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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中国的器物，需要懂点儿中国哲学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4-12-09 08:30

正文

前段时间，李子柒制作漆器的视频，让中国传统的器物制造又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博物馆里，为雄浑的青铜器、精美的陶瓷驻足，除了工艺之美，那些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哲学理念和美学追求，更是欣赏中国器物的精髓。

下文的作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杭间说：“高雅精美的造物是文化的高度浓缩”，“在造物思想上，中国器物制造一直与传统哲学联系密切”。看来，要想真正地欣赏中国器物之美，还得懂点儿中国哲学呀。

本文摘选自《中国文化之美》，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器物巧美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这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思想凝练和总结，它阐述的关于环境、材料、审美与技巧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在自然经济社会追求和谐共生的体现。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的青铜器、陶瓷、漆器、玉器、珐琅器、金银制品和木制家具等，成就辉煌。

器与物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学问”，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它至少蕴含着以下几种意义：其一，器物的使用功能反映了生活水平，其背后是地理风俗、生活方式；其二，器物制造的技艺显现出科技水平，包括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纺织的等，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三，高雅精美的造物是文化的高度浓缩，例如空间营造的哲学理念、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等。而在世界不同特色的文化中，中国传统的器物无论从使用层面还是审美层面看，都极具独立的意义和美学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从石器到陶器的原始之美

在人类社会早期，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早在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打制粗糙的石器，作为生存的工具或武器。

到距今17000多年的山顶洞人时期，石器的类型已经很丰富了，并且在工艺加工方面已经开始使用钻孔、刮削、磨光、刻纹等技术，其工艺制作不仅初步符合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还出现了装饰的萌芽，体现了审美的需求。

在石器的选材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纹理细密、色泽晶莹的“美石”，就对其进行细致加工，做成装饰品，或随身携带，或死后随葬。玉器工艺由此衍生，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工艺品种。

山顶洞人还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火的应用使以后的各种工艺如制陶、冶金等的发明成为可能，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最早，人类对自然材料的工艺加工，只是外形的改变，而制陶则通过火改变了泥土的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陶器不仅丰富了生活用具，而且增强了农耕生活的稳定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制陶由氏族的共同事业变为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器物制造技术得到提高，品种也有所增加，出现了灰陶、黑陶和瓷土制作的白陶。

中国远古时代的工艺文化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地域特色，例如，北方仰韶文化的彩陶很发达，南方河姆渡文化的雕塑很出色，东部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器以造型取胜。原始社会的工艺已能充分利用各种技术的特点，达到实用与装饰的统一。从纯粹的工具到有意识的审美，中国传统器物制造从此开启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先秦器物的雄浑质朴

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部门。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装饰比较简单，多为单层构图；而后期装饰精细复杂，出现了多层花纹，具有繁缛、富丽、神秘的风格。商代青铜器纹饰多流行想象的神话动物纹，具有神秘、庄严的气氛。这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以及商代青铜器主要应用于祭祀活动有关。

商代的后母戊大方鼎（曾名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鼎身两侧以兽面纹和夔纹装饰边缘，中间朴素无纹，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整个鼎形制浑厚雄伟，庄重瑰丽，人站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到某种震撼。也因此，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出现。

到了西周，为适应礼治的需要，青铜器、漆器、玉器等在数量、造型、色彩、纹样以及使用等方面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呈现出显著的秩序感。器上多有长篇铭文，记载祭祀、颂德、赏赐、交换、婚嫁、诉讼等内容，在装饰上趋于质朴洗练，富于韵律感。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建立发展，手工业者摆脱了奴隶制的奴役，生产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取得较大发展。这个时期，在冶金、陶瓷、漆器等众多工艺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技艺精湛、造型优美、富于创意的工艺品。战国时期，冶铁业在炼铜的基础上出现，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全面进入铁器时代。

由此，青铜器逐渐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而向生活日用器具发展，重视钟鸣鼎食的组合，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原有的器型也进一步加强了实用功能，例如春秋晚期的鼎，盖上有三个环耳，盖翻过来时可当作盘使用。其装饰题材的神秘气氛逐步淡化，传统的动物图案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几何纹样，并新增宴乐、射猎、战争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

在整体风格上，楚国的器物造型挺拔，装饰题材富于幻想与浪漫主义风格；秦国的器物重实用，造型洗练，敦厚质朴；赵国的浑厚；郑国的精巧；燕国的古朴；韩国的优雅 …… 各国的器物都体现着浓郁的地方风格。

