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党伟一直清楚地记着一个时间——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批产品送上集装箱，靠在炉窑边哭了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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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雪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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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昌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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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u Li
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盘子。外层是一种被时光磨损的白，盘内淡绿色的底上印着一粉二红3朵牡丹花。一共3个，摞在一起，在一片色彩明艳、图案精美的搪瓷产品里，显得很是暗淡。
它们已经38岁“高龄”了，老，旧，毫无竞争优势。但在谢党伟心中，全场1000多件展品都不及这3个小圆盘对他更有意义。
1978年，谢党伟参加上海市青年工人能手比赛，与20位喷花高手PK摘得桂冠。这3个盘子正是他当年的赛场之作（共有10个），除了光泽略有耗损，没有一丝刮痕，不露一块铁皮。
“我保存它们很仔细，在家里都是用红布包起来，隔一两天拿抹布擦擦，很爱惜的。”谢党伟告诉《博客天下》。他轻轻拿起一个细细打量，表情柔和，眼神亲昵。凑近了，能看到他右手近食指的虎口处结有一块厚厚的茧子，那是喷枪常年摩擦留下的印记。
当年他喷绘这些盘子时不过22岁，是上海久新搪瓷厂的普通工人。现在他60岁了，随着搪瓷产业没落，从生产者变成了收藏者。
2016年11月24日在上海嘉定区八分园举办的“中国百年搪瓷展”，让谢党伟一偿夙愿——那些被他视为宝贝的搪瓷藏品不再蜗居家中、积灰于仓库，而是作为艺术品供大众观赏——一千多件展品，大部分是他的私人收藏，少部分来自其他收藏家与搪瓷日用企业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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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八分园，谢贤协助父亲谢党伟策划布置了“中国搪瓷百年展”
搪瓷又称珐琅，最早出现在埃及，是一种利用高温涂凝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温、耐磨、绝缘等性能，曾被广泛运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饮食器具和洗涤用具上。但随着近年价格低廉、拥有更好工艺的瓷器、不锈钢等制品涌入，日用搪瓷产品逐渐销声匿迹。
“从1916年上海闸北设立的第一家现代搪瓷厂算起，2016年恰好是中国搪瓷的百年纪念。”谢党伟说，这是两年前他和妻子史惠娟商量“借用”她的八分园举办展览的初衷。
谢党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妻子，他27岁的儿子谢贤、儿媳高欢欢、儿媳的朋友臧洁雯也参与了策展。一年前，正是这3位学服装设计出身的85后年轻人携手打造了以搪瓷为发声点的设计师品牌“玖申”。
“玖申”谐音“久新”。作为已经关闭的上海久新搪瓷厂最后一任厂长，谢党伟把手中看似已经熄灭的火炬传到了年青一代手里。
场馆一角的视频录制场地布置成了1958年上海寻常人家的生活场景：老式缝纫机上搁着一个搪瓷茶杯，一座半人高的木橱上整齐摆放着搪瓷饭盒、木钟摆、搪瓷暖水壶，一侧的三脚木架被6个花纹各异的搪瓷脸盆占得满满当当。
前几个小时，几位结伴而来的中年女性走到这儿停住脚步，拿出手机、单反一阵拍。其中一个烫着鬈发的女性兴奋地拍着同伴肩膀说：“啊，我姆妈上班时就用这种搪瓷饭盒，太熟悉了！”
除了搪瓷展品，其他老物件都是谢贤淘来的。他戴着黑边圆形眼镜，三七开的刘海往右厚厚一翻，整个人新潮又精神。缝纫机是借的，三脚木架来自二手市场，“钟摆和木橱是外婆家的，那个外镶镜面的旧木衣柜我从动迁房废墟里搬出来的”。
因为父亲生产和收藏搪瓷，1989年出生的谢贤从小和搪瓷朝夕相处。从他记事起，家里能装东西的器皿几乎都是搪瓷做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父亲，搪瓷制品也是40后至80后成长记忆里再熟悉不过的物件。
自19世纪初，搪瓷被西方国家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继而从日本等地进入中国后，它就逐渐被国人改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1917年创设的中华美术珐琅厂是中国人自办的首家搪瓷厂。到了1930年代，上海搪瓷业兴盛一时，发展为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彼时的上海，宽边、原肚、深底的九星牌“得胜面盆”销路最广，食盒、食籃也颇受人们欢迎。
物美价廉、流行于底层家庭，这是大众习惯于为搪瓷贴上的标签。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珐琅主要运用于一些工艺品上，服务于欧洲豪门贵族，是他们私人定制的高级器物。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珐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隋唐时期，之后一直在宫廷打转，明代的景泰蓝即是个中产物。由于景泰蓝的釉料是从西方进口，价格昂贵，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
珐琅技术从贵族工艺品转向民用，进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将大量低质珐琅制品倾销到中国，并带来了“搪瓷”这一从日语转化而来的词汇。由于是舶来品，搪瓷在民间一度被称为洋瓷。又因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现分野，工艺品仍叫珐琅，日用品则称搪瓷。
搪瓷在中国的普及最初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富裕之家到寻常百姓的转化过程。民国早期，只有城市里少数有钱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种程度上，它堪称那个年代的奢侈品，装饰着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
大户家庭出身的作家张爱玲就曾用网兜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张恨水熬夜写《金粉世家》时，陪伴他的也常是炉子上咕咕作响的搪瓷茶壶。
1949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搪瓷产业，上海一些搪瓷厂内迁支援长春、兰州、开封等地。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从部队到工厂到农村，从茶杯、碗盘、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无处不在；上至国家领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谢党伟对搪瓷的初印象源于一只普通的搪瓷小碗，白净素坯上是手撒的星星点点。那是他那代人的童年集体记忆——外婆、奶奶总是用这样一只碗喂孙辈喝粥。
受邀参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对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记得小时掉落过一只搪瓷碗，换来妈妈的一记巴掌——“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打坏了！”长大后，周禹鹏离开上海随知青下乡，随身携带的则是“最时兴”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展区一楼，有一个露出点点锈迹的搪瓷面盆。白底，深肚，内圈绘制十朵牡丹花，卷边一圈绿色的瓷釉部分剥落，盆底略微发黑，硕大的红色“奖”字却清晰可辨。这是1962年长春搪瓷厂发给年度优秀宣传员的奖品。
