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和他的革命魔幻人设
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终于在今年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薄薄的、看似可有可无的小册子成为了补全马尔克斯作品全家福的最后一块拼图。从乡土与现实，权力与孤独，再到获得诺奖后对老年爱情孜孜不倦的书写，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笔尖划过一条高高的、完整的弧线，落在了最后一个让他挥之不去的角色上：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一位成长于音乐之家，和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同名的现代女性。熟悉马尔克斯的读者，在这本书中既找不到以往充满想象力的、浮夸的行文修辞，也看不到一个忠于革命的左翼文人的影子——那是马尔克斯从1970年代中期为自己绘制的社会形象——整本小说显得朴实、简单，充满对生命的赞叹。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最后一舞中，马尔克斯忘记了他的人设，而在此之前，他书写“马尔克斯”这个人物所花的时间，比他构思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要长。
遗作《我们八月见》，马尔克斯设想中“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对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格几乎只取决于一件事，那就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距离，更准确地讲，就是对古巴革命的支持程度。开门见山地说，将马尔克斯和其他同时代拉美作家和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是他和其他人几乎完全相反的行动轨迹：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拉美世界为之兴奋。整个1960年代，略萨、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一次次地往返于古巴岛，为“美洲之家”出谋献策，出工出力，和山里的大胡子游击队员们关系不断升温时，马尔克斯却和古巴革命政府相当疏远，他这十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古巴；1968年起，天平开始扭转，卡斯特罗收紧尺度，诗人帕迪利亚因揶揄时任国家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奥特罗的作品而受到猛烈抨击，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以略萨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不再一副献身革命的姿态，而是在担忧和失望中与革命政府日渐疏远，但仍然满怀希望地相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1971年，帕迪利亚被逮捕，略萨们在眼瞅着古巴将走上斯大林老路的关键时刻，给卡斯特罗寄出一封获得了40多份签名的联名信，请求革命政府“谨慎考虑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此时马尔克斯已经退隐到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在是否签字的问题上支支吾吾，谁也联系不上他，最终门多萨站了出来决定替他代签，而在那之后他才收到马尔克斯表示不会签字的简短电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代签的行为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权力的僭越，倒不如说是一种保护和信任。六年后，当人们早已停止幻想，满脸失望地同古巴划开界限时，马尔克斯时隔多年空降哈瓦那，和权力的中心菲德尔·卡斯特罗交上了朋友，以社会主义坚定信徒的姿态成了古巴岛上“最美丽的律师”。
要想搞清楚马尔克斯脑子里的小算盘，需要从两个角度展开思考：一个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形势，一个是马尔克斯随着名声的到来日益清晰、不断上升的自我意识。回到1968年那个多事之秋：在卡斯特罗发表“革命之外，万事皆休”的著名讲话七年后，帕迪利亚事件的爆发宣告了卡斯特罗讲话的正确解读。同一年的8月20日，苏联60万名士兵和2300辆坦克开进布拉格，终结了“布拉格之春”、昆德拉口中那令人向往的“瓦解中的专政”。迫于对苏联方面的依赖，卡斯特罗立即表达了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与此同时，前一年《百年孤独》带来的名利双收让马尔克斯隐隐看到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日益耀眼的拉美文学爆炸头号人物，“魔幻现实主义”诱人标签的合法代言人，当代西语文化圈子的八卦核心……他跳过了讲台上的畅销作家，摇身成为人群与尖叫声中的摇滚明星——而仅在十年前，这位一头卷发的哥伦比亚人躺在巴黎街头的长椅上过夜时，遇见警察尚需躲躲闪闪，不然就会被当作阿尔及利亚人大声训斥。事实上，“具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人设对于这位文坛的“约翰·列侬”来说，与其说不太适当，不如说两者从最初就没有产生过任何联系。
《百年孤独》原稿
如果追问马尔克斯拒绝在第一封信上签字的原因，首先要回答为什么其他人要写这封信。这是一封心怀绝对的真诚与不安而非恶意或憎恨，出于纠正谬误而非破坏的目的所写下的联名信。在这场来之不易的实验中，古巴希望成为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的标杆。在这面唯一的、尚难看清的白星蓝条旗的阴影下，1971年智利共产党候选人阿连德的当选让这场社会主义美梦烧得又远了些。理想、热忱、希望和强大的敌人一同带来的是强烈的担忧，继而在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中释放出广泛的紧迫和焦虑。而这种急切的心情在马尔克斯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也许在私下的场合，早在古巴革命的一切开始不久、正在成型之时，刚刚写完《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便曾透露过他对革命的真实想法——当时的略萨正一身磊落地对古巴革命满腔热情，而哥伦比亚作家絮絮叨叨，一脸嘲讽，对好朋友说道：“年轻人啊，你等着，等着瞧吧！”
