以二人对诗料的认知为根基。

职是之故，杨、陆关于记梦诗的创作态度迥乎不同，但殊途同归地打破了梦中作与狭义记梦诗的界限。杨万里集中的记梦诗除《梦亡友黄世永，梦中犹喜谈佛。既觉，感念不已，因和梦李白韵以记焉》二首外，均属于梦中作 ^[8] 。如《梦种菜》自序云“梦中得菜子菊花一联，觉而足之” ^[9] ，与《记梦中红碧一联》同属醒后补足梦中之作的情况，《二月十一日夜，梦作东都早春绝句》《梦作碾试馆中所送建茶绝句》 ^[10] 及《记梦》三首更是单纯的梦中作。作为记梦诗的特殊类型，梦中作的特点是，诗人声称作品乃梦中所得，无需费心为碎片化的梦境建构事理机轴，正符合杨万里“好诗排闼来寻我”（《晓行东园》） ^[11] 的诗料观念。杨万里完整的梦中之作均是短小的绝句，创作频率及文体形态均符合梦事的实际情况。换言之，杨万里偶一为之的记梦作品源于他得之天然、不假修饰的诗料观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陆游记梦诗多达122题150首 ^[12] ，其中的梦中作往往完整，甚至不乏长篇。毋庸讳言，陆游的记梦诗作包含大量后期加工的心血，这与其拾得诗料仍需苦吟的诗学观念密不可分。在日常化的背景下，梦境作为白日时空的延伸，是实践工夫之所，为诗人提供了更多推敲契机，梦中作也不再单纯呈示灵感交会所得文本片段，进一步与狭义的记梦诗合流。反观本应有更强叙事能力的文类，陆游反而多用梦意象，鲜有完整的记梦作品。据笔者统计，陆游集中仅有记梦词一题二首（《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唯《入蜀记》卷三曾录赵先生梦阴翁等事 ^[13] 。作为斋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梦”本是夜夜存在的无意识现象，《老学庵笔记》却不记梦事，《斋居纪事》更无一“梦”字。以上种种，均说明陆游的记梦诗创作是特定诗学观念下有意为之的实践。

然而，文学遗产的积累并不匹配日常化创作观念的深入，南宋诗人能接触到的前代记梦文学作品虽然包含诸多体式，不过大致不出灵异仙道之事。左传梦占的叙述策略，庄周之梦的精神养料，六朝志怪的怪奇之梦，亦属一代之文学，唐人传奇如《枕中记》屡屡化为典故被宋人使用，以传达功名富贵之慨。具体到诗歌，唐人之梦多逃离尘嚣，遁入仙界，王勃《忽梦游仙》、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钱起《梦寻西山准上人》、卢纶《同吉中孚梦桃源》、丁泽《上元日梦王母献白玉环》、常建《梦太白西峰》等作俱是如此，与游仙诗传统紧密关联。题作《记梦》者，首见于韩愈，其诗以“夜梦神官与我言”开篇，极写游仙所见光怪陆离之事，尽显中唐七古尚奇之风。全篇虽以“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 ^[14] 作结，被评注者认定为辟仙之寓言，但它的章法与时人无二。杜甫《梦李白》以梦怀人，孟郊《梦泽中行》以梦咏怀，皆不沾仙事，确为人间之梦的嚆矢。

