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 王铎书法与集王字碑

王铎（1593—1652），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王”，为“明末三家”之一。

王铎在艺术史、文化史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薛龙春教授研究王铎多年，所著《王铎四题》一书，对王铎的书法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而是突破了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

在本书中，除了对王铎本人的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还将其同时期的书家、友人的大量诗文集、笔记、信札等做了搜集与考证。壹卷君在此摘取书中一文分享，可一窥作者的研究旨趣，体味新颖的学术思考动向。

王铎书法与集王字碑

文 | 薛龙春

摘自《王铎四题》

王铎何以热衷于在家族传记碑中使用集王字，并影响周边友人也参与生产集王字碑？我们或可从王铎的书学中得到一些解释。

王铎书学根矩二王，在写给董其昌的信中，他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㙴而已。” [1] 王铎一生崇拜米芾，米芾书法能够“迈宋一代”，正因“得《兰亭》《圣教》逸意”，并最终解脱二王[2]。基于这样的认知，王铎一生从未停止学习二王，尤其是《兰亭》《圣教序》和《淳化阁帖》，始终寝处与共 [3]。

王铎曾多次为《圣教序》拓本题跋，在比较自己和友人宋之普（1628年进士）所藏《圣教序》之后，他声称“予册更胜”，这本跟随王铎三十年的《圣教序》，与《淳化帖》一同构成了他学书的“潭奥”，时时取而味之，受益终身[4]。

顺治四年（1647）八月，王铎跋《宋拓圣教序》云:

王铎不仅向我们生动描述了烦闷之时观览《圣教序》带来的清凉与平静，拓本失而复得的前后心理变化，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对此碑的深厚情感。这部曾为王铎收藏的《圣教序》宋拓本，今藏日本藤井有邻馆。日本三井文库也有一件王铎曾经题跋的宋拓本，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 [6]

在王铎题跋时，这件拓本尚为友人黄培（1604—1669）所有，但后来转手为王镛所得，拓本的第一页钤盖着他的收藏印。王镛收藏的另外一本《圣教序》拓本，为不断本，王铎题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梁章钜（1775—1849）曾经寓目，不过审验拓本之纸墨，他认为难以定为六七百年前之物 [7] 。

王铎还经常为友人鉴定其所藏的《圣教序》拓本，如弘光元年（1644）七月，于内阁与马士英（约1591—1646）等同观高弘图（1583—1645）藏本，题跋云：

胶西硁斋相公弘光甲申七月阁中出此帖，焕然初离硎者，铎喜之甚，不知所譬……高翁其藏以秘笥，勿轻示人，以亵此宝。[8]

当年冬日，又在北京题钱谦益（1582—1664）所藏未断本，“疑添神骨合纷纠飧赞唯教正异何以空”等十六字未阙，曾为孙慎行（1565—1636）所藏：

……夫学者因此册以想见落墨初意，遇羲之岂远乎？羲之人品超绝，牧斋宝此，岂浅之乎？为嗜好欤？闻斯卓荦人也，奏疏鲠立，未究厥志，手书犹存。噫，甲申乙酉，兵燹弃如，乾伤坤毁，文献寥寥，而兹册独善，毫无凋损，何邪？天下物有幸不幸，所从来久矣，予题为第一《圣教序》，牧斋韫诸。[9]

在经过鼎革的动乱之后，钱谦益藏有这样一本《圣教序》宋拓，可谓斯文未绝，故王铎的跋文在书法之外，又有一层特别的含义。

入清之后，王铎与戴明说（1609—1686）比邻而居，时为戴氏鉴定从报国寺等地搜购的书画刻帖，戴氏藏《圣教序》宋拓，乃自内府流出者，王铎题云：

《圣教》缺字本失之逾远，此册出自龙府，全善无缺，天球重宝复散人间。岩荦独为《圣教》护持神物，归命有以也。天球岂可絜重欤？焚香静坐，观其开阖，转折变化，归之乎藏，藏之道，为诗、为文、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证道矣。[10]

