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灯光下，93岁的王洪勋小心翼翼地翻出那些珍藏多年的与核工业紧密相连的旧物，整齐地摆放在书桌上。那些泛黄的照片、斑驳的笔记、褪色的票根、闪亮的勋章和各种获奖的荣誉证书，都在诉说着旧物的主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就连空气中浮起的尘埃，都成为时空的“讲述者”，在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
他声音铿锵有力，虽已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谈起核工业的工作经历，他的话语便如泉涌般滔滔不绝，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尽显他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记忆与无限热爱。
他参与了我国核燃料后处理从落后的沉淀法改为先进的萃取法的全过程；参与了抢建821工程；完成了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在保军转民期间，还带头开展了啤酒厂设计，引领了我国啤酒行业大发展，并完成了高纯稀土分离厂建设……他是核工业发展的创建者、参与者、见证者。
说起取得的成绩，王洪勋表现得很淡然，“我17岁参加革命，26岁入党，一直跟党走，接受组织的安排，有机会能参与到核工业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很荣幸。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会对自己说，我过去的努力还不够，学习得还不够，还要更加努力，加强学习，要比现在更优秀！”
“努力还不够，学习得还不够”，这可是从一位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的老人口中说出的！
王洪勋1953年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化工部设计研究院工作，搞化工厂设计，五年半的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生活。直到1958年5月被调至吉林分院，才和家人相聚。
但这段团圆的时光，在同年的11月迎来了转折，“领导叫我到办公室，给我一封介绍信，说要调我到二机部工作，我需要前往南礼士路100号找冯麟同志，并且未来3年内不能与家人通信。”
接到调令时，王洪勋整个人有点发懵。但听到这是上级单位的调令，他立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带着这份“沉甸甸”的介绍信回到家，他秉持着“去哪儿不能说，去多久不能说，干什么不能说”的原则，和家人简单交代了一下要调动的事情。家人不明缘由，只能嘱咐他要照顾好自己。
离开家的那天，原单位的领导亲自开车送王洪勋到火车站，并送给他一本书作为纪念。就这样，王洪勋怀揣着介绍信和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我来到了南礼士路100号，看到这里有警卫站岗，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二机部十三局的十二室。这个部门的主任对我从化工设计院调来表示很高兴，因为当时团队里大多数人都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而且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初到十二室，王洪勋对核工业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些基本的名词如反应堆、放射性、原子能、原子弹等。“我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虽然感到忐忑不安，但决心努力胜任这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爱上了核工业。”王洪勋说。
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王洪勋后来还参加了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简称“核二院”）成立的业大（业余大学），学习了核物理、后处理工艺学、剂量学等课程，共学习了4年，从而补上了原子能这门课。1959年，根据中苏协议，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404厂，王洪勋也因此更深入地参与到了核工业的建设中。
1959年初，苏联援助中国建设404厂，采用沉淀法工艺并提供了初步设计稿。王洪勋参与了审查苏联初步设计的工艺部分。审查组由4人组成，王洪勋任副组长。“我们的审查过程是高度保密的，甚至有解放军在办公室外守护。参与工作的人手中都有一个保密包，早、中、晚上下班时，都要将保密包取出或送回到指定的保密室，如此往复，从不间断。每次使用保密包，都需要在封口处贴上特制的胶印，并撒上滑石粉。这样，一旦有人试图擅自打开包裹，滑石粉就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如同一个无声的警报。”王洪勋说。
他作为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设计组长，负责的工作较多，保密包也逐渐演变成了更小巧的箱子，但保密的严格程度却丝毫未减。那时每个人除了保密包，画图板上的每一块蓝布也都被赋予了保密的使命。每当需要外出办事，王洪勋都会用这些蓝布将图纸和资料遮盖得严严实实，确保不被外人窥视。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上级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口号。然而，1960年8月22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所有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此时设计仅完成了60%。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我国决定放弃苏联的沉淀法，转而研究更为先进的萃取法。这个决定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沉淀法需要大量不锈钢材料并且放射性废液量大，投资多。而中国当时无法从苏联获得足够的供应。
改为萃取法后，虽然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但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科研储备，一切需要从零开始。为了响应毛主席“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的号召，全国上下一盘棋，集合了部内外专家、各工业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共同研究这一新技术。
为了实施萃取法，需要建设两个关键单位：一是清华大学南口的200号工程，用于进行热试验；当时由清华大学和核二院各有一个200号工程设计组，共同制定方案，由王洪勋代院起草建设200号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概算，报中央专委审批，由二机部出资，清华大学负责设计和建设。二是成立213所，用于建设一个1:1的冷模拟实验工厂，即607工程，以提供设计数据和为生产厂培训人才。王洪勋担任了607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他组织团队在大连523厂进行设计、建设和试验，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在213所，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处理的是放射性物质，工作人员需要穿着两层工作服，戴着乳胶手套和口罩，每天工作六小时，不能喝水，出汗很多。王洪勋作为主要负责人，需要两班都进入工作区域，因此每天需要洗两次澡。为了模拟真实工厂的情况，他们在地面上搭建了三个钢质的平台和有机玻璃设备，以便观察设备内部的运行情况。此外，为了减少对操作人员的辐射伤害，团队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
这一项目的决策过程非常严谨，在部里的后处理领导小组的决策下，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才最终决定采用萃取法。萃取法的实现不仅用在了404和821工厂上，还成为了中国核燃料后处理科研的重要成果。
在20世纪60年代末，紧迫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决定在四川深山中集全国之力抢建一个核材料生产科研基地——821工程。随着抢建821工程的命令下达，一场规模宏大、时间紧迫的建设战役正式打响。王洪勋接到命令，参与821工程的建设。
