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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川 | 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

近代史研究  · 公众号  ·  · 2019-03-06 10:08

正文

作者张晓川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


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

张晓川


内容提要

光绪十年(1884)四月初九日,甲申易枢之后不久,张佩纶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密函,函中多以隐语的方式讨论时局。此前,有陈寅恪、樊百川、姜鸣等学者对密函隐语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都有所疏失,尤其是关于“说法”“费布施钱”等重要处,均未能作出准确解读。详细释读密函隐语并结合相关史料,可进一步探究甲申年春张佩纶、李鸿章对于政治巨变的认识、判断及因应之策,及中法越南争端相关问题。


关键词

张佩纶;李鸿章;甲申易枢;中法战争;李福协定



1989年,陈寅恪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其弟子石泉撰写回忆文章,提到陈先生熟悉晚清掌故,所以能参破当日官员之间私人信函中的暗语机密。文中所述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甲申年张佩纶一封暗语密函的解读:

如张佩纶的《涧于集》中,载有他甲申变局前写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等隐语。陈师听石泉读后立即指出:“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

张佩纶



查核《涧于集》书牍部分可发现,或许是时间久远导致的记忆偏差,这段回忆与书信的实际情况有几处不符。首先,此函不是张佩纶写给张之洞的,而是写给李鸿章的。其次,从信札所述内容判断,写信时间并非甲申变局之前,而明显是易枢之后。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涉及隐语的解读,书信原文中并无“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两句,“僧”也并不指醇亲王。

醇亲王


张佩纶论及“僧”“道”“佛”等的那封书信,收录于《涧于集》中的书牍第三卷,所述者为甲申易枢之后张氏对朝堂变化的认识及其因应之策。甲申易枢为晚清史上影响政局走向的重大事件,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上谕将军机大臣全行罢免,尤为清代空前绝后之举。表面上的礼亲王替代恭亲王出任军机领班大臣,及其背后的以醇代恭,更被认为是左右有清一代国运之事,对此,晚清时人及后世学界已有充分的认识和讨论。

关于本函的寄信人、收信人,张佩纶和李鸿章,两人关系在甲申之前已非常密切,甚至李视张为接班之“替手”,张又在李鸿藻、李鸿章两位重臣之间作内外及清流洋务之联系人等情况,也早有学者论及。已知张、李关系之密,谋划之深,该函起首便言此为十来日书信往还,“意殊不畅”之后的产物,洵是明证。况且,函中隐语甚多,不单“僧”“道”“佛”三处,可见尽是肺腑之言且不可告人。故而对本函暗语的解读,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甲申政局巨变,及其后不久张、李对此的认识、判断、心态,乃至于两人关于中法战争的对策和布置。


李鸿章


关于本函暗语,除前述石泉回忆文章提及外,还有樊百川和姜鸣两位学者的解读。樊百川径引张佩纶此札,讨论甲申变局与中法战争,他指出“道”为奕䜣,“神”为奕譞,“僧”为李鸿藻,“佛”为慈禧,“仍作住持”为复官,“菴主”为李鸿章。樊百川并未对暗语指称作出相应解释,但所一一直接对应者,据本人浅见基本正确。姜鸣的解读见《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一文:


我初步研判,信中“僧”指恭王,“道”似指李鸿藻,“神”指醇王,“佛”指慈禧,“菴主”似指奕劻,“覃溪”指翁同龢,“立本”指阎敬铭,“僧繇”指张之万,“张仙”系佩纶自谓。但“五斗米教天师”指张之洞?“阎罗”指阎敬铭?“释迦”“赤松”指谁?均还需要研究。


虽然樊、姜两位学者都对函中隐语及内容作出解读,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且信中涉及史事亦未解析和深论。故本文将以笺释形式,对隐语信作逐条考辨分析。




张佩纶这封隐语密札原稿,收录在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文字与《涧于集》通行刻本大同小异,除起首问候语外,共有八小节内容。

省心老人左右:旬日书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

一、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久沾泥絮矣。


张佩纶致李鸿章暗语信一

此处可见“僧、道”并列,是需要“救”者,所指者自是一路人,前述石泉回忆“僧、道相争”一语,其意大相径庭。故而“僧”“道”应当是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甲申易枢”之前原班军机大臣,并非相争对手。三月初原班军机大臣排序为恭王、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其中宝鋆虽然官位更高(大学士),排序更前,但当日军机处运作实际上是恭王为主,李鸿藻为辅,况且从本函下文及与张佩纶关系看,“僧、道”当指恭、李,与宝鋆无涉。“僧、道”之中,“道”应指恭王,盖其府邸有“乐道堂”,其斋号为“乐道堂主人”,在此前后,张佩纶、李鸿章往来通信中,也以“乐道”指代恭王。故而“道”“道教”当指恭王,“僧”则为李鸿藻。