王铎从《圣教序》中看到了一个“藏”字，且“藏”这一字的迷人之处，不独为古帖所有，为诗、为文、为人亦皆以“藏”为要。不过戴氏所购，并非都是佳品，王铎《致戴明说》有云：“《圣教》木板拙笨之工，离逸少神情远极，观之按剑，可以覆瓿也。” [12]

其时苏州人制作了许多《圣教序》的木刻赝本，在京师售卖以得重赀，给鉴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3]。王铎自十五岁开始学习《圣教序》 [14]，一生所临当不计其数，但流传到今日的临作只有三件，皆早年作品：

一为天启五年（1625）八月为礼部主事韩琳（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页，纸本十三开 [15]。

二为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为南京兵部右侍郎谢启光（苎萝）临《圣教序》中堂，书“双林八水”以下三十二字。绫本 [16]。这是王铎传世作品中唯一一件将王字行书放大临摹为立轴的。

三为崇祯二年（1629）八月临《圣教序》扇，金笺本 [17]。

在赞扬王铎的书学功力时，钱谦益曾说：“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18]钱氏用的是一种修辞的描述，尽管王铎的这几件临作谈不上不失毫发，但都十分忠实于原作，从中可见他对《圣教序》用笔结字精湛的把握能力。

除《圣教序》之外，王铎对于其他集王字碑也相当熟悉，并常加临摹。如崇祯十年（1637）春在南京莨荡湖所临《集王羲之大圣寺碑》，即《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文》。

顺治七年（1650）九月初一为友人临《集王荐福寺碑》 [18]，即前文提到的《兴福寺碑》，翁方纲（1733—1818）和梁章钜对于王铎沿用“荐福寺”这一讹称曾有批评，但王铎未将文中的“矣”字读为“吴”字，“尚足以正俗误” [19] 。

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不直接临摹集王字碑，却声称运用了若干集王字碑的字样，以及根据这些碑刻所进行的仿作。如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月为袁恺（卒于1645年）所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题跋中声称“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 [20]。这三体，就是晚明最流行的三块集王字碑，虽然没有王铎收藏《集王金刚经》的记录，但他的友人郭宗昌却是一件重要拓本的拥有者[21]。

在另一件崇祯六年（1633）九月为袁枢（1600—1645）所作《五言律诗八首册》的跋尾，王铎也说明运用了《圣教序》《兴福寺》与《绛州夫子碑》 [22]。《绛州夫子碑》也是集王字的名碑。

王铎这种由集字而产生的创作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还扩展到集字碑之外。如崇祯七年（1634）为同乡宋权（1598—1652）所书《杜诗扇面》，王铎在款识中明言“用褚河南《枯树》《皇帝册》二帖” [23]。无独有偶，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为程淓所作小画，款识中也指出“用徐熙、崔白、易元吉笔意”。[24]

由此可见，集王字碑在王铎书法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王铎的摹古之功不仅表现在他临摹集王字碑的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前文所述的他集或书的一些碑刻中。

近代学者王潜刚（1892—1962）曾说：“觉斯书熟于二王，深于《阁帖》，又深于《圣教序》。其书《交河堤碑》用《圣教序》字体，直如怀仁集字，可见其平日摹古之功。” [25] 王潜刚认为王铎所书《交河堤碑》绝似怀仁的《集王圣教序》，充分说明王铎的书法创作与集王字碑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铎热衷于集王字碑，其家族墓志亦使用这样的字体，其目的固然有尊崇王字的一面，而其较量古人的心理也呼之欲出。

刘荣嗣（1616年进士）《题王太史书卷》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丙寅（1626）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圣教帖》也。”余留案头月余，从容晤对，盖神与法相御而行，规矩周折中奔轶之气不减，益信名公事业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阴背水，武穆野战，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26]

刘荣嗣为王铎精深的学古功力所折服，所谓“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而王铎将己作比为“未刻《圣教帖》”，正可视为王铎并驱书圣的自我预期。这一点，我们从王铎热衷于临帖赠人也能得到类似的印象。

在明末清初的访碑与金石学研究中，汉碑已经开始崛起，最终颠覆了绵延千年的帖学。而王铎这一代书家，尚处于碑帖界限不明、两者兼收并蓄的时期。以王铎为中心的集王字碑，可以说是那个久远悠长的文化传统的一缕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