汉代深沉雄大的美学追求

汉代的技艺成就在中国古代造物艺术史上是一个高峰，从理性与感性、审美与实用、造型与色彩等方面看，都堪称典范。鲁迅曾言汉代艺术“深沉雄大”，这句精当的概括同样也反映出汉代器物美学的品格。而汉代的装饰风格同样是古拙中见深沉，飞动时呈雄大。

秦汉时期，冶铁业发展较大，出现了多次锻打的百炼钢技术，提高了兵器、农具等铁器的质量，促进了社会生产。秦代早期吏治清明，民风淳朴，工艺亦重实用，造型洗练，敦厚质朴。由于秦朝统治时间短，遗留的工艺品不多，主要是青铜器、漆器和陶器等。

汉代的器物制造在艺术、技术、材料等方面均有新的创造，达到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具有一物多用的功能，实用功能和巧思结合精妙的作品比比皆是。铜器工艺是较为典型的品类，其中铜灯、铜炉、铜奁、铜洗、铜壶、铜镜为其最发达的品种。在制作特点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是流行素器，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

以铜灯为例。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乎科学原理。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其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湛，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

仿生灯具在汉代非常流行。如朱雀灯，灯体为鸟形，嘴衔灯盘。雁足灯，灯柱做成雁足形，上托灯盘。羊形灯，整个灯为一头卧羊，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即为灯盘，也可平放在羊头上，合则为全羊。这些灯具功能和审美结合得十分巧妙，可见技艺的实用审美观融入汉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西汉鎏金铜长信宫灯

汉代器物的装饰常以现实生活、生产为题材，如宴饮、舞乐、狩猎、攻战、耕种、收割、冶炼等，还出现羽化升仙、祥瑞迷信，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内容。装饰手法多采用平面剪影的表现手法，善于把握动态和典型特征，具有质朴古拙、灵动多样、满而不乱、多而不散的特点。

青铜器的制作在汉代逐渐衰落，但仍有一批优秀的青铜雕塑，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踏飞燕为代表。马踏飞燕表现了一匹骏马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以全身之力用右后腿踏着飞燕飞奔的情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

东汉铜奔马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直达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绸之路，汉代还开通了到印度的陆上通道以及沿中国海岸经朝鲜到达日本的海上水路，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等工艺品开始出口，传向世界。同时，西域一带国家的工艺也随着贸易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融，也对汉代器物的风格有所影响。

魏晋风度下的秀骨清相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器物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动荡、战争的痛苦、精神的苦闷，给了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佛教以兴起和传播的有利时机，统治者也由此借佛教巩固统治。于是，佛教大兴。北方大凿石窟，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此时的创举，而南方则广建寺院。

佛教的流行促进和扩大了国际交流。印度僧人和西域工匠的到来，融合希腊、波斯风格的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引进，促使中国的工艺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因而，器物制造的宗教化和外来风格，是魏晋南北朝工艺的重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瓷器时代。瓷器不仅具有坚固、易洗、耐热、抗酸碱等优点，而且细腻、光滑、温润、半透明，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很快为贵族阶层接受，以较快的速度取代了汉代流行的铜器和漆器，成为生活日用的主要产品。自此以后，陶瓷制品一直就是人们生活日用的主要品种。

以浙江的青瓷为代表，盘口壶、鸡首壶、莲花尊、水注、虎子和魂瓶是流行的样式，它们在用途上体现出三种倾向：实用的、审美的和宗教的。

上：西晋青釉刻花双系鸡首壶

下：东晋青釉褐彩刻花莲瓣纹盘口壶

从装饰题材上看，青瓷的颜色首先符合“士”的审美理想。“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 ”，青瓷的青给魏晋的士人以无限的想象。流行甚广的莲花纹和忍冬纹的装饰，先是受佛教的影响而盛，尔后佛教与玄学结合，慢慢改造为中国式的纹样。其实，我国古代早有喜欢莲花的习俗。中国式的莲花纹样，早期花瓣瘦长，瓣端较尖，到晚期花瓣肥硕，端尖翘起。莲花尊在南北朝后即消失不见，但莲瓣纹饰却继续盛行，广布民间，不复有宗教含义。忍冬纹，也称卷草，有人认为是忍冬花（即金银花）的枝叶变化，也有人认为是莲花的转变。魏晋的忍冬纹呈现清瘦面貌，在程式化处理上已颇为娴熟。这两种花纹，是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

