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机构交易量已占到了所有交易量的90％以上。人们恐怕会以为专业人士思考问题时，既讲究实际又精于计算，他们的存在会保证不再出现历史上曾有过的过度狂热行为。
然而，20世纪60~90年代，美国专业投资者却参与了好几次不同的投机运动。在每一次运动中，专业机构都积极竞购股票，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他们觉得根据坚实基础原则所购股票的价值被低估了，而是因为他们预计会有更傻的傻瓜以更高的价格从他们手中接过那些股票。这些投机运动与现今股市直接相关，所以你会发现机构的行为尤其重要。
1、1960年代的电子股泡沫
1959年，“成长”是个有魔力的字眼，有着近乎神秘的含义。成长型公司，如IBM和德州仪器，市盈率都在80倍以上（一年以后，它们的市盈率分别变成20多倍和30多倍）。
当时，谁若质疑这样的估值不合理简直会被视为异端。虽然根据坚实基础原则对这样的股价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但投资者相信买家仍然会热情地支付更高的价钱。对此，凯恩斯一定会在经济学家死后都必去的地方，静静地颔首微笑着。
一位证券高级合伙人曾一边摇着头一边承认说：在他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记得1929～1932年股市崩盘往事的人会去买入、持有这些高价成长股。但在市场上，那些雄心勃勃、不守常规的年轻人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闻周刊》引用一位经纪人的话说，“投机者以为无论自己买入什么股票，都会在一夜之间翻倍，可怕的是，这种事居然真的发生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在这狂飙突进的60年代，投资者对所谓太空时代的时髦股票贪得无厌，公司发起人便热切地满足着投资者的渴求，大量发行新股。在1959～1962年，新股发行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新股发行热在程度上可与南海泡沫时期相匹敌，遗憾的是已揭露的欺诈性做法也不亚于南海泡沫时期。
这一时期的新股发行热被称为“电子热”，因为即使公司的业务与电子行业毫无关联，新股名称也常常会含糊其词地将“电子”这个词包含进来。认购新股的人并不真正在意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只要公司名称听起来与电子有关、带点儿只有内行才懂的感觉就够了。
比如说，美国音乐协会公司，其业务只是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唱片和留声机，却在“上市”之前把名称改成了“太空音色”，公司股票以每股2美元向公众发行，股价几周之内便蹿升至14美元。
德雷福斯公司的杰克·德雷福斯对新股发行热作过如下评论：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家很不错的小公司，40年来一直生产鞋带儿，股票价格不失体面，是每股盈利的6倍。现在公司名称由“鞋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电子硅片Furth-Burners股份有限公司”。在今天的市场上，“电子”和“硅片”这几个字就值15倍市盈率。
不过，真正好玩儿的是“furth-burners”（电子硅片）这个词，谁也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一个无人理解的词，却让你有资格把整个市盈率翻一番。这样，鞋带业务有6倍市盈率，“电子”和“硅片”有15倍市盈率，加在一起总共就有21倍市盈率。再加上“furth-burners”，乘以2以后，整个新公司的市盈率便达到了42倍。
那么，这一时期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哪里呢？难道新股发行人在发行新股时不得按规定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注册吗？难道不能对发行人（及其承销商）因其虚假、误导性陈述进行处罚吗？答案都是肯定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其位谋其政，但是根据法律法规，它只能默默地袖手旁观。
只要公司准备好（并向投资者提供）符合要求的招股说明书，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无力阻止投资者自尝苦果。例如，在这一时期很多招股说明书的封面上都用粗体字印有如下类型的警示。风险提示：本公司无任何资产、无任何赢利，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能支付股利。本公司股票具有高度风险性。
但是，就像烟盒上的警告阻止不了很多人吸烟一样，“投资可能危及你的财富”之类的风险提示也无法阻止投机者放弃自己的金钱。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警告傻瓜，但不能禁止傻瓜舍弃自己的金钱。而且，新股认购者如此深信股价会上涨，以至承销商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将新股发售出去，而是如何在疯狂的申购者中配售新股。
市场操纵行为和欺诈行为是两码事。对于市场操纵行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予以打击，并且已采取了强力措施。的确，众多没什么名气的证券经纪公司负责了大部分新股的销售，它们还没完全过上体面的日子，就因为在销售过程中操纵股价，被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各种侵占托管财产的罪名勒令暂停营业。
1962年，电子热烟消云散。昨日的热门新股在今日成了无人问津的冷饭残羹。很多专业投资者拒绝承认自己不计后果盲目投机的事实；少数人辩称，回望过去说股价何时已过高或过低总是很容易；还有更少的人说看来谁也不知道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一只股票的合理价格应该是多少。
