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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年，朝鲜，汉城。
申叔舟躺在病榻上，他明白，大限来临。这位出身朝鲜高灵的著名相臣，即将走完他壮阔而华彩的一生。他年少时就气度非凡，自从世宗年间进入集贤殿起，四十年中先后辅佐过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六位国王。人之将死，大多会想起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病榻上的申叔舟，可能回忆起跋山涉水、跨海越涛的旅程，如江原、咸镜、辽东、北京、釜山、京都；想起一个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场面，如率军攻打女真，随世祖靖难夺权，平定南怡之乱；记起一幅幅文采风流、读书著述的画面，如明朝使臣倪谦对他诗才的夸赞，世宗对他参与创造韩文字母的肯定，世祖对他撰写王政典章的褒奖。他走过很多路，立过很多功，也写过很多书，就在去世前四年，申叔舟还写了一部《海东诸国纪》献给刚刚即位的国王成宗，这是一部主要介绍日本的书。回想平生往事，他的一生堪称朝鲜前期的缩影。
申叔舟
此时此刻，年轻的成宗国王，正等待着申叔舟做临终嘱咐。临终嘱咐？史家可能会笑，因为历史上很多临终嘱咐，其实是对人亡政息、气数将尽的悲观预测。
申叔舟似乎在冥想着：世祖大王曾说我是他的管仲、张良和魏征，我一定要嘱咐好后王。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我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百年之后，谁会对我朝鲜不利？天朝？不可能，天朝和我们相互依傍，辅车相依。女真？有可能，但联合天朝一起控制，应无大碍，除非有朝一日天朝也驾驭不住。这时，他可能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写完的那部《海东诸国纪》，对，他想起了日本。他去过日本，这辈子跟日本打过很多交道，只有日本才会有灭我国家、毁我宗社之心。他撑着最后一口气，对成宗说了最后一句话：“愿国家无与日本失和。”
申叔舟去世了，成宗赠谥“文忠”，这是一个崇高的谥号。成宗肯定对申叔舟的遗嘱印象深刻，即使生命走到尽头，申叔舟仍然感到来自东邻日本那片海洋的寒意和敌意，所以他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朝日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他的担忧成为现实，朝鲜被日军侵略七年，烽火照亮八道，几乎亡国，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写的那部《海东诸国纪》竟然会把朝鲜推向更险恶的境地，甚至将东亚三国都卷入到一个波诡云谲的政治旋涡中。
《海东诸国纪》收录于《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该套书封皮地图即源自《海东诸国纪》
元末明初，日本正值南北朝大混战，诸多地方大名勾结海盗、商人劫掠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形成了倭寇。洪武末年，北朝统一日本后，不少南朝战败势力便盘踞海岛，侵扰日甚。朝鲜半岛自高丽以来便深受倭寇困扰，倭寇常以对马岛为基地不断骚扰，朝鲜太祖李成桂在王袍加身前便是抗击倭寇的著名将领。朝鲜建国后，一直酝酿力量，决心发动一次海战，一举荡平对马岛倭寇。1419年，朝鲜发动“己亥东征”（日称“应永外寇”），攻打对马岛，俘获倭寇首领，控制了对马海峡，这可谓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靠自身力量赢得的一次对日胜仗。次年，朝日国交恢复，1426年，朝鲜开放富山浦（今釜山）、乃而浦（今荠浦）、盐浦（今蔚山）三个港口，设立倭馆接待日本使臣，允许其世代居住进行贸易。