雍容典丽的大唐风范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重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尤其是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国家政策的开明、中外之间的频繁交流，陶瓷、金银器、漆木器等器物制造全面发展。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在唐代，器物制造很少受到观念约束，因而能在唐人的生活需要下自由发展。也因此，唐代工艺美术的风格总体表现为雍容典丽，同时又有多种风格共存，如早期的秀美、工整，中期的富丽、丰满等。

唐代的装饰风格脱离了商、周、汉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古朴特征，装饰题材不同于以前的几何风格以及现实或想象的动物纹样，而大量采用了植物纹样，面向自然与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唐代的卷草多以牡丹为主花，叶片卷曲，叶脉旋转，富有生机和动感。牡丹的雍容颜色及香味，均为唐时审美趣味的代表。

唐代诗歌发达，其诗歌美学理论也较为繁荣。唐诗重意境。“意境”的含义原出自佛教，表达内心在修行悟性时所能达到的境地。“意境”的出现，对唐代诗人审美意识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其时诗歌的普及性，这种重意境的审美趣味自然也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器物制造也包括在内。一方面是诗歌的风格对工匠的技艺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文人以他们的审美标准吟咏鉴赏工艺品。两者相辅相成，既说明文人对其时工艺美学的肯定和赞扬，也在这赞扬中不知不觉将自己的审美观传达给了工艺。

唐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

以瓷器为例，唐代的著名陶瓷品种是南青北白。南青指的是浙江的越窑，浙江唐时称越州，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具有深厚的制瓷基础和技术力量，至唐代技艺更加娴熟，被称为“诸窑之冠”。它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一色青翠莹润。越窑青瓷的这些特色得到诗人的许多赞美。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捩翠融青”“春水”“绿云”“嫩荷涵露”等均是对青瓷釉色美丽的形容，而“巧剜明月”“轻旋薄冰”等则是对瓷胎和高度制作技巧的赞美，不仅非常贴切地形容了青瓷的釉色，也使陶瓷工匠的意匠跃然纸上。

高雅大气的宋元工艺

工艺史家田自秉先生曾概括宋代工艺的美学风格：“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都以朴质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和唐代相比，正好形成两种不同特色。如果把唐代的工艺美术概括为‘情’，宋代则可概括为‘理’。唐代华丽，宋代幽雅；唐代开阔恢宏，宋代严谨含蓄。宋代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从美学的角度看，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这个概括十分精当，理、典雅、平易、朴质、清淡、严谨、含蓄，不仅仅是这一时期器物品格的体现，也是整个宋代文艺思潮的美学趣味。其中“理”则深深地烙上了宋代理学思想的烙印。

宋代的理学十分兴盛，“理”即“天理”，在理学家程颢、程颐眼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大致和自然的规律或秩序相同；二是指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最高原则、道理。理学所提倡的温厚、笃实、含蓄的风格，在宋代始终是文艺趣味的最大约束。

北宋钧窑天蓝釉碗

宋代器物的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管理及贸易诸方面均得到显著的发展，其中陶瓷最为杰出。宋代陶瓷工艺集历代之大成，达到空前繁荣。名窑遍布南北，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五大名窑除了器型典雅、不事过多堆饰的共同特点外，还均在釉色上下功夫。定窑的乳白，汝窑的葱绿，官窑的淡青，耀州窑的青中微黄，景德镇的影青，钧瓷的天蓝、月白以及色如晚霞的浑朴的窑变效果，均属淡雅一类。

著名的民窑磁州窑，运用黑白对比的装饰手法，以黑白分明的画花和雕釉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可是这种以大量图案做装饰的做法并不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赏识，宋代的文献对它只字不提，直到明代初期才提到它，可见当时的审美趣味。其他窑虽也有装饰，但均是在整体单色釉之间的刻花或印花，图案组织严谨，花纹精细，线条洗练流畅，与整个器皿浑然一体，不突出外在的装饰。