2、1980年代初的高科技股泡沫
1983年上半年的高科技新股发行热几乎是20世纪60年代新股发行热的完美翻版，只是新股名称稍稍有些改变，体现了生物技术和微电子这两个新领域。另一方面，1983年新股发行热又使60年代的公司发起人自愧弗如，1983年全年新股发行融资额超过了此前十年间所有新股发行的累计总额。对于投资者来说，IPO是城里玩得最热门的游戏。
举例子来说吧。有一家公司“计划”批量生产名叫安德鲁机器人的私人用机器人，新泽西州一家叫做让你吃饱喝足的公司只有三处连锁餐馆，诸如此类的公司都在积极准备发行新股，可见当时新股发行热何其高涨。的确，新股发行热延伸到了“优质公司”的股票发行。
很可能是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游乐中心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弄爆了这场新股发行泡沫。该公司股票与同一时期其他垃圾新股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这次发行之所以别具一格，是因为这次发行说明了一分钱仍能买到很多东西。公司提交的发行方案是以区区一分钱的价格发行数单位复合股权凭证，每单位由一股股票与两股认购权证构成。
当然，这还是内部人最近认购价的333倍价钱，不过这还谈不上有什么不正常，而当人们发现连拳王本人都抵制住诱惑，一股也不认购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的股票时，投资者便开始审视自己所处的股市环境了。审视一番之后，多数投资者都厌恶自己所看清的一切。结果，小盘股板块整体出现大幅下跌，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小盘股价格跌得尤其惨重。在一年的时间里，许多投资者损失了多达90％的资金。
在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游乐中心公司招股说明书的封面上，呈现的画面是前拳王挺立在被击倒的对手身旁。阿里刚出道时常常声称他可以“像蝴蝶飞舞一样飘然滑步，如蜜蜂蜇人一般迅即出拳”。
后来的结局是阿里游乐中心的股票根本就没得到“飘然滑步”的机会（安德鲁机器人公司也一样，本来它的股票发行时间定在1983年7月）。不过，其他许多公司都得以发行上市，特别是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公司。正如过去一次又一次发生过的那样，这次被蛰伤的又是投资者。
3、1980年代中的生物技术股泡沫
生物技术之于20世纪80年代，正如电子之于20世纪60年代。人们将生物技术革命与电脑革命相提并论。对基因嫁接技术前景所抱有的乐观态度也反映在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价上。
1980年，生物技术行业的旗舰企业基因技术公司隆重上市。在首个交易日的最初20分钟内，基因技术公司的股价几乎涨了2倍。其他生物技术公司发行的新股也都被饥饿的投资者狼吞虎咽般一扫而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机会，一开始便可以介入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兴产业。
推动第一波生物技术浪潮的关键产品是一种抗癌类药物──干扰素。证券分析师预测干扰素的销售额到1982年将超过10亿美元（实际上，这种产品的销售额在1989年勉强够2亿美元，但这无法阻止人们去建造空中楼阁）。分析师不断地预测说，两年之后生物技术公司的盈利将会出现爆炸式增长。然而，分析师也不断地失望了。不过，生物技术革命是实实在在的，即便实力很弱的公司也在生物技术潜力的荫庇之下获得了益处。
生物技术股票的估值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世纪60年代，投机性成长股可能卖到了盈利的50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生物技术股却卖到了销售额的50倍。
因为一般而言，生物技术公司当前都没有盈利，销售额很低，所以不得不对它们设计新的估值方法。华尔街一家顶级券商推荐的“产品资产估值法”，大致说来就是对每家生物技术公司“尚在输送管道中”的所有产品的价值进行估计。
即便计划中的产品还不过是某个基因工程师画的草图，也对八字没一撇的产品估计其潜在的销售额和利润率。如此一来，“尚在输送管道中”的产品的总价值便能使分析师有个相当清晰的认识，知道该公司的股票应该定价多少。
或许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会推迟颁发生产许可证。市场承受得了预计会高得吓人的药品价格吗？实际上每种产品都有好几家公司在同时开发，那么有可能得到专利保护吗？专利冲突是否不可避免呢？药品获得成功之后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潜在利润会不会被虹吸到生物技术公司的市场营销合作伙伴的手中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潜在问题似乎都不会真正发生。的确，有位分析师认为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比一般制药公司的股票风险还要小，因为“生物技术公司没有因销售收入下降而需要抵消的老产品”。
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位──销售额和盈利为正反而是个缺点，因为利润在将来可能会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多数生物技术股跌去了3/4的市值。即便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也并不能保证投资者能从中获得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