所谓“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当指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后,张佩纶为挽回军机处大换班上谕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从时间上判断,“灰冷”原因主要是总理衙门大臣联名上奏的《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被驳斥。此折虽为总理衙门所上,但出自张氏手笔应无疑,其用意在曲线救恭,之前学者已多有讨论。上奏之前,张佩纶虽然听说“兴、乐不能再合”,但仍对挽救一事表示乐观,尤其是在十八日当面规劝醇王之后,他曾一度认为“兴献既欲转圜”,接替恭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署的礼亲王世铎与庆贝勒奕劻也愿意“调处”,甚至希望李鸿章“以重臣出片言相助”。不过折上当日,即有上谕斥其“语多失当,迹近要挟”。同时,也有举措,旨命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入总理衙门,加强办事力量,责令总署大臣协力办事,不可畏难,更不能就此事“再行渎请”。至此,张佩纶曲线救恭之举措,完全宣告失败。

“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久沾泥絮矣。”其中,“佛”即指慈禧,其理由当为石泉文章中的“佛爷”之称。“神”指醇王,原因恐怕是同治初年,醇王即掌管神机营,本函下文“十八参神”亦可作为佐证。此句当指李鸿藻受到慈禧的赏识眷宠,这一点凭李鸿藻宦海沉浮数十年历程及被用为帝师,自不难理解。然而,据张佩纶的认识,醇王却并不喜欢李鸿藻,但就张氏看来,李鸿藻必将重回军机处作“住持”。只是李本人经此一挫,颇有心灰意冷之念。

一、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秘室耳。

此节隐语甚是工巧。“立本”本指唐代画家阎立本,“僧繇”本指南朝画家张僧繇。此处暗语扣两人姓氏,所指即新入军机处的阎敬铭和张之万。巧的是阎敬铭字丹初、张之万字子青,合之为“丹青”,故可谓之“两画”。“覃溪”为清人翁方纲之号,此处亦扣其姓氏,乃指翁同龢。本节为张佩纶对于阎、张、翁三人的品评,他认为阎敬铭能力、品行等方面优于张之万,但张之万与醇王的关系更好,翁同龢则与醇王更加亲密。其言下之意想必是醇王主政之局面已定,阎敬铭、张之万虽一时入军机“秘室”,但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会太长久,而翁同龢则可能凭借其与醇王的关系,重回军机处。当然,以后见之明,张佩纶的预言并不准确,阎敬铭在军机处行走两年余,乞病罢直,张之万则是十年以后的甲午战争中方才退出,翁同龢和李鸿藻亦在十年后才重返枢垣。

一、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十八参神”一句,如前所述,乃是张佩纶于三月十八日会议上,当众规劝醇亲王。当日力劝之结果,在他看来是比较乐观的:

十八日与兴献纵论,据丹、青二老,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兴献大为感动。蕙吟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兴献密谈。现在兴献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

据旁人所言,张佩纶规劝“甚切”,其慷慨陈词令“坐中皆感动”。然而随着二十四日上谕的发布,局势已经明朗,恭王复起无望。故而张佩纶向李鸿章表明心迹,即“吾非好道”一句,以示独立崖岸,不偏不倚的姿态。即“参神”“祷佛”等举动,并非出自对恭、醇的个人及派系好恶,仅在于二邸相与共事之难易。盖因恭王行事谨慎,有所敬畏,顾忌舆论,醇王则相反,有恃而无恐。

一、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菴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菴主,先以术吓之,而菴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菴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菴主故耳。


张佩纶致李鸿章暗语信二

此节为本函中文字最多者,亦为较难释读者,同时其信息量也最大,此前相关讨论较少。“廿五一偈”“出谋发虑”等,恐怕是与李鸿章三月二十七日写给张佩纶的一封书信有关,其中称:

二十五严旨,责以酌定款法,又历数两年任事诸臣一再延误。若谓鄙人亦在出谋发虑之列者,可谓冤极,然念乐道诸君,同被唆罚,不才亦欲借此收帆,早图退步,遑计旁人纠劾哉。

如此看来,“廿五一偈”指的就是李鸿章信中所谓“二十五严旨”,也正是这道严厉的上谕,使李鸿章的内心产生极大波动,甚至自谓萌生退意。

据《德宗实录》所载,三月二十五日的两道上谕都与李鸿章有关,先是有人参奏淮军将领周盛传克扣军饷,嚣张跋扈,甚至有“李鸿章受其挟制”的情况。朝廷一方面令李鸿章察探实情,明白回奏;另一方面暗中派出锡珍、廖寿恒出京调查。若说此谕仅略有敲山震虎意味,那么接下来的一道上谕则是不留情面的严斥:

李鸿章筹办交涉事件,责任綦重。叠经被人参奏,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优容,未加谴责。两年来法越构衅,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若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前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上谕文字中,除了“畏葸因循,不能振作”等判语,及将来办理不善“罪无可宽”之警告外,最令李鸿章不安的是牵扯到法越事起后的“任事诸臣”,即“前次”总署王大臣。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意思很明白,就是以恭王为首的原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当然看出了其中的警示意味,即以法越之事为名义的“易枢”,有可能将自己牵连进去,进而追究责任。正因为意识到这一重大危机,李鸿章深受触动,所以在接旨后不久,即二十七日夜晚三更天,给张佩纶写信喊冤时,念及和顾虑的重点恰恰是朝廷将其与已被“唆罚”的恭王等人同列。

行文至此,可知“菴主”所指,必为李鸿章无疑,故而接下来张氏就“菴主”发出的三叹,便容易理解了。第一叹,是叹李鸿章遭“严旨”申斥后,怀疑受到恭王与李鸿藻等人被罢的牵累,而惊慌失措,急于撇清关系。第二叹,则是张佩纶对于二十五日严旨动机的判断。即醇王仓促主政,外交上又有法国咄咄逼人,必定需要借重李鸿章拱卫京师、办理交涉事务。然而借重之前,却出此欲用先抑之策,故从旁促成“严旨”,希望李鸿章慑服,而李还真就被吓到“色动”,醇王以此立威的目的也便达到。第三叹,多有客气恭维的成分,先夸赞李鸿章是极好的,再可惜自己不能帮助排忧解难。

三叹之后,张佩纶开始分析李鸿章此次遭到严斥的主要原因,以及当日政局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佛”,即慈禧太后究竟是怎么想的。本小节后半段文字为此所发,其中以“费布施钱可布地”七字最费思量。樊百川对此的解释是李鸿章长期以来“对慈禧的奉献(当然还有对太监李莲英等人的贿赂)”。这一解释结合上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或确能圆其说,但似乎与下句“殊不足降伏彼法”,颇不连贯。因为从当日之局势看,所需“降服”的“彼法”,只能是指挑起争端的法国,而要解决中法矛盾,显然与李鸿章对慈禧及李莲英的贿赂进贡,没有太大关系。更何况,如果是贿赂邀宠,慈禧的态度也不应该是“怒之”和“棒喝”。因此樊百川所谓,李鸿章工于宦术,经常有所贡献之解读,并不正确。笔者大胆揣测,这整句话的意思应当是李鸿章在慈禧那里,受知极早,蒙恩又深,因备受信任而主持洋务、练兵等事,所费钱财甚多,却似无成效,还不足以平息中法之争,所以太后也很不满,“严旨”有以致之,是为“棒喝”警醒。

做出如此判断的原因有三:其一,可见上文所述,从语义连贯角度出发。其二,如果李鸿章确有公开上贡或私下行贿,即便是以张佩纶的戆直及其与李的亲密关系,心知肚明即可,恐怕不会也无必要在信中专门提此一句。其三,“严旨”的次日,即三月二十六日,有一道上谕,发给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以及船政大臣何如璋,其中提道:

各省设立船政机器各局,原为力求自强之计。若制造不精,无裨实用,以致虚糜帑项,甚至侵渔中饱,尚复成何事体?着李鸿章、曾国荃、何璟、张树声、丁宝桢、卫荣光、刘秉璋、陈士杰、张兆栋、倪文蔚、何如璋督饬局员,精心讲求,务期利用,随时认真整顿,力杜浮冒等弊,并将各该员分别劝惩,以收实效。