宋磁州窑白地黑花把莲纹枕

元代统治时期，基本上仍是宋代工艺美学思想的延续，但在制作工艺技术以及艺术的精致程度上都不如宋代。元代器物追求粗犷、豪放、刚劲的风格，陶瓷器皿厚重粗大，丝织品富丽堂皇。元代亦重视宗教的传播，其中以佛教和道教较为盛行，宗教成为各类工艺中很常见的题材。疆域的扩大和交通的发达使元代国内各族的联系以及国际交流比较频繁，也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异域风格的吸收与融合。

质朴多样的明代品格

明代初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尽复汉、唐之风，以显示与“胡元之旧”的隔绝，标榜其思想的正统。宋代的程朱理学也作为正统的思想而被沿用。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以“致良知”求心性，代替了宋代理学消极的修心养性对待人心的方法。它的后继者泰州学派，在当时形成了个性解放的思潮。因而，追求个性解放、重视情感和审美趣味的表现，在艺术上重自然、自我，成为明中叶以后审美思想的主流。

明代市民阶层有了超越以前任何时代的发展，市民意识的觉醒、市民的审美趣味便以十分复杂的心态和内容出现在社会时尚的主流之中，它既不同于宫廷、贵族的口味，也有别于以农村为主的民间情调。它常常因流行的驱使，综合了宫廷的、文人的、民间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市民、宫廷、民间、文人四者，构成明代工艺的四大体系，它们通过造型和装饰，分别从织锦、棉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雕刻以及建筑装饰中体现出来。既可端庄敦厚，又可富丽堂皇；既可质朴豪放，又可淡雅秀丽。其装饰纹样，既可以高度程式化、图案化，又表现出写意清纯的小品。

景德镇是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艺特点和器物品种，例如永乐时期的压手杯、宣德时期的青花、成化时期的斗彩鸡缸杯、弘治和正德时期的单色釉、嘉靖和万历时期的外销瓷等。金属工艺以宣德炉（为适应祭祀和薰衣的需求，利用南洋的风磨铜铸造的一批小铜器）和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最具特色。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明代器物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家具、文具制造上。家具作为陈设工艺，与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中国的起居方式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而坐两大时期，家具的造型变化由此可分为低矮家具和高型家具两大系列。大约从唐代起，中国人开始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过渡。唐代后期，桌椅已经出现，虽然还没有广泛流行，却已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了宋代，人们的生活起居不再以床为中心，而移向地上，完全进入垂足而坐的时期，各种高型家具初步定型，并在民间普及开来。

简洁典雅、工艺精巧的明代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辉煌代表，被称为明式家具。明式家具用材讲究，多选用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材质坚硬、色泽纹理自然华美的硬质木材，并以蜡饰表现天然纹理和色泽，浸润着明代文人追求古朴雅致的审美趣味。明代文人崇尚自然，贵黄不贵黑，色如琥珀、玉质感强、纹理细密的黄花梨成为明晚期至清早期家具的首选用材。

明黄花梨圈椅

与园林、家具相应，明代江南的文人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寄情山水的达观风格的文具系统，笔墨纸砚、古琴、香炉、水滴、折扇、清供、茶具等，也一起建构了质朴典雅的书房文化。

繁密精巧的清代器玩

清代器物的品种十分丰富，工艺技法得到综合应用。陶瓷方面，景德镇仍是制瓷中心，烧造技术发达，釉色品种增多：康熙时期以古彩为主，刚健有力；雍正时期以粉彩最为突出，雅致清秀；乾隆时期以珐琅彩最有成就，繁缛精细。在装饰方面，流行吉祥图案，综合运用象征、寓意、谐音、比拟等手法，如著名的康雍青花瓷器，将传统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作为器物的主体装饰，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效果。

清红雕漆“五蝠捧寿”鼻烟壶

康熙时的瓷器造型质朴，器皿多讲究实用，对一些造型有所改进，如将敞口碗、直口碗改为折腰，便于使用。康熙晚期创造的盖碗形制，至今仍在使用。雍正时期则渐趋秀巧，于粉彩上成就最大，粉彩的温润匀静为时俗推重。到乾隆时期，则品类丰富，既仿古瓷，又仿西洋瓷，在技术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金属工艺中，景泰蓝有所创新，以乾隆时期最为繁荣，综合应用各种技法，并于清末成为出口商品。漆器逐渐形成制作中心和地方特色，例如北京的雕漆、扬州的螺钿和福州的脱胎等。清代彩塑以天津 “泥人张”和无锡惠山泥人为代表，或与实用结合，或作为玩具，广泛流行于民间。