至于宋代，日常经验书写渐臻成熟，但作为无意识的自留地，北宋作家的记梦之作即便关怀现实生活，也往往需要借助神异氛围渲染梦境。在南宋文人瓣香的近代名家中，欧阳修曾以骚体作《述梦赋》续宋玉高唐之梦，其实是在怀念亡妻胥氏，极力铺写出思念情感的真实性和梦境的虚幻须臾之间的巨大张力，一唱三叹而含蓄蕴藉，正合六一风神。作为江西诗风的不祧之宗，黄庭坚所作《录梦篇》被归入“楚词”类，全篇以春日入眠起凡，叙遇帝、观玄之经历，以梦醒作结，亦是典型的游仙之梦。与此同时，在元祐诸家笔下，王安石《梦张剑州》《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等借梦怀人之作已伴随杜甫的经典化而成为常见题材，诸多《梦中作》也在涵养炼字的诗学态度中诞生。欧阳修偶一为《梦中作》，尚是能够口占的七言绝句，至于元祐、江西诸子，集中不但出现梦中之作，他们甚至能在梦中次韵唱酬，黄庭坚《梦中和觞字韵》即是其例。可见，北宋人长期处于诗歌写作创新的焦虑中，因难见巧的风习已然内卷到了无意识的梦境。记梦诗歌因其形式上具备带着镣铐舞蹈的性质，相比其他文体的记梦作品遂有特殊之处。

随着日常书写的推进，梦的神秘性被大大削弱。虽然陆游记梦诗亦多有游仙述异之作，并未割断与传统的脐带，但反映人间现实的作品在集中所占比例大大提升，颇具诗史意义，既有研究者对其记梦诗中爱国情感的关注正应放进这一脉络考察。在陆游的心目中，虽然“功名梦境元非实”（《寄陶茂安监丞》） ^[15] ，但是“梦不出心境，旷然成远游”（《记梦》） ^[16] ，梦游可以令诗人在“枕上三更雨”的局促空间内实现“天涯万里游”（《枕上》） ^[17] ，“梦中身”能够“远游万里才移刻，豪饮千场不忤人”（《记梦》） ^[18] ，大大拓宽了记梦诗的题材表现范围。陆游常以万里之游指称自己的蜀地宦游经历，与现实世界中车马劳顿的倦游情境相比，梦游则是一种高度纯粹的精神体验，且具有私密性。尤值玩味的是《我梦》一诗：

我梦入烟海，初日如金镕，赤手骑怒鲸，横身当渴龙。百日京尘中，诗料颇阙供。此夕复何夕，老狂洗衰慵。梦觉坐叹息，杳杳三茆钟；车马动晓陌，不竟睡味浓。平生击虏意，裂眦发上冲，尚可乘一障，凭堞观传烽。 ^[19]

此诗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其时风格业已成熟，早已深谙“诗家三昧”。前四句叙梦中场景，诗人以壮阔的烟海交代地点，以熔金之初日标明时间，骑鲸、横身等事象愈显胸中豪气。那么，这些充满激情的诗料是如何得来的呢？诗人的思绪转入现实：此年陆游被劾罢官，故有叹于此前耽于案牍以致“诗料颇阙供”，而今胸中的“老狂”内化为壮阔的梦境，为单调的斋居生活提供了诗料，并为最后几句咏怀、言志提供了契机。

总之，陆游对梦的认知正是其记梦创作的基础。由此，记梦诗的取材范围空前丰富，也终于从仙界降临到了人间。

文体形式为偶然事件的联结提供逻辑的外壳，语言的此种形而上学意义在记梦诗中尤为凸显。相比于可以主动拣择的自然风物，梦缺乏完整的事理逻辑，且模糊而短暂。相较于普通题材，如何将这些日常生活的碎片抟成“事境”更考验诗人因难见巧的能力。

陆游曾自言“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20] ，具体到记梦诗创作，其剪裁之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梦境的生成建构逻辑关系，从而由单纯的记事转向咏怀；二是充分开发诗中各部分形式的表达功能，从而让诗境丰富、饱满。

由于梦的灵异性被日常化解构，不可阐释的梦变得可以解析，这激发了记梦主体对因果关系的寻求。陆游提出“梦不出心境”（《记梦》） ^[21] 的大前提，并试图以“想”与“因”解梦。所谓“想”“因”，可溯源至《世说新语》所载乐广之言，大致说来，“想”是形神所接之梦，“因”是形神所不接之梦，这一解梦方式已跳出梦兆的窠臼。但他常常发现这样的阐释是无力的，故《书意》其一云“君知梦境无根底，莫信人言想与因” ^[22] ，其背后正是一种日常化的现实态度。

