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提高质量水平，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立足民族电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青年电影创作者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聚焦时代主流，讲好中国故事。
要让故事回归故事本身。对故事的需求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喜欢借助故事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认识与表达，电影更是如此。
当前，很多电影创作质量水平存在的差距首先表现在讲故事的能力不足，具体体现在：有的对故事讲述的要领和规律把握不够，有好的故事起点，却没有好的故事流程和讲述方法，或者虎头蛇尾，或者旁逸斜出，或者前后矛盾，或者不知所终；
有的暴露出从文学到戏剧、从戏剧到电影的基本训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故事的统一性、完整性、生动性、传神性在有些电影中明显缺失，逻辑难以自洽、因果难以对应、人物难以立足、结论难以服众的根本原因就是故事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作为电影叙述根本依靠的故事本体缺乏驾驭能力，故事叙述的基本功受到观众的严重拷问；
还有的电影作品对故事本体缺乏本质的了解和理解，误把宣传性、报道性、评论性要求当作故事性要求，以致于有些作品理念高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忘记了电影要以故事作为叙述的重要引擎；
还有的作品试图以主观式意愿、情绪化表达、意象性拼接，取代故事本体，从不讲故事发展到不会讲故事；还有的作品走向了炫耀概念、炫耀场面、炫耀技术、炫耀明星等作为创作追求的偏颇地步，这就与电影要讲好“故事”的根本性要求更加背道而驰。
电影要想表达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感受和认识，必须要从故事出发，这是对一百多年来电影常识的重申和强调。
我们把讲好故事作为提高电影质量水平的首要问题来阐述，目的就是呼唤电影创作者对故事的重要性认识、本体性认识和艰巨性认识。大千世界，过往生活，故事无处不在，而从社会生活中敏感捕捉、艺术过滤、美学编织，上升为一个精彩有趣、扣人心弦、有价值、有意义、有意思的电影故事本体，是电影创作的艰巨性所在，也是电影创作的魅力所在。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电影的基本职能，我们有悠久的文化、灿烂的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和进入新时代的恢弘命题之下，生动新鲜的故事层出不穷，伟大时代、伟大作为一定是和丰富的故事一体同构的。
我们要从历史和时代的蕴藏中努力去挖掘，在电影的文本和光影空间里去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在银幕上闪烁出引人入胜的魅力，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完成好电影的专业和电影工作者的岗位职责。
在这个时代，电影工作者没有去架桥梁、打隧道、抓经济、搞科研，也没有让我们去当医生、当教师、做民工、送快递，但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视野必须全方位面向和贴切前进的时代、沸腾的生活、火热的实践，时代也要求我们用文笔和光影去写好中国的故事、生活的故事、人民的故事，把这样的故事讲好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虽然我们没有去铺路搭桥，没有在农村工厂军营，但我们身上有一个沉甸甸的、分量很重的称号：“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职称，这个职称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讲不好中国故事，我们对不起这个沉甸甸的称号，完不成“工程师”职称下的工作任务。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让故事回归生活，让故事回归故事本身，对故事充满敬意和尊重，增强驾驭故事的本领和能力。
要让故事闪烁思想光芒。《故事》的作者麦基说过，故事是对生活的比喻。既然是比喻，就得形象凝练、有载体、有喻体，为的是把庞杂无序的生活表达得更加清楚。这才是比喻的存在价值，也是故事的作用。即便我们把故事编得百转千回、奇峰耸峙，但如果缺失思想的光芒，依然难以产生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
故事的高下，表面上拼的是技巧，但更深层次考验的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能力、概括能力和提纯能力，这也就是经典文学理论中常常强调的历史品格和思想能力。这要求我们能够从纷纭的现实生活中抓到生活本质，从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历史脉络，才是故事之所以是故事的根本。
故事需要感性驱动，也需要理性提炼。即使是直觉，也一定关联着思想印迹、熔铸着生活经验，在某一个瞬间呈现出灵感反应。我们期待的故事，不应该仅仅是生活流程的平铺直叙，而更应该具备对生活真谛的敏感捕捉。好的电影，应该要找到这个时代最有趣最动容的比喻，传达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希望和最动人的力量。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传说，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矛盾往往是故事的重要起点，而设置矛盾则会遭遇到和现实生活的种种关联，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在电影作品中碰撞社会生活的矛盾？这个问题创作者一直在追问，有时候这个问题也往往成为创作者的困惑，甚至成为某种借口。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目光和心态来面对矛盾、面对问题。优秀的电影作品从来都是在矛盾和问题中，寻求解决矛盾和化解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矛盾和问题中展示生命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矛盾的此岸寻找光辉的彼岸。
优秀作品中怀疑、战斗和批判的力量往往和善良、正义、建设性的力量同步生成，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程。有人把电影比喻成一个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必须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昭示出高贵与卑鄙、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陋，以电影的形式投射出希望之光、关怀之光、爱之光，让人们建树起生活的信念与力量，与公平正义结伴而行，与善良友爱结伴而行，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近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电影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惊喜的作品，稍加回味总结，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勇敢地面对了社会生活的矛盾，更为勇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生活矛盾的电影答案。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有磅礴前进的力量，当然也有矛盾和问题，电影作品在面对这个时代时，只要坚定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会对社会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既敢于直面解剖，也敢于用我们的四个自信和核心价值观给予坚定的判断和正确的解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这给我们创作者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也给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所应具备的思想能力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捕捉矛盾，解决矛盾，让电影在故事的讲述中闪烁出更多的思想性光芒。
要让故事有性格与情感的魅力。故事里不能缺少人物，人物需要有性格和情感，这是电影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创作中却时常失准，千人一面，不能够塑造出独具性格的“这一个”，是很多电影不能构成历史记忆的核心问题。
我们回望那些经典，经常是情节或许已经淡忘，但人物一定长留心底，人物角色的魅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影的魅力。我们时常把性格与品格混为一谈，习惯把情感和情节分开表述，但事实上，一些特殊人物的特殊性格，往往是讲好故事的重要抓手，从性格入手进入人物，也往往会成为人物品格和人物命运的重要依据。
某种对人物情感的极致性书写，本身也是构成情节的重要维度。因此，要将人物的性格与情感作为故事的重要驱动力，凸显其中的魅力。
要创新故事的讲述方法。常言道，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的故事可能早在希腊时代已经形成原型，在巴尔扎克的时代都已经被讲述殆尽。人们又在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时代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拓展，因而依然有层出不穷的故事不断涌现。
只要人类永远保持着生活的热望，相信故事也永远不会有衰竭的一天。无论是神话学、叙事学，还是类型电影理论，都试图拆解故事内部的复杂结构，找到故事模型的心理依据，对于我们创作新的故事大有裨益。
时代不同，故事的讲法大相径庭；环境变化，故事的气质也必然变化，这就是故事的神奇之处。故事的创新不仅仅在于题材内容的创新，也在于讲述方法的创新，不仅需要编剧在文本写作时的创新，也需要导演在电影化改造时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