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厅干部34年发改生涯之思】其二：新常态与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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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巡视员、党组成员。

序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岁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

蹉跎岁月，缤纷多彩的改革开放大好年代、颠覆变化的年头，能碰上一个都是难得，我算是都赶上了。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大多以“末班车”的方式在赶，如文革、上山下乡、高考、分配工作、“数字移民”等等。

这辈子除了没当过兵，农民、工人、职员、公务员都干过，还读了5所国内外大学。

因为生活在中国上海，因为在发改委这个大家庭、大平台上学习工作锻炼了34年，从事过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几个领域的工作，参与了七个半“五年规划（计划）”，经历参与了我国历史上多个破天荒的项目和大事件，两次获得国家荣誉称号，多次获得省部级决策咨询成果奖项，走访考察了60个国家（地区）和约250个城市，受益良多。

2017年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感谢时代的馈赠，感恩长期以来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也感谢自己的努力，将一些心得体会写下来，为职业生涯画个句号，也希望能对后来者有些许启发和借鉴。是为序。

二、新常态与发展转型

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的旧常态、甚至是非常态而言。如今许多现象仍在剧烈变化之中，尚未形成新常态。关键要防止干着干着又回到旧常态、甚至是非常态。

中国自2008年、2010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后，2010年GDP超越日本，目前已坐稳全球第二的位置。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如此之众的国家，“未富先大”。GDP全球第二，人均GDP全球却排在80名开外，与中国足球排位差不多，我们出现了GDP成长的烦恼。

对外来讲，中国是个经济大国，欧美各国和各大国际组织希望你多尽义务，多缴各种会费。我们虽然希望在国际上要发“中国声音”，但面对沉重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老百姓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人均收入低水平底气不足。

对内来讲，“初生牛犊”用百米冲刺速度连续跑了30多年，需要换个节奏喘口气，所谓换档降速。中国要建设世界强国，那是一个马拉松比赛，用短跑显然不可持续。

现状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认为你与他走得太近了；走在我们周边的国家，认为你走得太快了；走在我们后边的国家，认为你走得太远了。而我们尚无足够的软硬实力，来赢得大家的芳心。经济增速下了个台阶，结构性问题不断显现，解决结构优化与动力转化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更大的决心与勇气推进改革与开放。

图9  漫画（杨喆倩作）

世博会奥运会成功举办是一个国家转型崛起的标志或预兆

1999年5月，我参加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是最早一批从事世博会事务的人，到今天还在从事“后世博”工作。为了做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筹办工作，将历史上130多次世博会、以及约30次奥运会全部梳理一遍，研究这两个盛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851年英国在伦敦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观众人数高达630万人次，陈列了近10万件展品，包括蒸汽机、水压机、工作母机、铁器设备、各种纺织品等，标志着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当时英国殖民地遍及五大洲，女王治下的面积是国土面积的近百倍，一个日不落帝国诞生了。

2005年央视《大国崛起》摄制组来到大英博物馆，找出当年女王的日记。时年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51年5月1日晚的日记中写道：“出发时天空微微下着细雨，在我们到达水晶宫前，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射在宏伟的大厦上面，各国的旗帜在阳光下飘扬。当我们通过铁门，看见摇动的棕榈叶和鲜花，无数的人群挥舞着着手掌和喇叭，让我感到永远不会忘记的震撼，让我感动……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

1893年美国在芝加哥举办世博会，1894年美国的GDP一举超过英国，世界老大的宝座一直坐到今天。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与上海世博会非常相似，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世博会，它的成功举办成为大萧条时期的一盏明灯。这届世博会后美国经济开始转型，转向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并举，好莱坞、迪斯尼等大型服务业企业开始涌现。芝加哥的市旗上有4颗星，其中有2颗就是为了纪念这两届成功的世博会。

迄今为止，美国是举办世博会、奥运会最多的国家，共举办30多次世博会、4次奥运会，为美国今天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00年法国举办巴黎世博会和奥运会（历史上奥运会曾经是世博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合办过三届），法国上升为一流国家，成为文化大国。日本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大阪世博会，造就了日本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1968年GDP超越西德，位居世界第二。韩国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1993年举办大田世博会，就此从一个政权频迭国家走向现代民主之路。1992年西班牙成功举办巴塞罗那世博会和奥运会，巴塞罗那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休闲城市，也大大恢复了西班牙的国际声望。