因果关系的建立成为记梦诗咏怀的基础，陆游不再以猎奇心态单纯复述梦境，而是以此为契机，让抒情、议论介入。以怀人类的记梦诗为例，陆游《古驿》诗中曾言“旧友凋零归梦想” ^[23] ，即“怀人有梦知”（《寄王嘉叟吏部》） ^[24] 之意。《梦韩无咎，如在京口时，既觉，枕上作短歌》一诗中“隆兴之初”“日夜”“有时”“间亦”等语皆属回忆之辞 ^[25] ，并非梦中所见。周剑之认为“情感的抒发、情志的表达，都是以对梦的记述、亦即以叙事为基础的” ^[26] ，此论的确挖掘了宋人有别于前代的言志方式，但若加以追究，有关梦本身的记述只是为怀人之思提供一个切入点。《夜梦与宇文子友谭德称会山寺……乃作此诗》《梦与刘韶美夜饮，乐甚》《梦范参政》《正月十一日夜，梦与亡友谭德称……慨然有作》《梦韩无咎、王季夷诸公》《梦曾文清公》等诗俱是如此。

咏怀品质的注入赋予了记梦诗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表达选择，如何巧用诗歌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陆游的做法是充分利用诗题、诗序、诗注等副文本分割叙事的表达功能，与主情的韵文部分区隔。韵散结合的形式在中唐时已不罕见， “文备众体”之论不仅适用于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对应到诗歌中可转译为叙事、抒情、议论要素，与诗歌由意象、意境转向事象、事境的唐宋变革过程同步 ^[27] 。及至北宋，讲唱文学等外部影响因素已然消失，但韵散结合的形式得以流衍。尽管苏辙《和子瞻记梦二首》、黄庭坚《记梦》、秦观《记梦答刘全美》等北宋记梦诗承继唐代诗传同题但书写分立的传统，诗题简而文本长，但陆游的近代偶像苏轼已为其提供有益借鉴。苏轼文擅各体，均有盛誉，其记梦文学也不限于诗体。若单论记梦诗，苏轼诗集中共有16首，非韵文的叙述部分往往处于诗题、诗序、自注等副文本中。若具论苏轼文集及笔记所收记梦之作与记梦诗的区别，除了整理者的偶然性判断外，未收入诗集的作品所录之梦诗多为残篇。尽管陆游尤以诗人名世，但并非没有高超的叙事性散文写作能力。四库馆臣评其“本工文”，多样化的语体表现因而成为陆游记梦诗写作的主流。

在陆游的众多记梦诗中，除《赵将军》等个例外，读者依据诗题即可明其类属。其中，制题方式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包含完整叙事要素的长题，一种是短题，尤以《记（一作纪）梦》《梦中作》为多。事实上，题目制作方式的差异与书写策略紧密关联，但共同指向陆游记梦诗的咏怀品质。

陆游记梦诗中的长诗题往往包含完整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对象乃至创作情境，如一首七绝题作《余往与宇文叔介同客山南。今年叔介客死临安。十月十一日夜忽梦相从，取架上书共读如平生。读未竟，忽辞去，留之不可，曰：“欲归校药方。”既觉，泫然不能已，因赋此诗》，长达56字，而诗歌正文字数仅为诗题一半：

羁魂憔悴远相寻，髭断肩寒带苦吟。归校药方缘底事？知君死抱济时心。 ^[28]