为了管理日本的贸易商团，巩固“己亥东征”的胜利果实，1443年，申叔舟担任书状官，随正使卞孝文、副使尹仁甫率领的通信使团出使室町幕府京都，与对马岛主宗氏签订《癸亥条约》（日称“嘉吉条约”），双方承认对马岛乃日本领土，但确立了朝鲜在对马岛的宗主地位，对马岛主代理朝鲜统制日本各地的对朝贸易，日本各地方贸易商团须受对马岛主宗氏的引导，方可来朝鲜贸易。回到对马岛后，申叔舟晓以利害，成功说服对马岛主与朝鲜约定岁遣船数。在朝鲜看来，国家的对外政策无非是：“事大”中国、“交邻”日本，但日本诸岛前来贸易，乃是向我朝贡的表现，我不妨羁縻安抚。
申叔舟有理由为他生活的世宗、世祖时代感到骄傲：一方面，这是一个武功强盛的时代，此时朝鲜征伐倭寇、讨伐野人女真、设置四郡、开拓六镇，将女真和对马岛倭寇视为本国屏藩，而琉球及一些南洋小国使臣或商人的前来也令朝鲜风光无限，俨然模仿明朝产生“小天朝”“小中华”心态；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文治昌盛的时代，申叔舟本人就参与了几部大型政典的编纂，如《国朝五礼仪》《经国大典》《经济六典》《东国通鉴》等，他还参与创制了《训民正音》，朝鲜的图书事业日渐发达，儒教逐渐深入人心，士林阶层日益壮大，文教一时大盛。所以，在申叔舟的时代，朝鲜在军事和文化上都始终保持着对日本的强势，而《海东诸国纪》正是申叔舟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1471年，正值明朝成化七年、朝鲜成宗二年，申叔舟写完《海东诸国纪》，主要记载日本和琉球，而绝大多数篇幅是关于日本的。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申叔舟在序中解释说：“窃观国于东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习性强悍，精于剑槊，惯于舟楫，与我隔海相望，抚之得其道，则朝聘以礼，失其道，则辄肆剽窃。前朝之季，国乱政紊，抚之失道，遂为边患，沿海数千里之地废为榛莽……今我国家，来则辅之，优其饩廪，厚其礼意。彼乃狃于寻常，欺诳真伪，处处稽留，动经时月，变诈百端，溪壑之欲无穷，小咈其意，则便发忿言。地绝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审其情伪，其待之也，宜案先王旧例以镇之。而其情势各有重轻，亦不得不为之厚薄也。”
因为“久掌礼曹，以事大交邻为己任”，又多次渡海前往日本，申叔舟认为，日本欲壑难填，只有安抚好日本，才能维护海疆安全，但前提是，只有对日本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有所了解，方可对症下药，所以他说在这本书中“谨稽旧籍，参之见闻，图其地势，略叙世系源委、风土所尚，以至我应接节目”。具体来说，此书共有以下内容：
一，九幅地图，分别是“海东诸国总图”、“日本本国之图”、“日本国西海道九州之图”、“日本国一岐岛之图”、“日本国对马岛之图”、“琉球国之图”以及对日开放的三个港口图：“熊川荠浦之图”、“东莱富山浦之图”、“蔚山盐浦之图”。
二，国纪，分为“日本国纪”和“琉球国纪”，而“日本国纪”又分为“天皇代序”、“国王代序”、“风俗”及“八道六十六州”，梳理日本历代天皇和将军的次序，记载日本八道六十六州的形势、田亩、户口及与朝鲜交往的历史。
三，礼仪，即“朝聘应接记”，详细规定日本各地使臣的船舶定数、船夫人数、接待规格、所给海料等，另外又对三浦倭民和对马岛又规定了“三浦禁约”和“钓鱼禁约”。这部分相当于从国家层面规定了对日贸易的种种规范。
从笔法上讲，这本书有一些特色，如申叔舟以明朝年号纪年，称明朝为“中国”，在序文中又不断强调“待夷狄之道”，多用“来朝”指称日本各地使臣及琉球使臣出使朝鲜，在提及日本风俗时多有蔑视。这些特色突出体现了朝鲜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朝贡体系中又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以周边的日本、琉球、女真等为四夷的“小中华”体系，流露出朝鲜前期对自身地位和身份的乐观和自信。