中国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古老中华再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目前已是日本的2.5倍。中国的发展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国际上有个不成文的说法，没有举办过世博会或奥运会的城市，就不算是国际大都市。世博会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城市转型发展的标志或预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道：“世博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图10 北京奥运会

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

融合发展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许多新的企业，甚至包括一些传统认知企业，按照工业时代规律划分，已难以分清一产、二产、三产的界限，一些行业的边界也模糊了，员工不再是企业的，成了行业员工。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架构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一种嵌入式团队（Team）组织普遍出现。

在微信群里，人们实现了U盘式生存，脾气合得拢，谈天说地；彼此性格不对路，潜水憋气，偶尔冒个泡；实在不能忍受，拉黑一走了事。IBM的广告语变成了“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听上去似乎成了一家咨询公司。

工业经济时代竞争最主要的手段，是以产品细分、市场细分，做差异化而取胜。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完全倒过来了，以融合取胜。

举个例子，大多数人现在都用智能手机，一个典型的知识时代融合发展的产品。实际上手机已不叫手机了，英文单词表述已改了三次，刚开始叫“Mobile Phone”，后来叫“Smart Phone”，现在叫“Handsets”（手持设备），手机里有很多产品和功能融为一体。

1980年，IBM公司做了个20G的U盘，价值113万美元，重量近2千吨，大小相当于好几间屋子。现在生产一个20G的U盘，若以芯片重量计约0.5克，价值不到100元人民币。如果按照工业时代规律，手机里的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机、电视机、游戏机、摄像机，小到计算器、手电筒，只能一个一个生产，不可能发挥融合功能，也无法放进口袋，戴在手上，套在头上。

过去放在家里办公桌上的物品，今天放入了口袋，戴在了身上，未来可嵌入技术还将把这些东西打进肌肉骨骼，甚至注入血管。凯文·凯利说，微信真是当代中国一项伟大的发明。在这个平台上，集短信、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及会议、分享图片及视频音频、送红包、交朋友、微信医疗家居银行等无数服务功能于一身，真正做到了融合融化，否则不会有今天超过800亿美元的估值。

图11  20世纪60年代IBM巨型硬盘

图12 漫画——融合发展（杨喆倩作）  

营造新生态

农业时代人类挖沟渠、建粮仓，修驿站；工业时代人类建原材料库、成品库，修铁路；服务时代人类建物流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知识时代人类建数据库、人才库、云中心。知识经济时代是由大量创新构成的，因此营造“新生态”显得格外重要。

要注意研究知识经济各阶段生态的变化，马云依靠固定互联网做大，实现人和商品的连接；马化腾依靠移动互联网做强，实现人和人的连接；如今美国人又在抢占新的制高点——工业互联网，实现硬件、软件、服务和人的全面连接。

美国正在开启新工业革命时代，积极推行“新硬件”制造，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最终将机器、数据、服务和人联系在一起，实现新的融合，营造新生态，促进人脑与机器的互动。

例如：美国这几年生产的新型拖拉机，耕过地后能够告诉你这块地的化学元素含量（需要施什么肥），土壤结构成份（适合种什么农作物），土壤的含水量（需不需要灌溉）等。美国GE公司在航空发动机里装上传感器，让产品产生数据，收集的数据可明确告知零部件的生命周期，大大提升资产性能。以上例子使我们看到了何谓制造业的服务化，硬件的软件化，软硬件融合，让机器学会“思考”，学会“说话”（提供数据），为制造业的发展开拓了新路径。目前GE公司正在放弃一些传统的核心业务，着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工业互联网联盟，其背后目的是统一数据的标准，否则物联网技术就失去了价值，当然数据的价值也就无从发挥了。

图13 可以发送电能消耗数据的GE动力涡轮机

五大红利进入拐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我们经常讲一个词——红利，巧合的是本轮危机后几乎所有的传统“红利”都出现了拐点，进入下降通道，内外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

第一，人口红利。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一块红利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贡献率超过30%。说白了，这就是人口红利，农民兄弟在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分析一下，我们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都出现了新变化。从2012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连续四年下降，累计下降1300多万。

同时2015年，我国首次出现了流动人口下降，下降了568万，而2013年和2014年每年都增加800万以上，两个人口双碰头同降非常罕见，与2015年GDP增速创25年来的新低有很大关系。人力资源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之首，流动人口下降也意味着经济的活跃度下降。