此诗叙事成分主要由诗题承担，不但概述了梦境的远因、近因、发生时间、经过、醒后效果及创作缘由，甚至直录梦中人物之言。全诗第三句转折，点化梦中语，结以人物赞论，乃七绝正格，事实上具备议论性。通观全诗，这并非单纯的记梦之作，更有因梦“泫然不已”的忆人感怀效果。诗题交代旧谊及客死事件，为梦境建立了因果联系，也让回忆画面进入记梦之作变得理所当然。除此以外，《正月十一日夜，梦与亡友谭德称相遇于成都小东门外，既觉，慨然有作》《宇文衮臣吏部，予在蜀日与之游，至厚。契阔死生二十年矣。庚申三月忽梦相从如平生，怆然有赋》《九月十四日夜，鸡初鸣，梦一故人相语曰：“我为莲华博士，盖镜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暂为之乎？月得酒千壶，亦不恶也。”既觉，惘然，作绝句记之》等作均是与之相似的长题七绝。作为“副文本”的诗题字数已远超正文，并已达成“记梦”的目的，韵文部分则是对题中“泫然不已”“慨然有作”“怆然有赋”“惘然，作绝句记之”“怅然有赋”“慨然感怀”等语的真切回应，体现了诗歌韵文部分仍然主情的本质特征。

与之相比，短题记梦诗因叙事要素的缺失更符合常人对梦境缥缈迷离特征的认知，但其创作态度的真诚性也因此受到质疑，如赵翼认为“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 ^[29] 。首先，一些记梦诗包含超出日常做梦经验的因素，如一首《记梦》诗云：“信命从来不问天，经旬无酒亦陶然。梦为估客扬州去，《水调》声中月满船。”此诗语本苏轼《金山梦中作》和杜牧《扬州三首》其一，并自注云：“炀帝凿汴渠成，自造《水调》。” ^[30] 呈现出清晰的互文层次，与逻辑碎裂的梦境体验相悖。其次，现代科学已证明，一般人的做梦频率会随着身体衰老而下降 ^[31] ，但陆游的记梦创作贯穿一生，加之其屡屡抒发难眠之慨，梦境的真切性便惹人生疑。最后，陆游径题为《记梦》而无任何具体创作过程描述的作品便有18題22首，或以组诗形式出现，与以咏怀为旨归的无题诗具有相似的形式的特征，十馀首《梦中作》更是无须兼顾叙事性的无题之作。以其中一组《记梦》为例：

少日飞扬翰墨场，忆曾上疏动高皇。宁知老作功名梦，十万全装入晋阳？

老来百事不关身，北陌东阡一幅巾。忽梦行军太行路，不惟无想亦无因。 ^[32]

二诗以议论、回忆为主，缺乏梦境具体描述。其一“少日”“忆曾”均是回忆的标示词，后半仍以“宁知”转入七绝的议论程式，直抒胸中之慨，其二亦以梦为论。二例若非题作“记梦”，只能定性为普通的涉梦诗。

然而，记梦之作的吊诡之处在于：作者既要“记”梦，又不能将梦中之事勾画得过于清晰以致失去梦的朦胧特质。对此，陆游的记梦诗着重从两个方面催化了诗与梦的融合。

其一是借助游仙传统和诗歌建筑美的特征强化空间表现而淡化时间因素。不管是脑神经科学领域的客观研究，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得来的主观经验，要记住梦境的事理逻辑是极为困难的。陆游尊崇的前贤苏轼曾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33] ，其友范成大亦谓“事如梦断无寻处”（《代圣集赠别》） ^[34] ，西哲巴什拉亦谓：“我们在天亮时能够找回的只不过是夜间生活的一些碎片而已”，“关于梦的变化，我们仅只记得场所” ^[35] 。因此，忠实于梦境的叙述应当以视觉型空间表现为主 ^[36] 。陆游记梦诗往往在诗题或开篇点明梦境对应的场景，《舟中记梦》《梦中行荷花万顷中》《梦蜀》等作题中的场所俱为空间标识，而《自春来数梦至阆中苍溪驿五月十四日又梦作两绝句记之》《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等作中的时间俱为创作时间，避免了因确切的纪时而与忆旧之作含混。陈平原曾指出中国古典小说“重场面轻过程、重细节轻故事” ^[37] ，这也同样适用于陆游记梦诗。

