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秘史·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协和八

老协和的大门

我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却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他说，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第一个被他动员进协和的是我的大姐夫陈舜明，那时姐夫大学毕业正在执教，竟被父亲说服，再到协和学医，于 1927 年毕业；第二个是我的哥哥吴瑞萍，于 1933 年毕业；我是第三个。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家先后有 10 人在协和学习和工作，对协和有较多方面的了解。现在我只谈自己学习生活的某些片断，也就是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 1933 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 52 名同学，到 1936 年考协和时，却只有 15 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 19 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 4 人，留级的有 4 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早日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也有部分同学必须另觅出路。就外科来说，按照惯例，在外科各专科轮转做实习医师者，是准备毕业后留院的，如果主要在普通外科实习，则是即将离开协和的先兆。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从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早 8 点从宿舍到学校， 12 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 2 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 5 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 1 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 6 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 10 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 12 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当局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该年级的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升级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一、二、三年级结束时评出两名优秀生（不分先后），免交下一年的学费 100 元。毕业班只评一名优秀生，对获奖者除颁发证书外，还有 500 元奖金。

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由于竞争激烈，偶尔也有阿谀奉承教师或争出风头、表现自己的事发生，但这种作风为同学所不齿。五年级时，我们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很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

营养食堂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蹠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试，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

一年级的生理学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上有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八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四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四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 W ”，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七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愈问教授兴致愈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 50 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 10 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后因林可胜教授离院，以及科内个别人科学作风差，引起了我们的反感，我改变了主意，打算以后专攻外科。

解剖课

一年级的生理学课程，最后要做“慢性实验”。我和同班同学屈鸿翰在张锡钧教授指导下，对狗作内分泌实验。教师要求实验工作要认真，无论是白天、夜晚或星期日，都要无例外地按实验计划进行工作和观察。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屈鸿翰一起到动物房观察实验动物后，在楼道里遇见前来检查学生实验工作的张锡钧教授，他高兴地操着天津腔问：“吴、屈，你们那窝小狗怎么样了？”刚巧屈鸿翰是天津人，我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于是我们调皮地也用天津话回答了他。这风趣的一问一答，师生间亲切之情，便溢于言表了。

三年级的一次教学巡诊，是由内科主任斯乃博教授主持的。巡诊已经开始，三个同学才匆匆赶来，其中第三位是从维也纳来的外籍同学。巡诊结束后，斯乃博教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第一位同学，要他转交给第二位同学，两人打开条子一看，竟然写的是一句德文，只得去找那位外籍同学，原来这句话是德国谚语，“你们来自远方”。三人懂得了，这是教授对他们幽默、委婉的批评。

生物化学课的部分课程，由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吴宪教授主讲。为了督促同学的学习，每星期六都要进行测验，然后在星期一上课时，教师分析和讲评学生的答卷。有一个星期一，吴宪教授刚一上讲台，就神情严肃地问：“你们知道人和猴子有什么区别吗？”台下没有一个同学敢做声。他接着说：“人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猴子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接着他就开始讲课。几分钟后，同学们恍然大悟：这是教授对我们上周考试成绩极端不满的表示。这次批评虽过于刻薄，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来，我经常感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特别在进入临床工作之后，生怕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误患者，总是倍加谨慎。这“不知之知”，或许就是从吴宪教授的一骂中开窍的。

四年级的内科学习以看门诊为主，一般的要求是一个上午看三名病人，包括进行必要的化验。学生诊断之后请教师复核。有一次，我看了一名肺结核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我自以为认真记录了病史，查明了体征就够了，便去请教师复核。那天负责复核的教师是朱宪彝副教授，他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后，问我有没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杆菌。我回答没有查痰。他严厉地说：“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使我无地自容。也正是这次，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医生的主观分析不能代替客观实际的道理。直到今天，每当我谈起医生的成长道路时，总是再三地提醒青年们，要认真区别主观分析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觉成长的要点之一。

门诊

我在协和一、二年级时，虽有个别科目学得较好，但总的来说成绩平平。三年级开学不久，我因患肾结核，动了手术，休学一年。那时，协和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其中有属于教师阶层的活动；有属于医学院的活动；有属于各门学科的内部活动。医学生有权自由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虽然对很多具体内容并不理解，但耳濡目染，得之于心的东西却不少。例如：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客观评价前人的贡献，有条理地分析和归纳实验结果，论据充分地阐明观点，以及预测学科在某一领域中的发展等。我听过许多著名专家的精彩报告，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又阅读了一些享有盛誉的外料学者的传记。这一切大大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也教给我不少思考问题的方法。三、四年级开始临床实习，这个阶段主要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靠思维能力。我学习得比较主动，成绩突飞猛进，出乎教师和同学的意料，一下子名列前茅。

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篇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身受用。联想到自己四年级当“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1940 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作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听了斯乃博的演讲，更深化了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 5 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 10 年的医生的水平。

协和医学院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和荣誉感。设“学生司仪”，就是学院独树一帜的创举。

