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社会事实”正好相反。现如今，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一种方法，是以幸福为标尺，将一个人在这棵“期望人生”之树上攀爬的实际高度与这棵树本身的高度进行比较，爬得越高代表越幸福，人生就越成功。可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使用的任何标尺都不是严格垂直的；换言之，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标准，甚至不知其存在与否。幸福若被等同于物质财富，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对应于人生之树的某处；幸福若被等同于精神成就，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则对应于树的另一处。若将家庭和睦作为幸福的标准，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若以激情之爱或聪明睿智为标准，结论又不一样。所有这些标准的角度都不同，这使得它们总体上互不兼容。并且，我们总是将这些不是由我们创造的标准误当成自己的标准。值得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分枝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结点上做出自己的决定。(摘编自本书)
#书蒲团#
鲍曼：我曾写道：“早在我们努力争取(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自我’)之前，我们的身份就早已被定义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从某种“社会原始空白”中开始努力的。
我们出生在一个不容更改的特定时空，同时也出生在一个由（并非我们亲自选择的）父母预先确定的特定社会等级之中。总的来说，这一处境限制了我们切实可行的选择数量。我们从一个地方出发比从另一个地方出发，更容易抵达既定目的地。引用一则爱尔兰笑话：一位司机停下车来问路人如何从这里去都柏林，路人回答说：“要去都柏林的话，我不会从这里出发。”这个幽默笑话揭露了一个荒诞而残酷的现实。
将确定和自我创造——或者更笼统地说，将恒定和自由——对立并置的做法，令我感到不安。两者是衡量人类状况的参数，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潜能，既赋能又去能。两者注定要合作共存——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
人生路线的两个维度，它们需要被绘制在两条垂直的坐标轴上：一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它是一个人无法左右的种种因索的累积，我们既不能改变之，也不能令其消失；另一个维度可以概括为“性格”，它是一个人原则上可以改进(也可以拒绝或疏于改进）的主观资产和负债。可以说，命运带来了一系列人生选项，这些选项对一个行动者敞开大门，却对另一个行动者封锁或禁人；命运在现实与不现实的选项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行动者的性格负责在已经确定的各种现实选项中做出选择——它时而也促使人们去争取一个不太现实的选择(不过，由于智人的基本理性，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偶有例外)。
两个因素相互配合，设计出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把人生之路的全部责任完全归结于一个因素，而对另一个因素的贡献视而不见，是一种严重误导。由于两个因素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它们都不会产生“必然性”。最大程度上，每一个因素都在重新分配人们做出不同选择的概率。
关键在于，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命运和性格的影响相互交织。两者的区别并不与“外在”对“内在”、“物质”对“精神”之类的二元对立相重叠。总的来说，命运并不对应着自我构成的“客观”成分或向度，性格也并不对应着自我构成的“主观”成分或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之间的交织更加紧密。在自我构成的终生劳动过程中，命运与性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宛如画布上用同一根纱线织成的经线和纬线。命运抵达行动者，不仅是作为一种外来力量，而且（可能主要）作为已被加工成一套人们所采纳乃至内化的预设和偏好。用恩斯特·布洛赫(编注：德国当代哲学家)的话讲，这套预设和偏好哪怕只是一种“预期”，“尚未被人意识到”，也已然在行动者的思维中牢牢扎根；正如布洛赫在区分“参与式”理性与单纯的“沉思式”理性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思考意味着超越命运，从而超越现状。众所周知，性格也极大地影响着命运作用于行动者身上的形式和内容，故而往往被行动者视为命运。
自我构成的劳动永不止息。我认为，对自我构成的描述，相当于想象一连串的当下时刻，每一刻都正在将人们所预期的未知未来回收至过去，后者是由参与式理性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构成的。
鲍曼：我曾写道：“早在我们努力争取(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自我’)之前，我们的身份就早已被定义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从某种“社会原始空白”中开始努力的。
我们出生在一个不容更改的特定时空，同时也出生在一个由（并非我们亲自选择的）父母预先确定的特定社会等级之中。总的来说，这一处境限制了我们切实可行的选择数量。我们从一个地方出发比从另一个地方出发，更容易抵达既定目的地。引用一则爱尔兰笑话：一位司机停下车来问路人如何从这里去都柏林，路人回答说：“要去都柏林的话，我不会从这里出发。”这个幽默笑话揭露了一个荒诞而残酷的现实。
将确定和自我创造——或者更笼统地说，将恒定和自由——对立并置的做法，令我感到不安。两者是衡量人类状况的参数，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潜能，既赋能又去能。两者注定要合作共存——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
人生路线的两个维度，它们需要被绘制在两条垂直的坐标轴上：一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它是一个人无法左右的种种因索的累积，我们既不能改变之，也不能令其消失；另一个维度可以概括为“性格”，它是一个人原则上可以改进(也可以拒绝或疏于改进）的主观资产和负债。可以说，命运带来了一系列人生选项，这些选项对一个行动者敞开大门，却对另一个行动者封锁或禁人；命运在现实与不现实的选项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行动者的性格负责在已经确定的各种现实选项中做出选择——它时而也促使人们去争取一个不太现实的选择(不过，由于智人的基本理性，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偶有例外)。
两个因素相互配合，设计出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把人生之路的全部责任完全归结于一个因素，而对另一个因素的贡献视而不见，是一种严重误导。由于两个因素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它们都不会产生“必然性”。最大程度上，每一个因素都在重新分配人们做出不同选择的概率。
关键在于，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命运和性格的影响相互交织。两者的区别并不与“外在”对“内在”、“物质”对“精神”之类的二元对立相重叠。总的来说，命运并不对应着自我构成的“客观”成分或向度，性格也并不对应着自我构成的“主观”成分或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之间的交织更加紧密。在自我构成的终生劳动过程中，命运与性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宛如画布上用同一根纱线织成的经线和纬线。命运抵达行动者，不仅是作为一种外来力量，而且（可能主要）作为已被加工成一套人们所采纳乃至内化的预设和偏好。用恩斯特·布洛赫(编注：德国当代哲学家)的话讲，这套预设和偏好哪怕只是一种“预期”，“尚未被人意识到”，也已然在行动者的思维中牢牢扎根；正如布洛赫在区分“参与式”理性与单纯的“沉思式”理性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思考意味着超越命运，从而超越现状。众所周知，性格也极大地影响着命运作用于行动者身上的形式和内容，故而往往被行动者视为命运。
自我构成的劳动永不止息。我认为，对自我构成的描述，相当于想象一连串的当下时刻，每一刻都正在将人们所预期的未知未来回收至过去，后者是由参与式理性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