陆游大部分记梦诗皆在开篇交代场景，不管是早期《赵将军》的“我梦游太华，云开万仞青” ^[38] ，还是晚年《记乙丑十月一日夜梦》其一的“梦里江淮道上行” ^[39] ，不管场所是实是虚，或缥缈仙界，或渭蜀故地，这一继承游仙诗传统的“梦起觉收”程式虽被纪昀认为“布格太平，遂令豪语俱为减色” ^[40] ，唯其如此，方能神游梦境，带领读者步入有限意义域。又如《梦游山水奇丽处，有古宫观云“云台观”也》一诗以“神游忽到云台宫，太华彩翠明秋空”开篇，前面数句皆梦中所见场景，“曲廊下阚白莲沼，小阁正对青萝峰”等联密集地嵌入地名，体现了陆游善属对的诗歌特质——事实上，梦是无序的，诗人旨在寻找瞬间、创造瞬间 ^[41] ，梦中所历场景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而有经验的诗人尚须将这些梦中的空间碎片放进整饬的诗歌形式中，陆游的对仗功力则自不待言。从“穷搜未遍忽惊觉”一句起，诗篇转入述怀，直抒“小臣昧死露肝鬲，愿扈銮驾临崤潼” ^[42] 之情。

其二是借助诗题、诗序、自注等副文本明确呈示创作过程。相比于前代诗人笼统的记梦创作，陆游的记梦诗细致记录了作品生成的环节：如《九月六夜，梦中作笑诗，觉而忘之，明日戏追补一首》《夜梦与数客观画，有八幅龙湫图特奇，客请予作诗，其上书数十字而觉，不复能记。明旦乃追补之，亦仿佛梦中意也》《梦海山壁间诗，不能尽记，以其意追补》《甲子岁十月二十四日夜半，梦遇故人于山水间饮酒赋诗。既觉，仅能记一二，乃追补之》等诗明确表明自己已忘记所梦，只能“追补”；《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梦宴客大楼上，命笔作诗。既觉，续成之》则说明梦境因不可抗力被打断，只能事后补全；《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病足，昼卧，梦中谵谆乃诵〈尚书〉也。既觉，口占绝句》《梦与数客剧饮或请赋诗予已大醉纵笔书一绝，觉而录之》强调了自己记梦行为的及时性，交代了记梦场景及媒介；《丁巳正月二日，鸡初鸣，梦至一山寺名凤山，其尤胜处曰“咮轩”。予为赋诗，既觉，不遗一字》《梦中江行过乡豪家，赋诗二首。既觉，犹历历能记也》更是自得于梦中无意识创作的成就。总之，这些副文本信息充满了坦白的态度，与其诗歌中特有的豪情、自塑的真诚形象高度一致，也反向证明了《记梦》《梦中作》诸作的无题性质。

要之，陆游的记梦诗创作因其前所未有的体量和细腻丰富的表达策略而独树一帜，这些创作技法既符合“诗言志”的诗歌功能传统，又能从游仙诗的创作传统中汲取养分，诗题、自注、韵文的结构区分也为记梦作品融合无意识体验、回忆、想象提供了形式基础，陆游善属对造境的诗歌特征和激昂真诚的主人翁形象也赋予其记梦诗以浓厚的个人特质。由此，作为诗料的梦被抟成了情理合一的事境。

一种艺术形式一旦因集大成的创作主体出现而成熟，与之相应的创作思想或理论便会在经典化进程中随之丰富、完善。这一过程始于作者本人的长期探索，后代作者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反复巩固其间的原理而使之更具普适性。对于记梦诗而言，陆游无疑是集大成的诗人。然而，由于学界过去更强调南宋诗人对前代经典的接受而非对后世的影响，关于陆游记梦诗的研究也往往强调其思想内容价值，而对其间蕴含的诗学原理缺乏总结。因此，尚有必要以陆游为中心，对记梦诗的文类思想、意义及其影响展开系统考察。