这道上谕的起因虽然是战事紧迫,有人上奏称福建船政局及各省机器局,应“严惩虚伪”等,略带临时抱佛脚的味道。不过也能表明朝廷的一个疑问,即办理洋务二十多年,花费甚巨,何以效果不彰,仍旧要受法国人的气。张佩纶当日在总署行走,参与对法决策,于本函所作之四月初九日,不难获知其内容。他据此来推断二十五日严旨的真正原因,以及慈禧的态度,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张佩纶对于总体局势的判断,应该是慈禧对于李鸿章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在大寿之年,对已经闹了很久的法越之事,束手无策,所以“严旨”呵斥。然而,这个机会又被醇王抓住,添入了原班军机、总署大臣的话头来强行制造把柄,借此立威。故而,张氏以为慈禧真正的意思是对外而非对内,让李鸿章不用担心是牵涉“僧、道”之事中,获谴反而是“五台山诸开士”的作用更大一些。这里的“五台山诸开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但不出所料的话,应该是指那些上奏主战或攻击李鸿章办理不善的言官、讲官。盖以“五台山”扣“台谏”之意。

一、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菴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这一小节中,张佩纶之自陈,颇值得玩味,他说自己对于恭王,尤其是李鸿藻并无太多个人的感情。根据以往一般的历史认识,张佩纶和李鸿藻同在清流阵营之中,为“青牛”之头角,关系应该相当密切,但何以此处“亦非爱僧”。当然,本函这段表述可能并不完全是张佩纶的心里话,或有在李鸿章面前表现亲“菴主”远“僧”的意味,也有君子不偏不党的立场。不过此时的张佩纶,确实可能对李鸿藻已经有所不满,出发点主要还是国事。他曾经在给清流同道中人陈宝琛的书信中,谈到越南之事,将当朝诸公月旦一番,明言“高阳、朝邑均无远谋”。这显然是对于国中人才缺失的感叹,也是对清流一脉前景的忧虑。张佩纶在政治上略向李鸿章倾斜,也是事出有因的。

总之,在张佩纶看来,李鸿藻对于慈禧非常忠心,能为之排忧解难,其罢直主要是被恭王牵连。如前引高阳、姜鸣等文所示,光绪初年张佩纶在二李之间牵线搭桥,几乎形成政治同盟,故二李之间不可但以清浊判然划分,李鸿藻对于李鸿章确实有“待菴主亦至”之情,表达了很大的善意。至于日后进退之考虑,张佩纶认为对李鸿藻的弹击,也是针对自己,所以他称不打算久留于官场。

一、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本小节仍承上一节末所说进退之考虑。即谈到醇亲王(“神”)对于张佩纶(“张仙”)还是比较欣赏,或者说其实就是认为张有可用之价值,所以屡屡让李鸿章礼遇善待之。就此,张佩纶更觉不妥。因为他认为醇王无非是让自己为其所用,充作政治斗争的打手,犹如寺庙前殿怒目的护法菩萨“韦陀”。这是张佩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表示如果是那样,还不如辞官归隐,悠游山林,效法汉代的张良,而“从赤松游”。

一、说法乃菴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本小节字数虽少,但牵涉到李鸿章在甲申变局中对张佩纶的一个安排,因为这个安排最终未能实现,此前鲜有人注意。樊百川、姜鸣等学者对于本函的解读,也基本上忽略此节,即关于“说法”一事。由于这封隐语密札,多以宗教术语为掩饰,“说法”一词很可能会被忽视,认为不过是朝中政治斗争之意。实际上“说法”并非就国内政争而言,而是关系到当日中法交涉之事。

甲申易枢的表面理由,在于滇、桂两军越南之溃败,前线失利的确使得中枢大臣以及参与决策的交涉人员颇感困扰。不过在三月底,原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回到天津,他带来了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的亲笔书信,使事情似乎有了转机。据李鸿章向总署汇报,福禄诺与德璀琳关系密切,与自己也有一面之缘,福氏写来的密函中有关于中法矛盾的四条解决方案:中法商约、越南归法保护、调回驻法公使曾纪泽及早订简约以免兴兵东南沿海。面对这样的情况,李鸿章认为机不可失,应当抓住,他对于局势开始有了乐观的认识。在他向总署详细汇报,抄送福氏函件具体内容的前一天,即三月二十四日晚上,给张佩纶写了一封信,表示倘若中法及早议和,可以避免法舰来华,也不用赔偿军费。

有鉴于事情发生了变化,和局可期,李鸿章立刻想到一个计划。因为李鸿章断定慈禧希望事端和平解决,所以他认为福禄诺来华,朝廷必定愿意和谈。虽然在奏折中谦虚地表示:“应请旨,于军机处、总理衙门才望卓著之大臣,简派一员,驰赴天津,统筹斯事”,但李鸿章心里应该能料到主持和议者非他莫属。故而,在朝廷对福禄诺建议有了肯定表示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夜,李鸿章连写两封信给张佩纶,都提到了请其参与议和事:


适值福酋密函来得凑巧,此事或有机缘……将来若有成议,冀执事来助一臂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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