那个物质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具常被当作“奖品”或“礼品”。年轻工人进厂，获赠搪瓷杯；当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捧回的也多是印着“奖”字和单位名称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时，“老寿星面盆”则是发给老员工的纪念品标配。
谢党伟夺冠喷花比赛的奖品，就是一个口径10厘米的搪瓷杯子，上面写着“上海轻工技能比赛”及一个大大的“1”，他舍不得用，赠给了外婆。
在很长一段时间，搪瓷制品还是年轻人婚礼上的“硬件”。谢党伟记得，国画家穆益林曾为久新搪瓷厂设计了一套主题为万紫千红、花好月圆、芙蓉鸳鸯、竹编牡丹、金钱牡丹五朵金花的小配套描金系列产品，卖得最为紧俏，须凭结婚证明才可购买。一套定价122元，包括2个面盆、2个杯子、2个痰盂，月工资约40元的上海普通工人得省吃俭用上半年。饶是如此，“我们厂的职工结婚，也只能买二等品”。
如同粮米油盐，日用搪瓷的涨幅牵动消费者的心，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86年，《价格月刊》刊载了《全国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价格执行情况》，针对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与沈阳、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杂件的价格浮动情况做了详细数据统计。
1980年代，轻工业部还在重庆硅酸盐研究所成立搪瓷职工大学，这所学校在6年后迎来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电视台的专题片拍摄组，还被重庆市科委鉴定为出科研成果最早、最多的职工大学。
因为深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1949年后搪瓷制品一度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上面印着领袖头像、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及运动语录。
先是抗美援朝慰问杯。白底红字、天蓝色滚边，毕加索的鸽子飞在天安门上空，上书“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谢党伟印象很深，那时上海的国营搪瓷厂“大概生产了72万件这样的杯子，由中央慰问团带给前线战士，人手一个”。
“上山下乡”时期，知青行李里多半装着一个由本地革命委员会分发的搪瓷杯，还是白底红字，写着“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口号。
1963年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搪瓷杯上的文字随即变成了“做红色螺丝钉”、“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十年“文革”，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随处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些杯子除了零售，还被厂家批量采购用于员工表彰。“我的师父跟我讲，只要新语录一出，车间里就会马上组织工人喷花、烧制，连夜包装出厂。”谢党伟指着六七个大小不同、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说。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中央慰问团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厂联合定制了97万件以天安门为背景的搪瓷杯，杯身上写着“自卫还击，保家卫国，胜利纪念”、“来者必歼”等宣传语。
搪瓷制品被当作政治宣传载体，素有传统。中国搪瓷工业的崛起最初其实也是源于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来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冲击，相应地，铸丰、益丰、中华等一些民族搪瓷企业相继创立。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益丰搪瓷厂自发特制喷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纪念脸盆，市民竞相争购。与之相对，日本在华搪瓷厂渐次倒闭。
谢党伟的收藏里，有不少承载特殊年代政治印记的搪瓷。他有一件珍贵的民国搪瓷藏品，没有展出。那是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青天白日中国国民党党徽，反面印着青底白字的“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1948年“双十节”，尽管败局初定，国民党却不忘向久新搪瓷厂订购“国庆”纪念品。这块国民党党徽安然度过“文革”岁月，至今毫无损坏痕迹。
1970年代，谢党伟初到久新时，搪瓷日用品上的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他最常喷的图案是花、叶、鱼、船，不再是口号、语录、伟人头像。他琢磨喷牡丹花要内深外淡，喷城隍庙九曲桥得走直线，甚至为一条鱼调配出深浅不一的6种灰色，准备6支喷枪，渐次上色。
但在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强的信心来源。比如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是在民国开发的“柿形”脸盆基础上，中国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级的工业设计——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畅优美。出于自豪感，人们称之为“36厘米双搪得胜式脸盆”。
除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项目，搪瓷产品曾经还被当做国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获赠一套上海搪瓷三厂生产的熊猫图样汤盆，并将其陈列于白宫。1977年，上海搪瓷一厂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下榻的宾馆里制作了裙板式彩色浴缸。
改革开放后，久新搪瓷厂被列为外宾接待单位，样品室来过多位外国领导人。临别时，厂里会送欧美元首一对搪瓷咖啡杯，送伊斯兰领袖一套搪瓷茶杯——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1999年，谢党伟接待了美国搪瓷协会创始人伍德饶·卡本特，这位93岁高龄的美国客人当场画了一个圣诞快乐的盘子，随即烧制成搪瓷盘。如今这个盘子属于谢党伟的珍藏。
搪瓷的式微，谢党伟认为跟不锈钢、铝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关——它们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简约。如今，中国搪瓷协会登记在册的搪瓷民营工厂仅剩百余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只有20多家，80%销售到国外。
虽然在城市家庭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某些农村和兵团，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学者邬建华走访多个新疆兵团家庭发现，一半家庭还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饭，在搪瓷盆里洗脸，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杂物或者种花——搪瓷曾陪伴他们走过炮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又成为兵团生活和审美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