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每一位到延安的游客来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1945年，正是在这里，中共七大隆重召开，产生了三个层次的领导集体，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风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中共七大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
经过选举，七大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王明在正式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也有的说是最后一名。七大之后，王明在党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50年秋，王明以治病为名举家前往苏联，此后多数时间滞留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央邀请他回国参会，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但八大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虽然他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此后，王明长期留居苏联，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七大的民主选举方式在党的代表大会是第一次。会后，毛泽东曾以“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进行评价，认为这次选举“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并提出，这种制度和方式“全党都应采用”。
6月11日，七大闭幕，通过了新党章，第一次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8天后，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其中，毛泽东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统战，并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五大书记”各自发挥所长，各有分工，团结协作，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大书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让朱德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1945年8月14日，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当时的复杂时局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周恩来共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对于这次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做了最坏打算。8月26日，即赴重庆前两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与会同志都为二人此行的安全担心，但毛泽东说：“我到重庆后，你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他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保证中央书记处能保持五人开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曲沃人，参加革命后积极领导工农运动，早期就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培养党的领导骨干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等方面有着重大贡献。
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前后10次会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却并未取得外界预期的结果。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在延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基本上都住在一起，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事。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但那也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五大书记”会合。
“五大书记”工作时，为了配合毛泽东夜间办公的习惯，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转战陕北时起就改为夜间办公，后来，原本习惯在白天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也加入进来，五个人经常在夜间集体办公，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役。经常是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其他人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几乎每次都工作通宵。习惯早睡早起的朱德坚持不住，总要打盹儿，每次醒来，他总会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便为他开脱。任弼时血压高，工作一紧张，容易头晕，连续熬夜也支撑不住，便在躺椅上稍稍休息一下。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次序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候补书记为陈云、彭真。与七大时相比，排名先后有所变化，刘少奇、周恩来的排名提前。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3月23日，“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回答道：“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成为政府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骨干。“五大书记”中，除任弼时因身体原因无法承担工作外，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为副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另外，彭德怀当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彭真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6月，因任弼时生病需要休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此期间由陈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擅长财经工作的人才，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与调整中，陈云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陈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也是中央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陈云被正式批准在任弼时休假养病期间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由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尚不成熟，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纪律，与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做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还是由13人组成。毛泽东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5人。这样的中央领导机构格局，经历了七届六中全会、七届七中全会，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基本没有变动。
作者：青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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