作为陆游晚年偶然却十分关键的经验表达，“夜梦验工夫”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点出记梦诗创作实践背后暗含的诗学理念正是工夫论。那么，陆游所说的“工夫”究竟是什么呢？李致洙将陆游的工夫论归纳为诗内工夫和诗外工夫，前者主要指“谋篇、锻句、炼字、用典、审音辨律等方面”，后者主要包含“道德学问”和“生活体验” ^[43] 。实际上，陆游的工夫论不能脱离宏观的工夫论谱系来谈。尽管唐宋文学中的工夫论存在从儒学框架到禅宗框架的转化，其应用范围也不局限于诗体，但其核心矛盾即道技关系的平衡 ^[44] 。

具体而言，由于梦的无意识特性，相比于其他诗歌从诗料到诗歌的制作流程，记梦诗多了一道内心转换的环节。换言之，外界事物并不直接透过诗人之眼收入诗囊，而要透过心境沉淀，因此心性“工夫”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直接决定了记梦之作的品质。既然工夫论要协调文思的偶然性与文法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试图“通过后天的一系列修炼步骤使人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从而使创作的文思活动必然地合乎文章的法则” ^[45] ，那么无意识的梦境自然可以检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

从诗外工夫的角度来谈，不平则鸣的创作动因和修辞立其诚的表达效果皆可纳入这一框架。在这一方面，陆游主要受孟子、韩愈以来的儒家论说影响，强调存养的工夫，并外化为爱国、怀人等题材表现。

就创作动因而论，胸中存养的浩然正气要通过不平则鸣的方式抒泄。《眉州驿舍睡起》一诗云：“澹然得高卧，睡思极清美。心平了无梦，惊魇何自起。” ^[46] 可知，陆游认为梦境安稳与否是生存状态的内在反映，铁马冰河之梦是不平则鸣之作，因而“枕上屡挥忧国泪”（《送范舍人还朝》） ^[47] ，否则便是《初夏新晴》所谓“梦魂安稳觉心平” ^[48] ，二者实乃一体之两面。清人贾臻《读放翁诗》评其“奇想结梦寐，快意泄肺腑” ^[49] 正是着眼于此。梦的补偿功能可以平衡有意识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偏颇或紧绷，这也是记梦创作与不平则鸣诗学思想的内在关联。

就表达效果而论，梦也是“修辞立其诚”的言说方式，是真挚情感的试金石。不管是醒来时真实留存的梦境碎片，还是为保持叙事完整性而杂糅想象、回忆的再创作，其表达内容皆可视作诗人主体意志的展现。忧国和怀人题材的记梦诗表现得尤为显著。研究者历来关注陆游记梦诗中的忧国表现，这固然是其特色，但倘若不将它至于完整的记梦诗学思想中考察，其意义便被局限。宋人已有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的认知，平居时的一腔热忱倘若出于真心，自会形诸梦境。《宋元明诗三百首》评《楼上醉书》“中原”三句曰：“题托之醉，时托之梦，实系一片忠爱之心，顿挫出之也。” ^[50] 可见，即便读者认为诗人设定的醉、梦背景皆是托辞，也不影响其感人肺腑的表达效果。

从诗内工夫的角度看，夜梦所验之“工夫”主要是江西宗派着力强调的做诗工夫。陆游终生服膺吕本中、曾幾等江西前辈的“活法”之说，其主要精神依莫砺锋师总结包含“熟参句律而不为诗律所缚（即‘勿参死句’）”和“须待诗歌艺术修养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求透彻的悟入（即‘换骨’）” ^[51] 两点，而“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52] 、“六十馀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其二） ^[53] 等表述更是将以上两点纳入了“工夫”的范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陆游同样深信，足够的修炼便能将破碎的诗料构筑起完整的诗境，甚至能在梦中写作对形式要求极为严苛的诗歌。