明末，传教士带进来的机械时钟受到各阶层的广泛欢迎。明末已有人仿制，出现了家庭制钟作坊，康熙时还建立了皇家制钟工场，但这只是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新奇的玩物而已。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童子持扇等形制的中国人设计的时钟，十分精致，可见这种爱好。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器物制造经历了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面向大众生活，采取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艺生产方式，适应了简洁实用的近代审美趣味。

中国传统器物的哲学智慧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器物，围绕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主题生发，所有品类的最初状态都与合理使用有关，实用、朴素、温情，闪耀着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智慧。即使在宫廷工艺和文人工艺中，也仍然保持着实用的痕迹和质朴的传统。

清铜镀金洋人耍狮子自鸣钟

丰富多彩的传统器物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许多人工造物与生活智慧。在造物思想上，中国器物制造一直与传统哲学联系密切，其哲学智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人为本，致用利人。以人为本指从人的因素出发来制造用品；致用利人指强调实用和民生，讲求功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层面。

中国古代工艺美学思想对人与物关系的认识一直有一条清晰的、一脉相承的线索。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曾说，古代的那些最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浪费人的智慧去做那些玩物的，他们遵循着这样的法则而不违背。战国时期墨子提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的观点。这一点在今天看似简单，但在当时有深刻的意义。所谓的“奇技淫巧”，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讲求功能、关乎国计民生、保持人文关怀的物品的生产，才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

其二，审曲面势，各随其宜。即讲求工艺与具体的技术和材料的关系。

在造物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创制出相宜的造型或装饰来。这种因材施用、因地制宜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工艺发展之中，从而决定了工艺的审美价值的标准。如家具制造中如何利用木材的特性、纹理处理不同的结构，制造砚台时如何利用石头的天然材质来处理造型，琢玉时如何利用玉石的“巧色”做出既顺应材料特性又体现功能的东西等，都是因材施艺的例子。

其三，巧法造化。即强调造物从自然中得到启示，人和自然保持和谐。

与绘画师法自然的传统相同，器物制造也善于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造型、装饰等方面均深受自然的启发，这种追求决定了器物美学的趣味和风格，必然是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返璞归真，追求一种自然素朴之美。传说能工巧匠鲁班发明锯子，是手被锯齿状的植物拉伤而受到启发。诸葛亮为了在蜀道上运粮草，发明“木牛流马”，是把机械和仿生形状相结合的设计。更多的例子体现在民间造物中，如鱼盘、香包、印模、门锁等，它们的仿生不仅有功能意义，还包含了中国民间文化独特的象征性。

其四，技以载道。即指技术包含着思想的因素。道器并举，把形而下的制造如具体功能操作、技术劳动和形而上的理论结合起来。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思想是在“仁”“礼”的因果关系下来看待生活日用，“技”须和“六艺”结合，有利于“仁”的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技不是孤立的技，它到了某个阶段时是不可言传的，即进入“道”。技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

其五，文质彬彬。即强调在造物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文质彬彬”作为艺术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同样也体现在器物的功能与装饰的关系处理上。在造物艺术中，形式是重要的，先有物品的使用功能，然后才谈得上装饰。但历史上随着经济的繁荣，非实用器物品类渐渐分化独立，成为欣赏器物和陈设器物，因此各家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重质轻文或重文轻质均有之，但其主流却一直坚持“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和质、形式和内容互相制约平衡，成为中国古代器物美学的优秀传统之一。

数千年来，中国器物制造的高度发展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有重要影响。丰富多彩的巧美器物，呈现出民众的生活巧思、兴致趣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诠释着民众创造的审美文化。

当代科技发展，世界日新月异，数字产品炫目缭乱，但工艺美术并没有消失，精巧典雅的器物重新回到当代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回传统工艺的本质就是重回“材美工巧”。在合成物质极其丰富的今天，那些天然美材的手工造物具有特别的意义。“造物”的无边是人性的无边，巧妙、天成、善意、悲悯、诙谐，内中蕴藏的是创造者和使用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国审美方式下产生的精雅器物，是中国独特生活方式的原型所在，它复杂地折射了土地、人、生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馈赠和流转，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生活中传承，生命长青。

本文摘编自

《中国文化之美》

作者: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24-08

编辑 | 会飞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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