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托马斯·潘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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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修辞策略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洛布丛书版

《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最全面可用的分析。在那种社会生活形式中，且通过那种社会生活形式，人类能最全面地发展和揭示他们作为政治的——即作为自我统治的、共和的——动物的本性。那种社会生活的关键前提涉及公民数量、教育和城邦聚居。

当然，要获得独立，就需要足够数量的人参与军事防卫。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需要公民能够做出集体判断，按照美德公正分配官职和荣誉（及耻辱）。这要求公民能够可靠地确定彼此的性格（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民需要相互熟识或“面对面”地生活）。

▲ 喀罗尼亚之战示意图

尽管这场战争没有扑灭城邦中自治的公民生活，但它是这一悲剧结局的开始。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腊，将之变成他帝国的一部分；有强大的证据表明，亚里士多德卷入了新帝国中心的马其顿宫廷活动。

但是，从《政治学》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痕迹。无论他可能多大程度上卷入同时代的外交和政治活动，作为政治哲人和理论家的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他所处的堕落的政治环境。他关注的是对在那些情况下——人类永恒的政治本性最完全地显露于言行——关于完全自觉的城邦在表达和期望方面的批判性研究。只有在那样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评估，因而正确理解在不那么有利的时空（正如我们所处的时空）中的政治生活。

从这个超历史的视角，亚里士多德清晰地洞察出哲学与政治语境之间关系，存在如下重要而永恒的普遍特征：哲学研究带来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严峻风险，削弱健康公民社会的根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