作为特殊的诗类，记梦诗本身便蕴含调和道技关系的条件。一方面，梦境的生成乃至梦中作不出心境、源于生活，但其创作的偶然性足以回避江西宗派资书之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平日里道与技两方面的工夫涵养，梦中必不会有奇思，更不会有妙句。黄庭坚曾评价庾信、谢灵运等人有意为诗而过于在乎工拙，但陶渊明、杜甫无意为文，不烦绳削而自合，更臻化境。无意识的梦境自然更是无意为诗的绝佳创作诗料与诗境。

梦中作诗是诗内工夫的至高表现。正如江西诗人韩驹所说，学诗经由熟参的工夫而悟入，最终能够达到“一朝悟罢正法眼，信守拈出皆成章”（ 韩驹《赠赵伯鱼》） ^[54] 的境界。那么，在极端的无意识创作中，诗料本身是反逻辑的碎片化状态，若能在梦中得到完整诗句乃至诗篇，工夫之深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梦中情境会随着人脑的苏醒转瞬即逝，因为做梦是经历长期进化过程的适应机制，健忘的特性旨在避免混淆梦境与现实经历 ^[55] 。而冲破种种阻碍得以生成的梦中之作遂得神助之效，是集天然与人工之长的诗料，拾得即可。陆游强调“不遗一字”“历历能记”的作品也常常包含工对，且晚年不减反增，呈渐老渐熟之态，正是工夫所到之处。对于这类作品，陈衍曾评《六月二十四日夜分，梦范至能、李知几、尤延之同集江亭，诸公请予赋诗，记江湖之乐，诗成而觉，忘数字而已》曰：

宋人诗，如有神助者四首。永叔、君谟、子瞻及翁，皆梦中作。鬼神及梦，皆吾所不信。举之者，以四诗之高妙，为四君平生所未曾有，读之辄令人神往不置也。 ^[56]

陈衍的态度与朱梓、冷昌言等人的评论如出一辙。读者虽然“不信”其实，但认可了诗歌的艺术效果，无意识的梦与有意识的积学储思在诗学经验的意义上得以融贯。陆游《跋东坡诗草》称赞苏轼“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 ^[57] 一联奇而严，恐怕正有这一因素。

尤值一提的是，陆游记梦诗中不乏“梦中了了知是梦”（《记梦》） ^[58] 、“每见明知是梦中”（《三二年来，夜梦每过吾庐之西，一士友家观书饮酒，方梦时，亦自知其为梦也二首》其一） ^[59] 和“梦中亦复知是梦”（《记梦》） ^[60] 等做梦者自知在做梦的例证（即清明梦 ^[61] ）。根据近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清明梦形成的关键在于强烈的记梦动机，熟悉自己的梦境是察觉的基础。因此，这不但说明陆游对梦有着现实的认知态度，还意味着长期开展的记梦训练已令工夫达到炉火纯青之境。

随着理学在南宋后期被定于一尊，辞章之文的地位式微。然而，在程朱一派以性理为核心的诗统中，“夜梦验工夫”的命题由于同时融合了诗内外的工夫，某种程度上调和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理学家否认诗歌人为的形式上的技巧，因而尊古抑律，恰与刻意锻炼的江西宗派、江湖诗人相反。然而，记梦可以将人工形式纳入无意识的框架，并赋予性理上的合法性。程颐曾说：“人于梦寐间，亦可以卜自家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62] 事实上，陆游“验工夫”之命题与其自有思想渊源，而到了清人孙奇逢编纂《理学宗传》，则以陆游此诗注释程子语录，实现了诗文与理学的互渗。

以工夫论的视野考察陆游对梦的认知及其创作技巧，一套关于梦的诗学体系呼之欲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记梦诗虽以陆游为大宗，但客观说来，陆游的记梦诗创作已发展到极致，后代诗人的相关创作均是沿着他的创作方式细化、深化，记梦诗也并未因此成为记梦文学的绝对主流。陆游记梦诗及其背后“夜梦验工夫”的诗学理念与后代文学创作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记梦诗成为异代之际遗民诗人抒泄愤慨的重要手段，如宋末林景熙《梦中作》四首自注其诗乃记元兵发掘宋陵而遗民痛愤搜求先帝遗骸之事，然而“在元时作诗，不敢明言其事，但以梦中作为题” ^[63] ，进一步明确了梦中作的无题性质等作。