人口结构方面，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上海是全国第一个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城市，老龄工作已成为政府和人大工作的重要议题。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时候，人家听不懂，说一般人均GDP两三万美元才会进入深度老龄化，上海刚到1.6万美元，真是“未富先老”。

预计到2020年，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龄人口比重将达36%，约540万人。我们还出现了“未富先寿”，寿命也长了。上海人均期望寿命2015年达到82.75岁，已连续多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可以挤进世界前十名。上海老年人现在“挂在墙上”的时间（人走了做张照片挂上墙）已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但是“躺在床上”的时间（没活力、生活质量差）远超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有不小差距。

人住进病房，衣服脱光躺在床上，各种管子插满，任人摆布，躺个五年、十年不在少数，生命尊严与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我国老年人一年就诊16—17次，发达国家老年人一年就诊6—7次。我们的活力老人比发达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国外坐邮轮的泡温泉的旅客以老年人居多，我们以年轻人居多。

这次“十三五”规划上海首次提出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倡导终生体锻，建设健康上海，国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有研究数据指出，在健康上每投入一元钱，在医疗上可少支出八元。因此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健康期望寿命指标，这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力推的一个发展升级指标。初步估算，我国的健康期望寿命约比发达国家低8—10年。

人口结构方面还有“少子化”的问题，它与老龄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少子化就没有老龄化。全球0—14岁的少儿人口平均水平是27%，中国是16.5%，上海仅有9.4%，过去这么多年有个规律性现象，全世界已经实现“收入陷阱”跨越的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跨越时少儿人口是低于20%的。

所以大家理解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会作大幅度调整，从“双独”家庭二孩到“单独”家庭二孩，再到鼓励生育二孩是形势所逼，现在是鼓励也不愿生了，综合成本太高。

人口是编制规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这个问题不分析透，规划有可能成为无米之炊。当然对人口调控问题各方面的争议也最大。上海“十三五”规划人口发展的思路是控总量，优结构。

图14 《南风窗》2011年第17期封面

第二，有形资源红利。工业经济时代有形的资源，大多面临枯竭的境况，透支严重，地大物博已成地贫物薄。中国的钢材、水泥、煤炭等消费量已占全球50%左右。中国2011—2013年三年时间用掉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兴盛扩张期）的消耗量还要多，比尔·盖茨感到非常震惊，在个人微博中作过专门阐述。

有意思的是这些有形物质吃光用光后，按照物质不灭定理，留下了痕迹——数据信息，新的资源红利出现了，这个资源还可以分享，生产消费更加环保。数据信息哪里最多，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最多，上海这方面很有新优势。

全球还有个规律，70%—80%的数据信息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信息数据资源的土豪。上海现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只以数据信息为生，没有土地、厂房和设备，只有人脑加电脑，生产的原材料是数据信息，生产出的产品仍然是数据信息，但它是高增值的。上海证交所开放部分数据信息给企业用，催生做大了一个证券分析行业，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

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开发无线频谱资源的重要性摆上议事日程。例如：700兆频段一直由文广局占用，历史上主要用于无线电视广播，当电视接收信号改为有线后，这个资源基本闲置。

美国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改为用市场拍卖的办法，来配置无线频谱资源，有时一场拍卖会能成交200多亿美元。理论上700兆频谱如能拿出来用于上海无线基站建设，现有基站可减少一半，且传播效率更高。上海这块资源基本上是按照早年供给制的办法分配给了十几个部门。这次我们建言献策，提出做好无线频谱资源利用建议被国家“十三五”规划采纳吸收。

上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做好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不但要深化1.0的版本，即解决老百姓的知情权，还要升级2.0的版本，即解决企业和智库的使用权，激发更多的创新。另外也要关注互联网巨头平台公司由于垄断市场从而带来的垄断信息问题。

图15  资源衰减

第三，环境保护红利。这次规划之初，通过几个口开展了大量的民调，专家座谈会、征求市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意调查等。许多人说，环境已不是环保问题，是民生问题；专家学者说节能减排生态发展是新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很对，写进规划。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了25个主要指标，按照市领导要求除环保指标外，全部要跳一跳够得着才算数，唯独环保指标要跳两跳够得着才算数，环保局领导感到压力山大。

过去的五年，上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法规制定多管齐下治理雾霾，pm2.5下减少了了近十个点，未来五年pm2.5再要减少十个点，要基本消除劣V类水质水体，难度可想而知。

