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间最会说情话的男子，五百多封告白信，一撇一捺全是她

我 多 么 幸 运

他是朱生豪，民国最会写情书的男人。

半纸童言诳语，半纸温柔缱绻，半纸赤心相付。

三十年的寿数，短之又短。他只为两件事而活：翻译莎士比亚，为所爱之人写信。

“给她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高瘦，苍白，金丝眼镜，竹竿似的身板。

在遇见宋清如之前，朱生豪是个“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

旁人看来，他古文功底渊厚，是出了名的之江才子。偏偏生性寡淡，惯于独来独往，着实有些古怪。

他与谁都不多言。“一年之中，不说一句话的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两百多天，其余日子最多也不到三十句。”

直到1932秋，之江大学，诗社初见。

为了躲过家里逼婚，宋清如赴杭州求学。一首《宝塔诗》读罢，众人哑然，竟有这般新式写法。唯有朱生豪站在角落，朝她笑了笑。

原以为，这位富家小姐是典型的“冰山美人”。

但她不爱打扮，绝无那些扭捏情态；不要嫁妆，推拒婚事只为求学深造；不喜应酬，讨厌端着架子，对自由向往之。

从那日起，朱生豪当真动了心。

他表面很矜持，即使碰了照面，也装作不认识。但每隔两三日，就托人捎去情书。

那一年，他们漫步于疏竹丛苇，静坐于茅草方亭。出了校门，路对岸就是钱塘江。

俩人并肩散着步，江潮未起，堤坝不语。

没多久，朱生豪提前毕业了。他离开杭城，应邀前去上海，编纂《英汉四用辞典》。

分隔两地，能表倾心的方式，唯有相思以信诉。

每天除了手头工作，就是写信、盼信和回信。光是开头的昵称，就甜到腻歪。像什么宝贝、妞妞、傻丫头、昨夜的梦、女皇陛下、小鬼头儿；

信末的署名，更是令人捧腹：和尚、二毛子、黄天霸、丑小鸭、臭灰鸭蛋、堂吉诃德、快乐的亨利、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

在宋清如面前，他是手足无措的稚子，是敏感多思的书生，是过分委屈的少年郎。

会因为收不到回信而胡吃海塞，会掰着指头推算见面日子，会想要在一起而祈求魔鬼保佑，也会被恋人反驳而气急到跳脚。

据上海书局的同事说，他平时讷于言辞，是个十足的闷罐子。若与他谈话，大多以点头、摇头或微笑答之。

朱生豪的话，都落笔于纸上，寄给宋清如了。

那些秘而不宣的交流，那些未被打开的心迹，那些憋了许久的缄默，只对她说。

1935年，随着日军侵华深入，战火日渐燎原。

彼时的文化界，显得动荡不堪。知识分子因避难而四散，人心皆惶惶。

朱生豪却不服。他想翻译莎士比亚，揽下这份苦差事，并在信里兴奋地问：

“清如，你崇拜民族英雄吗？我想把这部译作，当成送给你的礼物。”

每隔几天，他向宋清如报告进度，译完一本便寄给她校对誊抄，像个孩子般邀功请赏——

“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

无奈时局多舛，没多久，就爆发淞沪事变。日本人的炮火炸毁了书局，几十万字的译稿，悉数毁于战乱。

这对苦命小情侣，被迫逃亡两地。朱生豪赶赴上海，宋清如辗转流离，在贵州、江西等地谋生。

在信中，他不怕暴露自己的渴念和祈盼，苦恼和郁气；他知晓宋清如的忧惧，也给予足够体谅：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

异地九年，他们见面寥寥，却守着精神的痴恋。

直到1942年5月1日，朱生豪结束爱情长跑，和宋清如步入婚姻殿堂。一代词宗夏承焘，为这对伉俪题下八个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此时，他们已是奔三的大龄青年。

蜜月期刚过完，局势越发混乱。朱生豪是个犟脾气，不愿为日伪效力。

哪怕身体抱恙，他依然说，“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在嘉兴定居时，夫妇俩的生活极为困窘。因为穷，吃得是青菜豆腐，煮两只鸡蛋就算开荤了。

宋清如倒也不恼，缝衣服、做零活儿，用粗盐刷牙，自己修剪头发。

面对邻居不解时，她只是淡淡回了句：“他译莎，我烧饭。”

布衣蔬食，潦倒夫妻，自有相处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