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我们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爱，但我们对爱的理解（和误解）却各不相同。我们不确定自己想要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爱，我们怀疑自己能否得到爱，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有的人一再与家人、伴侣和孩子重复无效的互动模式，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建立起亲密自在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父母的影子里，怎么努力都无法逃出命运的既定轨道。我们想知道： 我们的童年，尤其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条感情纽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成年后爱与被爱的能力？

这样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位母亲情感上的冷漠对她的儿子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孩子受伤后的恐慌表现，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去靠近母亲，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能否说明他根据以往经历，已经预料到母亲在情感上的疏离态度？在孩子十分需要情感抚慰的时候，母亲却拒绝他—如果我在操场上目睹的这一幕代表了她的育儿风格，那么，她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孩子的先天气质（或许这个小男孩十分敏感或暴躁易怒）所致？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她婚姻（假设她并非单身）质量的影响—也许她的丈夫颇为冷淡，没有给予她支持？她背负的责任，以及来自外界的帮助或者帮助的缺失，对此又有多大的影响？今天她会有这样的反应，能否从她自己童年时父母对她的抚育中推知？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我所目睹的就是她的一贯做法，那么这个孩子的情绪发展是不是一定会受损？他将来的亲密关系会不会受此牵连？他会变得黏人，还是孤僻？独处的时候，他会感到悲伤绝望吗？会不会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无法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他以后会变成一个疏远甚至残酷对待孩子的父亲吗？或者，他可以摆脱幼年时母亲对他的影响，转而从别处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吗？是什么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自身的努力—或是爱他的人的帮助—能否改变这一走向？

如今，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摆在了心理学家们面前，它们仅仅是这场错综复杂的辩论中的一部分。心理学家争论着孩子们需要什么，如何给予他们，父母的抚育方式、日托、领养以及激荡着学术界、立法界、媒体乃至街头巷尾的一些基本心理学问题。这场辩论不仅关乎我们的孩子，也关乎我们自己的未来。争论愈演愈烈，问题也越来越深刻，例如：人如何发生改变？心理治疗是否应当处理早期经历和内在驱力问题，还是仅仅关注情绪与行为表现？而诞生于英国精神分析界、成长于美国发展心理学系的依恋（ attachment ）理论，成为了这场科学与社会风暴的中心。这一理论涵盖了亲子之间感情纽带的品质和强度，形成和发展，损坏和修复，以及分离、丧失、伤害与剥夺的深远影响等。除此之外，它还是一门关于爱的理论，认为爱占据着人类生活的核心位置。

这段理解亲子感情纽带的艰难历程之所以深深触动我们，是因为直觉告诉我们，研究人生中第一段关系，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怀疑，游乐场上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之间的事也许意义重大。还有一些人确信，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时会重蹈我们父母的覆辙，这种观点广为传播，已不容我们掩耳盗铃。有相当一部分施虐者小时候曾经遭受虐待，而且临床证据表明，不少程度较轻的痛苦也被传递给了下一代。以为自己正在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耳中却听到自己在复述以前母亲训斥自己时那些令人怨恨的话—这种可怕的体会，又有哪个母亲不曾有过？

这套关于有害继承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却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撑。的确，几十年前，有关母婴纽带的任何方面都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意见，至于这一关系中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如何发生代际传递，就更别提了。怎样的早期经历会让一个孩子觉得：人类世界是美好的，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孩子要向外探索，发展健康的同伴关系，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他的信心该源自何处？什么样的父母容易养育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用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类父母或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如今母亲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破裂或重组的家庭数量日益增多，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变得更加紧迫。

婴儿期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基调开始确定。婴儿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期待自己一直被宠爱、被照料，然而，我们不得不超越这样的需求。在婴儿期，怒火有如一场大灾难，每次爆发时都试图毁灭一切，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我们要学着理解，愤怒是可以被原谅、被修复的；人与人能够相互滋养，我们要学着对此树立信心。然而，由于长大的我们记不起自己的早期经历，婴儿又无法准确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婴儿成了我们异常陌生的个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到底是谁，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心理学家们划分的成长阶段，宝宝是如何走过的？对他们来说，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课题一直停留在猜测、浪漫、幻想的范畴内，有些甚至极为荒诞。只要想一想仅仅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仍然如此粗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婴儿的认识还十分原始。

以“优生运动”（ eugenics movement ）为代表的一些观点认为，婴儿是一套遗传结构，只要剔除不利的遗传结构（如不健康的、智力或道德低下的人），人类就能趋向完美。他们将行为失常或情绪失常的孩子（比如智力残疾患儿）视为不幸的先天产物，主张禁止这些人繁殖后代。此类遗传论的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格塞尔（ Arnold Gesell ）。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儿科医生，也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先驱。他最先提出儿童的发展有一个内在“时间表”。虽然他觉得应该善待儿童，但他也坚信儿童的成长方向与抚养方式基本无关。“（儿童）生来就有朝最优发展的强大本能，”他写道，“总能适应我们的抚育，趋其利，避其害。”

而另一边则是以心理学家约翰·B. 华生（ John B. Watson ）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华生认为，儿童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如同陶泥—或者白板，约翰·洛克（ John Locke ）两百年前如是写道—在父母等社会外力下成型。他认为，母亲的关爱对孩子的性格养成不利，诸如一哭就抱、一饿就喂之类的做法都算是娇生惯养。华生在1928年出版的育儿著作（格塞尔写有上述言辞的书于同年出版）中写道： 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们穿好衣服，小心地给他们洗澡。你的一言一行，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不要拥抱、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么就在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解决了棘手问题，就拍拍他们的脑袋。

但是，精神分析师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虽然精神分析也强调某些方面的遗传构成—特别是性驱力与攻击驱力的强弱，以及对这些驱力进行自我调节的难易程度—但是，许多精神分析师都认为，对情绪的健康发展来说，母婴关系也同样重要。可以说，精神分析师也是环境论者；但不同于华生的是，他们希望儿童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地充满爱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依恋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鲍尔比（ John Bowlby ）。鲍尔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段关系（往往是母婴关系）决定了我们日后是否能够幸福。与华生和格塞尔不同，鲍尔比认为婴儿不仅需要，而且会主动寻求富于爱意的关系。他写道：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辨识能力，甚至连是人是物也分不清。但是一周岁的孩子多半已经是识人的好手了。他不仅能迅速区分家人与陌生人，还能分辨出最喜欢的一个或几个人。见到这些人时，他会面露喜悦，与之分离时，他会紧紧跟随，看不见对方时，他会四下寻找。这些人消失不见会让他焦虑、难过，而这些人的出现会带给他宽慰和安全感。他其余的情感生活似乎也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没有这一基础，他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