雾霾、黑臭河水等污染物有本地源、外来源，需要群防群治，各部门、各省市联防联控。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健全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初始分配制度，深化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污染第三方治理、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加强环保理念教育，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要让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生活方式逐步深入人心。这次市委、市政府将崇明建设生态岛专项规划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要求，将崇明岛打造成长江末端的生态屏障。

图16  北京一对新人戴防毒面具拍婚纱照

第四，土地资源红利。上海是我国土地资源最为紧缺的城市，可开发空间所剩无几，未来主要从存量上做文章。上海的官方出版物上，全市的面积是6340平方公里。即使按照内部调整后的工作数据计算，上海的城市开发率已达46%，大大超过纽约、伦敦、巴黎和中国香港25%左右的水平。

什么是城市开发率，即上海的地面将近一半由钢筋混凝土和柏油马路覆盖，再这么层层“摊大饼”开发下去到底行不行？三峡大坝建成后，上海的土地围垦量大约减少了一半。

为了进一步落实守住“人口、土地、环境和城市运维安全”四条底线的要求，上海首次在规划中提出“现状低效建设用地减量50平方公里。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着力优化用地结构，以盘活存量、功能融合、地上地下统筹为主要路径，向存量要发展用地。城市发展要规划建设小尺度、紧凑型的新型社区，合理设定容积率，推广土地混合利用和建筑物功能复合（改变单一功能开放），建设综合管廊，通过功能融合释放发展空间。

图17  漫画-——城市开发边界

第五，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大的制度红利有三个，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试行的经济特区，一个是新世纪初加入WTO。当年加入WTO谈判最严峻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认为做了很大让步，西方国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例如与美国完成谈判后，美国的国会议员兴高采烈对着CNN的镜头说：“美国政府为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赢得了巨大的利益”。

记得2001年初，上海市委交给当时的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一项紧急任务，要我们研究加入世贸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委会同十几个委办局和部分企业突击加班加点，做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得出了一句“加入世贸利大于弊”的结论，时任市委书记拿着这份报告在江泽民总书记召开的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率先表态，上海坚决支持党中央、国务院加入世贸的决定，上海仔细研究过了，加入世贸利大于弊。

十几年过去了，大家有点淡忘了，但我是这段经历的亲历者，一直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认为加入WTO后，中国的农业、银行业、汽车工业、对外贸易等等都会面临重大困难，但是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定决心加入世贸，以开放倒逼改革。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加入世贸创造了WTO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后会获得这么大的红利，谁也没想到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外贸出口一度高达30%—40%，当年甚嚣尘上的“与狼共舞论”变成了“中国威胁论”，舞着舞着我们把“狼”吃掉了。

图18  漫画——贸易壁垒

实际上，在上述这些红利背后，还有一个知识的红利也下降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执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连2分钱一盒的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市场经济从来没搞过，两眼一抹黑，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不讨论，一路走到今天。

从计划经济为主到市场调节为辅，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但是面对发展的大变化，知识的大爆炸，价值观颠覆，又要开始重新学习，从零起步。

决战决胜奔小康

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加了个定语“决战决胜”。建设小康社会讲了多年，大家有点听觉疲劳，但这次是从量变到质变。

据测算，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到2020年将达到或超过1.2万美元。按目前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大致相当）高于1247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总量达14亿的经济体步入高收入行列，将会对全球的资源配置、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习总书记自己计算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人口仅有10亿。

1950年至今，全球只有两个经济体实现了“低收入陷阱”跨越，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国台湾省，人口都是千万级的规模。1960年至今，全球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其中8家是欧洲发达国家边上的小国家，人口基本是百万级规模；还有亚洲“四小龙”（韩国和中国台湾与前面重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人口不到千万；最大的一个国家是日本，跨越时人口8000万左右。

如果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天下依靠的是亿万劳苦大众，其中贫苦农民占大多数，还有少量工人阶级，那么未来的转型发展我们依靠的主力军是谁？个人认为是亿万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需求导向的主要潜力。

2016年5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习总书记首次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项工作，提到了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央部署下，“橄榄型社会”建设将步入“快车道”。

图19  漫画——第一个百年目标

从全球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许多人认为收入水平回到了20世纪末，德国的中产阶段从60%多下降到50%多。美国有智库研究表明，中产阶级占比已从70%下降至49%，这次美国大选结果出人意料与此不无关联。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由于本轮危机的巨大影响，发达经济体是否又出现一个“高收入陷阱”跨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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