第二，后代诗人沿用了在诗题等副文本中勾勒创作过程的手法。如杨士奇《夜梦与故冕庵胡公泛舟，自鸥江至鹭洲。对酒联诗，公起首句，余续第二、第三句，公续第四、第五句，余复续第六、第七句，公结末句。既觉而忘第五至第七三句。怆然怀旧，因补之如左》一诗将诗歌创作环节勾勒得极为细致，但读者只会对这样的记述产生更大疑问。五律虽难工，但杨慎《星回之夕，梦一美丈夫自称宋玉，谓余曰：“公独无诗赠我乎？”梦中作一首四句，觉后续之》一诗非但以宋玉扬己，此诗前四句“文藻三闾并，幽怀《九辩》知。云为巫峡赋，雪作郢中词” ^[64] 俱为工对，颇有炫才之意。

第三，《红楼梦》中香菱学诗，“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不能做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 ^[65] ，将故事推向高潮，直接涉及到了“夜梦验工夫”的诗学经验。清初“家剑南而户石湖” ^[66] ，黛玉指点王维、李杜、陶渊明等六朝诗人之门径，亦即工夫次第之论述。

不难看出，随着陆游作品经典化，其记梦诗创作与整个记梦文学传统皆有重要联系，但以上三点影响均包含特定的接受群体。或有异代兴亡之痛，或有因难见巧之癖，或是特定的诗学讨论，作为创作限制极多的文学类型，记梦诗可谓一流诗人竞技的磨刀石，也注定曲高和寡。随着江西诗潮的褪去，中下层文人登上文学史舞台，“夜梦验工夫”及其对应的梦的诗学也最终成为古典诗歌的昨日旧梦。

程千帆先生曾指出，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还要关注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一论断影响颇广，但如何操作依然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就记梦诗研究而言，如果说“工夫论”更趋近于前者，挖掘记梦诗创作背后的理念则是关乎后者的实践。诚然，借助某种外部的理论或话语“解析”记梦诗，自能揭示丰富的意涵，但问题在于，作者意图、文本技巧与读者接受难以同时置于其间，以致割裂而片面，难以建构起整全的文学空间。因此，最有效的理论建构方式仍应从作品回到作品，从文本中抽绎其中的原理，而非以理论比较、阐释、嫁接理论，否则势必因水土不服带来橘枳之变。

以诗论艺也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形式，创作者用诗的形式道出了创作的经验，从而转换为关于文学的理论。然而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将重点放在《文心雕龙》《原诗》等具备系统理论外衣的著作，或是努力从诗话、评点等印象式批评中归纳出“理论”，却忽略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与理论阐发质性杂糅的客观样态。殊不知，即便体大思精如《文心雕龙》，其谱系构型依然是非系统性的，篇与篇、类与类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联与清晰的概念边界，实质上是经验聚合的外化形式。

吴兴明先生总结云：“中国文论知识系统的建构是实质性的，而非推论性的；它不是基于规范的理论陈述，而是基于对具体作品、创作经验的体悟、领会的总结和提升。” ^[67] 陆游“夜梦验工夫”的命题本身也只是一种经验判断。经验判断并非先天落后于层层推进的逻辑推衍，前者的优势在于直觉穿透，但现代学术阐释则要求将经验背后的道理说清楚。在现代学科背景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解决的是怎么表达的问题。换言之，必须落实从游思到笔端的具体技巧。一切关于文学“思想”的哲学化研究和与“背景”的历史化研究都应回归文学本位的内部研究，归纳总结作者、作品与读者要素混融一体的诗学观念、表达方式及影响效果。面对前代作家留下的大量经验表述，如何更好地知人论世，又如何以意逆志，尚有广阔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