可以说，《海东诸国纪》对日本的历史、政治、社会、地理、风俗有着全面的考察，前半部分是史地研究，后半部分是对策规范，知古知今，成为朝鲜对日外交的参考凭据，甚至后来大臣提出建议：若调查北方女真，应采用申叔舟《海东诸国纪》的撰写模式。其实当时明朝也涌现一些研究日本的书，但在清初学者朱彝尊看来，《海东诸国纪》更为清楚明白，近代学者傅增湘对此书也多有肯定。
那么，为何这本书会卷入到一场战争中呢？这场战争又是怎么回事？
1592年，统一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二十万大军侵略朝鲜，朝鲜望风皆溃，不出三个月，朝鲜两京陷落，八道几乎被全占，国王宣祖一路狂奔，甚至想渡过鸭绿江，内附明朝，群臣劝谏，宣祖口称“予死於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朝鲜不断派使臣前往北京请求援兵，从辽东到北京，使臣络绎不绝，大有申包胥哭秦廷之势，明廷对此虽有犹疑，但最终认为唇亡齿寒，必须抗日援朝。由此，刚刚平定了西北宁夏哱拜叛乱的明朝又回马东征，开始了历时七年的万历朝鲜之役，而此间又因封贡日本的失败，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略，所以这七年的战争其实分为两个时期。朝鲜根据干支纪年，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则按照天皇年号，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并称日本“战国三杰”
1597年，丁酉再乱，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明神宗才得知封贡日本失败，大怒，逮捕兵部尚书石星、对日谈判代表沈惟敬下狱，重新调整东征军队领导结构，简单来说，任命邢玠、麻贵、杨镐三人为帅将，杨汝南、丁应泰为参谋，但丁应泰曾为六科官员，所以又承担监察使命。当年五月，总督邢玠、经略杨镐、提督麻贵等相继率兵东征剿倭，六月，明军攻破重镇闲山岛，杨镐檄守朝鲜王京西面的汉江和大同江，扼制了倭军的继续进攻，防守住军事运道，从而解除东面王京的危难，受到朝鲜君臣的高度赞扬。杨镐、邢玠相继进入王京，精心安排兵力部署，在取得稷山大捷后，十一月，邢玠将明军分为三协，其中杨镐和麻贵率领左右两协由王京进至庆州，专攻加藤清正所在的蔚山，倭军大败，逃奔岛山坚壁不出，杨镐率军围攻不下。正在此时，小西行长率援军赶来，趁恶劣天气突袭明军，杨镐“仓猝撤军，结果反为倭兵所乘，不利而退”，由此明军转胜为败，全部撤至王京。经此一败，明军伤亡甚大，但杨镐与邢玠假传捷报，少报伤亡人数，当时内阁大臣张位、沈一贯亦私发书信保护杨镐。
败仗后，丁应泰前去与杨镐商议下一步计划，未想杨镐政治上不成熟，得意洋洋地将两位阁老的书信拿出来，矜功自伐。丁应泰一气之下，上疏揭露真相，弹劾杨镐、张位、沈一贯等结党营私。神宗闻之震怒，下令罢免杨镐候审，让天津巡抚万世德代理杨镐军职。但是，因杨镐曾解救王京，所以朝鲜君臣对杨镐感恩戴德，又因丁应泰在弹劾杨镐的疏文中建议明廷“兵不必加调，粮不必增运”，这令朝鲜君臣忧心如焚。于是，宣祖接连派陈奏使前往北京为杨镐辩白，希望神宗能留任杨镐，完成抗日大业。同时，明军将官吴惟忠、茅国器、许国威等二十三人亦上书神宗为杨镐辩白，希望神宗能以东征大局为重，收回成命。实际上，杨镐被丁应泰弹劾，不是单纯因为杨镐的个人性格所致，还因为明朝内部的党争，但朝鲜的参与，一下子让党争更加混乱，所以丁应泰开始迁怒于朝鲜，再次上疏，认为杨镐为朝鲜“筑城”会令朝鲜“坚城得志”，难保朝鲜不叛明投日。朝鲜本来只是想上疏挽留杨镐，没想到却被丁应泰呛了一嘴，而且这已经关系到朝鲜的忠诚问题。为此，宣祖又派使臣到北京辩解，如此一来二去，丁应泰与朝鲜开始交恶，一阵互掐。
杨镐、邢玠，战争结束后，朝鲜专门建宣武祠，供奉杨镐、邢玠，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
丁应泰在朝鲜，不知从什么渠道找到一本书。没错，《海东诸国纪》！他发现这本书就是朝鲜勾结倭寇的证据，于是向神宗呈上一篇题为《属藩奸欺有据，贼党朋谋已彰事》的奏文，正式弹劾朝鲜，把对朝鲜及东征诸将的种种不满一并爆发出来。