“我作为规划小分队的队长，带着8个人，仅携带一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就前往了四川广元附近的821工程现场。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没有地质、气象、水文资料，且需在短时间内在两座大山夹峙的深沟中，规划并建设起一座核燃料生产厂。”王洪勋回忆说。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我们决定采用‘四合一’的方案，将四个主要厂房合并为一个，以节省占地面积和管道连接，方便生产管理。同时，我们还另开辟一块地方作为未来的三废厂房建设区。设计了放射性废液的储存和处理方案，确保废水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些创新性的设计方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在规划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诸多挑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我们不得不依靠人工测量和观察来获取数据。我们带着皮卷尺，在山沟中徒步测量，用尺子丈量每一寸土地，以确保规划的准确性。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在水文条件不明的情况下，确保厂房和设备的安全。”
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工作，王洪勋带领团队终于完成了初步规划方案，并向现场指挥部进行了汇报。方案得到部领导批准后，迅速组织近400人的设计队伍前往现场，王洪勋担任现场设计队的化工部分设计队队长。
从设计到建设，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他们面临着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以及施工技术的难题。然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智慧，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完成了建设任务。
1976年5月1日，821工程正式投产成功，生产出了合格产品。“那一刻，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尽管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都挺了过来，为中国的核工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王洪勋激动地感慨道。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北京也迎来了开放的步伐，市场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啤酒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消费品。然而，当时北京的啤酒供应却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仅有2个啤酒厂，年产量总计仅1万吨。
面对这一紧迫需求，北京市委下达了建设一个3万吨啤酒厂的任务。然而，这一规模巨大的项目却难倒了轻工业部的四个设计院，它们均因缺乏设计如此大规模啤酒厂的经验和能力而束手无策。
机缘巧合下，北京市建委的同志找到了在核二院工作的王洪勋。“我虽然对啤酒并不熟悉，但我敢于接受挑战。”在参观了北京啤酒厂后，王洪勋凭借着工程经验和直觉，认定核二院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得到院长的支持后，他带领一支12人的团队，在北啤王厂长的引导下先后参观了青岛、上海啤酒厂。随后便开始了啤酒厂设计工作。
参观回来后，王洪勋带领团队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3万吨啤酒厂的设计方案，并成功通过了北京市的审查。这个啤酒厂的建设采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如露天大罐发酵、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仪表等，使得这个啤酒厂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啤酒厂。它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北京市的啤酒需求，还轰动了全国，引来了无数参观者和建设请求。
随后，王洪勋团队又接连设计了5万吨、10万吨的啤酒厂，推动了全国啤酒行业的蓬勃发展。他们的设计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吸引了外国厂商的注意。在灌装线等关键设备上，国内无法解决，需要进口，因此外国厂商纷纷找到核二院，希望他们选择自己的生产线。
通过这一系列的项目，核二院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和技术实力，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设计的啤酒厂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玻璃瓶制造等。
然而，随着啤酒市场的逐渐饱和，核二院逐渐放弃了这一领域，将资料转交给了轻工业部。尽管如此，核二院人凭借勇气和智慧，成功地将核工业技术应用于啤酒行业，引领了全国啤酒行业的大发展，为改革开放的历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王洪勋丰富多彩的经历中，有三件事让他尤为自豪，用当下年轻人的话来说，都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件事，中南海怀仁堂的荣耀时刻。
1961年1月12日，王洪勋作为核二院的技术骨干，获得了无比珍贵的机会——核二院唯一，一张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的戏剧门票。这场演出是为庆祝周总理访国归来而举办的。王洪勋有幸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瞬间，近距离地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的风采。这份来自党的信任与肯定，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心，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荣耀时刻。这张戏票他珍藏了60多年，视若珍宝。
第二件事，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王洪勋作为核二院的代表，与全院仅有的另外2名代表一同参加了这次盛会。在大会上，他亲自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领取了核二院获得的全国科学大会奖状。这些沉甸甸的奖状，代表着核二院在科研领域的卓越成就，更见证了他个人在党的培养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其中有一个单独授给核二院，他所在室成为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先进科研设计室奖状。在大会上，他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见证了国家科学的春天正在到来。会后，他还与中央领导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这份荣誉让他倍感自豪。
第三件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为党和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同志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王洪勋是其中一位，这是对他多年来为国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最高肯定。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1992年，王洪勋退休，离休前为核二院五室（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室）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离休后的王洪勋并未停下脚步，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助力核工业发展的道路上。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识，撰写了回忆录，“我的成长历程”和“使命”，详细记录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他还创办了刊物《学习与思考》，手抄摘录国家大事、中央重要指示精神，并自费印制分享。他说，“我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非常感恩党，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中国会实现共产主义，并为此继续努力。”
每天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王洪勋都会准时出现在小区的树荫下，与大家分享核工业发展历程中的故事，分享最新的国家大事和自己的学习思考体会。他的话语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有很多人坚持来听，这份热忱让我深受感动。”他满脸自豪。
被问及对当下的中核青年有什么寄语，王洪勋掷地有声地说道：“作为核工业的老兵，我见证了国家核工业的全过程发展。如今虽已年迈，但我对核工业的未来充满期待。我期望核工业在青年一代的手中更加壮大，成为世界领先。谨以毛主席的名言作为寄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属于你们青年人，你们朝气蓬勃，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