协和的毕业典礼庄严而隆重。典礼之前，在毕业班的下一届，即四年级中选拔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任毕业式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学生司仪手持纪念牌，身着学士礼服，依次带领医学生毕业班和护士毕业班，穿过参加典礼的师生和来宾，进入礼堂就座。举行毕业式并颁发毕业证书后，再带领毕业生退出礼堂，完成仪式。纪念牌上套有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各刻一届学生司仪的姓名。我的姐夫陈舜名曾任学生司仪，他的姓名刻在第二道金箍上；我也被选为学生司仪，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院方原准备当纪念牌上套满金箍，成为一块金牌时，留在学院作永久性纪念。学生司仪是极高的荣誉，为众人所瞩目。记得当我被选为学生司仪和学生会主席时，许多教师和同学纷纷向我祝贺，为我高兴。遗憾的是，当抗日战争胜利，协和医学院复校后，那块套有九个金箍的纪念牌却再也没有找到。

毕业典礼

当我五年级轮转到耳鼻喉科实习时，我在学院的前途已经相当明朗，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到泌尿外科和骨科实习，一直还没有去普通外科，这说明毕业后将留院任住院医师。越是形势好，我越是告诫自己，一定要好自为之，谨慎从事，千万不要出什么枝节。正在这时，科内分配我负责一个先天性髓关节脱臼复位手术的麻醉。那是一个大手术，患者是 6 岁的小女孩。我按照科内专门负责麻醉的医师的安排，用新式麻醉机进行全身麻醉。开始时，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认真地记录了血压、脉搏、呼吸，但接着患儿出现了异常，血压逐步上升，我立即将那位负责麻醉的医师请来，问她应该如何处理，她解释不出原因，也没有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几分钟后患儿突然不能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手术台上一切正常，并没有大出血的现象，事故显然是出自麻醉。负责手术的孟继懋教授十分生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只好一言不发，既难过又委屈，拖着沉重地双腿走出医院。以后的两天就像是过了两年，我茶饭无心，神不守舍。到了第三天，那位负责麻醉的医师把我找去，她说外科主任娄克斯让她转告我，手术台上的事故我没有责任。后来大家清楚了，事故纯属科学水平低造成的，对设备的使用范围都不了解。这种新式麻醉机不能用于儿童，因为儿童呼吸量小，机器管腔很粗，死腔太大，反复呼吸时不能有足够的氧气交换，由于缺氧，儿童停止了呼吸。娄克斯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调查，了解到我并没有失职的地方，为了解除我思想上的负担，特意带话给我。他这一句公正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宽慰，使我又重新振作起来。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协和被迫关闭，我到中和医院（今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工作， 1943 年任外科住院总医师。当时病人很多，所以工作能力提高比较快。溃疡病穿孔是腹部急症中常见的病例，按常规手术都是采用简单缝合穿孔的办法治疗，待身体完全恢复后，再考虑是否需要做比较根治的胃大部切除手术。但在国外文献中已有在急症时立即做胃大部切除手术的报告。一次急诊时，又来了这样的急症病人，我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为病人长远着想，当时就做了胃大部切除术，病人恢复很快，我也很得意。娄克斯教授那时还在北平，一次他到中和医院巡诊，看到这个已恢复健康的病人，十分高兴，对我大大赞扬了一番。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先全面考虑病人的安全后，再决定是否也采取这种手术方案。他仍把我当作学生，怕我因一次成功而得意忘形。这及时的提醒，是多么深切的爱护啊！

协和医学院在一部分学科的教学中虽也有“填鸭式”的弊病，但大部分学科，特别是临床各科，则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多数教师并不死抠书本，并不局限于灌输某一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是着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微生物学课程中，谢少文副教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医学综述，分配给我的题目是《胎盘抽出液在麻疹预防中的作用》。我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制索引卡片……当时我只把它作为一篇作业来完成。直到几年后我才省悟，“作业”本身恰恰是次要方面，而通过独自撰写“综述”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查阅文献、编写卡片、分析综合等基本功的训练，才是这一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

又如专为学生安排的临床病理讨论，最鲜明地贯穿了“学以致用”的思想。讨论之前，先将某一病例的临床病史、诊治经过，直至病人死亡情况都印发给学生，然后由学生对病例进行分析，教师通过提问将讨论引向深入。最后病理科医生根据尸检所见，说明疾病的实际情况。这种临床分析和病理所见的对照，大大提高了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到主观分析与客观实际在哪些方面不符，启发学生在诊断中自觉地重视临床表现的病理学基础，逐步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在启发式教育下，我开始懂得，知识只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才有价值，才能成为医生的工作能力。我观察到，正是在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同学之间最容易拉开差距。有的同学尽管书读得不错，但在患者面前却往往束手无策，认为症状不典型，与书本上讲得不一样，好像是患者得错了病，也就不再深究。他的知识没有能充分转化为能力；而有的同学却运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及各种诊断方法，从不典型的症状中抓住主要矛盾，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这种医疗实践大大深化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当然也就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的这句名言实在精彩，讲得正是这个道理。

同样参加医疗实践，可以是盲目的实践，也可以是自觉的实践，效果却迥然不同。例如急性阑尾炎，是外科中的常见病，有的医生满足于“腹疼待查”的诊断，并进行手术，多数情况下也治好了病，以后也照此办理。我认为这种盲目的实践，很难说对医生的认识能力有什么提高。所以我要求自己，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手术前不仅得出“急性阑尾炎”的诊断，而且要对阑尾的具体部位，阑尾中有无粪石，腹膜反应的严重程度等作出判断，然后在手术中对自己的判断进行验证，这样做对我工作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

知识―思考―实践，它们密切相关。只要自觉运用，循环往复，无论在学习、医疗、教学、科研中，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这就是我在协和医学院学习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编辑：野西瓜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