也许马尔克斯很早就看清了一切。他的第一句脏话——如果不是更早——在他短暂生活在美国的那段时期就已经开骂了。1961年，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以古巴革命官媒拉美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纽约，目的是在那里申请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并在北美设立分社。1960年代的纽约恐怕不是左翼记者们生活和工作的最佳环境，整个城市里充斥着日益增加的古巴流亡者和反卡斯特罗的情绪，拉美社记者们被重重包围在菲德尔口中的“反革命蠕虫”中。一天，大街上一个陌生的影子穿过人群，凑到马尔克斯耳边说道：“想让你和你老婆安全就赶紧滚！”马尔克斯曾这样形容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当时身处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地方。那是1961年4月，我真希望能亲自上阵在猪猡湾和侵略者交战，因为那可比呆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安全多了。”
马尔克斯的第一本护照
前往加拿大的签证一再被拒，马尔克斯和他的同事们选择硬着头皮继续工作，又坚持了几个月，直到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次不是帝国主义的文攻武吓，而是古共内部的苏联势力对拉美通讯社日益强硬的干涉和掌控。自从古巴革命成功以来，以埃尼巴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亲苏派在党内的话语权便越发难以忽视。拉美社曾向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寻求帮助，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和亲苏派的意见相左让马尔克斯失去了这份工作，和妻子回到了墨西哥，开始迎来这辈子最贫穷的一段时光。几位核心成员退出后，拉美通讯社这个在美洲唯一与“帝国主义政治宣传”形成抗衡的媒体、切格瓦拉亲自组建的舆论力量已名存实亡。有意思的是，作为结果，从拉美社的离职为马尔克斯在革命圈子里所带来的是一定程度的恶名而非赞扬，而这为观察他今后对待古巴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
自那以后，古巴便对马尔克斯关上了革命的大门，他也失去了和革命的一切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于1960年的哈瓦那接受拉美通讯社培训期间，曾多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却并未擦出友谊的火花——既没有兴致勃勃地讨论海鲜的种类，也没有一见如故地“谈论文学”。那时的马尔克斯还没体验过巨大名声带来的令人陶醉的孤独，也尚未开始构思那位漫步于满是牛粪的行宫中的、一百八十岁的寂寞的上校。
同卡斯特罗的妹妹艾尔玛·卡斯特罗在一起
那些年里，马尔克斯一心投入创作，挣扎于经济上的困境，儿子也越生越多。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主动靠近墨西哥的导演圈子，在小说和电影剧本之间摇摇摆摆。他自称曾认真地思考过转行投身电影业，恐怕也一定有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在一张马尔克斯与墨西哥新锐导演们的合影中，男人们身着条纹衬衫或索性赤膊，欢乐地用手指向西班牙国宝级导演路易斯·布纽尔，桌上摆满了龙舌兰、酒杯和冰块，像是在玩一个酒桌游戏。画面边上的马尔克斯尚且一头黑发，一字胡下上唇的轮廓难以辨认，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副闷闷不乐的双眼，神情可称严肃，似乎不太想玩，他既没望向同伴，也没看着镜头……
1961年，四年前在巴黎旅馆里写完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终于问世；1962年《恶时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出版，一直到1966年他没再发表过一个字，尽管为了养家糊口他完成了5部电影的剧本。同一年，好友门多萨收到一封加博的信件，上面写着：“我这回要么搞个大的，要么干脆彻底疯掉！”一年后，《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和以百万计的销量让这位加勒比穷小子永远地失去了为金钱东奔西走的生活——他的前四本书一共卖了不到3500册——同时和巴尔加斯·略萨一起变成了拉丁美洲最令人疯狂的文学明星二人组。1967年9月，秘鲁利马国立工程大学建筑系报告厅，已经4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受访者的身份同31岁的巴尔加斯·略萨对谈，距离谈话开始还有一阵，房间已经人满为患，“再也放不下一根别针”……指针指向十三点三十分，对谈开始，马尔克斯望着眼前一屋子满怀期待的目光，脑子里也许会蹦出两个念头：一个是屋子里面外面的所有青年将有力量把自己推向难以想象的宝座，另一个则是所有这些人，加上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提问者，对古巴革命的无限支持……“我想，如果’文学爆炸’在某一点上有着近乎完全的统一性的话——尽管承认程度不同，那就是最初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他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曾这样写道，而身处“文学爆炸”群像正中央，大家的好哥们加比托当然明白这一点。政治观点不一定会撮合两位朋友，但却可以摧毁一段友情；迎合主流观点也未必会带来称赞，但一句戏谑的嘲弄却有可能将到手的一切付诸东流。换句话说，对革命的同情和关切似乎牵连着一个作家的良心也关乎着他的社会性人格，在一起幻灭之前，谁也不许提前幻灭……于是，在前呼后拥的微妙氛围中，马尔克斯乐乐呵呵地和妻子搬到了温暖宜人的巴塞罗那，和好朋友们聚会跳舞、谈天说地，在成功的喜悦、友谊的升温和盛着冰块和龙舌兰的酒杯中迎来了1968年。这一年，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三个不敢坐飞机的男子汉乘火车从巴黎出发，横跨德国来到布拉格街头，迎接他们的是来自捷克作协的米兰·昆德拉和来自莫斯科的T-62型坦克。为了躲避苏联间谍的骚扰，四人来到一间桑拿房，蒸汽氤氲中，昆德拉讲述着梦幻而短暂的布拉格之春……
同作家、出版人和导演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