丁应泰首先说自己在夹江中洲时，听辽人说此地乃朝鲜招引倭奴所占，阴谋“起兵同犯天朝，夺取辽河以东，恢复高丽旧土”，为证实这种说法，他举出在朝鲜所得书籍《海东纪略》（即《海东诸国纪》），“书名《海东纪略》，乃朝鲜与倭交好事实也”。根据此书，丁应泰列举朝鲜的几大罪过：
第一，交通倭贼，献纳互市，招倭复地，自作自受。丁应泰在此书发现朝鲜和日本早就互通使臣、互市贸易，对日本各个方面都非常熟悉，且在三浦地区有倭户世居，他认为这就表明朝鲜勾结日本，冒犯天朝。但是，朝鲜在很久以前就与日本、琉球有所交往，地理上也更近，肯定比明朝更为了解日本的政治和风俗。至于三浦倭户，其实丁应泰不了解朝鲜在“己亥东征”之后与日本互市的具体情况，亦不知自1510年朝鲜平定“三浦倭乱”后，三浦早无倭户居住。
第二，大书日本年号，小书明朝年号，尊奉日本，不奉正朔。丁应泰说：“朝鲜应科人习三经，则即知《春秋》大义，当谨奉天朝正朔，何为又从日本康正、宽正、文明等年号而大书之？且小字分书永乐、宣德、景泰、成化纪年于日本纪年之下，则是尊奉日本，加于天朝甚远。”这是什么意思呢？申叔舟叙述日本每代国王世系时会提及日本天皇年号某某年，为了对照方便，会用小字在日本年号下面注明此为明朝皇帝年号某某年。
第三，僭妄称祖，未见恭顺，訾辱帝王，轻藐中国。所谓“僭妄称祖”，即朝鲜国王使用了只有中国帝王才有权使用的庙号，如“祖”“宗”。原则上，明朝对朝鲜去世的国王多追赠以谥号，如对李成桂赐谥“康献”，对李芳远赐谥“恭定”，对李祹赐谥“庄宪”，但朝鲜高丽王朝开始就使用庙号，所以朝鲜称李成桂为“太祖”，称李芳远为“太宗”，称李祹为“世宗”。朝鲜深知这是对明朝的一种挑衅，所以一般秘密使用庙号，以至于有人认为，倭乱爆发后，朝鲜一度对请明入援问题犹豫不决，就是怕明军会发现朝鲜使用庙号。丁应泰恰恰在《海东诸国纪》发现了这一敏感信号，认为这不符合朝鲜恭顺事大之义，是对天朝权威的冒犯。另外，丁应泰还举出申叔舟序文对汉武帝、光武帝和石敬瑭的批评来说明朝鲜君臣轻藐中国，已非一日。
丁应泰通过《海东诸国纪》指出朝鲜的三大罪过后，讽刺朝鲜是“招倭构衅，自启祸戎，而刚愤求援，动称死节”，而现在又要“自偷安逸，移祸天朝”。他总结陈词，将朝鲜国王、陪臣及东征诸将一并痛斥，并呈上《海东诸国纪》，要求朝廷公议“朝鲜君臣是否绝倭愚弄中国，是否绝倭愚弄天朝邢玠、陈效、麻贵等，是否徇情扶同欺罔，是否徇私曲庇”。
明神宗看到丁应泰的奏文后，马上下旨调查，但也命令东征诸位将官务必以东征大局和国事为重，务必尽去嫌疑，不得相互攻讦，且仍催促万世德代理杨镐兼程赶往朝鲜。
作为朝鲜的情报机关和咨政机构，承政院在搜集的明朝通报上看到丁应泰的奏本及明神宗的批复圣旨，马上呈给国王宣祖。宣祖看后，大为紧张痛心，心里不知把丁应泰骂了多少遍，当天传令承政院，大意是：丁应泰弹劾我，是因为我们直言挽留杨经理，现在皇上圣旨还没正式颁到我国，我现在如同当年周公被小人诬告谋反，所以必须俟罪待命，岂敢以藩王自处？所以我决定不坐殿，不理政，现在一切军国大事，交由世子处决，我也没脸见天朝将官，也让世子待我出行吧。
宣祖这一决定令承政院非常为难，因为宣祖闭门待罪便意味着朝鲜行政运转的中止。承政院表示，殿下，我们也很愤怒悲痛，同时暗示宣祖，丁应泰在奏文里提到什么《海东纪略》，“臣等未尝闻有是书”，压根没听说过呀，而且丁应泰简直一派胡言，“极其悖理”，尤其是说我们勾结倭寇图谋辽东土地，“尤极阴惨”，必须赶紧向北京解释。承政院接连上奏，当此危急时刻，殿下应当收回成命，重理国事，但宣祖屡不答复。
鉴于这种情况，朝鲜领议政（首相）柳成龙连续三次上奏宣祖，建议尽快派遣陈奏辨诬使，因为东征诸将邢玠、陈效也在听勘候审，所以情势紧急，他率领群臣劝谏宣祖尽快重理国事。但宣祖很执拗，说戴罪之身，没脸见人，但他说：你们要哭，就去北京哭，去明军跟前哭，然后赶紧派使臣到北京请皇上把我这个国王也撤了吧！（“力陈于诸衙门，或痛哭陈诉，而急遣使臣，请辞藩位”）。宣祖的坚持让朝鲜群臣更加忧急，承政院、司宪府、弘文馆的诸位大臣纷纷上奏劝谏，但宣祖仍坚持此乃人臣之义，欲效当年周公行事。
南人党领袖柳成龙，著有《惩毖录》，记录了晚明朝鲜战争
宣祖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吗？很显然不是，因为对朝鲜国王来说，他的身份很尴尬，在儒学观念主导的宗藩关系中，两国之间存在一个近乎政治伦理的忠诚问题与合法性问题。一方面，他是明朝的臣和子，要向明朝表达忠诚；另一方面，他又是朝鲜的君和父，还接受朝鲜臣民的忠诚。所以，对国王的诬告，就是对整个朝鲜国家和人民的诬告，如果朝鲜国王没有了忠诚，那么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国王在国内的名分也就没有了合法性来源。
针对马上进行的《海东诸国纪》辨诬，领议政柳成龙说，丁应泰里面提到的几点很重要，比如用大字写日本年号，用小字写天朝年号，还有我国庙号等事，必须赶紧解释清楚。对此，宣祖回答说：我曾见过这本书，丁应泰指出的这几点“皆不虚矣”，但年号大小问题，只是注释的惯例而已，至于和日本互市之事，我们也是模仿天朝羁縻之策，这些都好办，但只有“称祖”庙号这件事“极难”，前些日子我听说李如松提督拿这件事问过右相，右相说这是臣子尊称君父的表现，不知是否搪塞过去。最后，宣祖说出一个让他恼火的问题：“但应泰之得此书，予甚疑之耳。”是啊，关键是，丁应泰是怎么得到这本《海东诸国纪》的？！宣祖应该想到很多，比如是不是国内有人专门授之以柄？
柳成龙认为庙号事关重大，建议不要在辨诬奏文里提及，考虑到丁应泰已将《海东诸国纪》呈给宫廷及礼部，所以必须马上搜集《海东诸国纪》的正本，对之一一商议，使之件件着落，以便辨诬之时从容应对，另外，他还建议命令多位能文之士撰写辨诬奏文，反复斟酌，然后从中择取。然而，针对柳成龙在奏文中不提及庙号的建议，承文院提调尹根寿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我国庙号，天朝人无不知之，咱们的很多书如《舆地胜览》《考事撮要》流入中国甚多，丁应泰本来就想拿庙号当作大罪，如果我们故意不答，丁应泰必定认为我们无辞以对，所以不如老实回答，陈述实情。最后，朝鲜君臣达成一致，据实陈奏庙号一事，朝鲜撰写了初步的奏文呈给奉命查勘的徐观澜和御史陈效，而在众多能文之士撰写的辨诬奏文中，朝鲜最终选定了李廷龟撰写的奏文。
奏文已经选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决定使臣的人选。但就在此时，朝鲜东人党内部的南人和北人展开了激烈的党争，矛头直指领议政柳成龙。何为南人和北人？在此之前，西人和东人因为宣祖的立储之争，西人党元气大伤，领袖郑澈被逐出朝廷，东人党控制了政府。而不久，东人党在如何处理西人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分裂为以李山海等为中心的北人强硬派和以柳成龙等为中心的南人稳健派。在壬辰倭乱爆发后，南人党领袖柳成龙由于推举李德馨求援明朝，举荐李舜臣抗倭，南人党的势力大增。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党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此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各路倭军“俱有归志”，开始回撤本土，战争已进入收网阶段，李舜臣在截击岛津义弘和小西行长的露梁海战中战死，这使“南人党”势力迅速下降。而此时，宣祖宣称希望柳成龙能担任陈奏辨诬使，但柳成龙并没有出使的意愿，于是，北人党大臣及朝鲜舆论中坚——成均馆儒生，借此指责柳成龙规避责任，结党营私，司宪府认为“柳成龙孤恩之罪，至此极矣”。其实在此之前，北人党领袖南以恭、郑仁弘等人就曾针对柳成龙曾支持和议为由对之弹劾和攻击，此次柳成龙又拒不出使，北人党的攻击自然进一步升级。最后迫于舆情，柳成龙只好自请罢职，由此，朝鲜政局结构发生变更：南人党第二领袖李元翼成为领议政，西人党李恒福为右议政，李德馨为左议政，但实际上朝政已渐被北人党所控制。
首尔光化门广场上的李舜臣塑像，身后依次是世宗大王像、景福宫、青瓦台
最终，在宗室、群臣、儒生及邢玠的反复劝说下，一个月后，宣祖才出面重理国事。朝鲜权衡再三，任命右议政李恒福为陈奏正使，工曹参判李廷龟为副使，司艺黄汝一为书状官，率使团前往北京针对《海东诸国纪》展开辨诬和斡旋。
1598年，时值万历二十六年十月，李恒福、李廷龟、黄汝一从王京汉城出发前往北京。未过鸭绿江，王京派人追来，发现李廷龟所拟奏文中有几个错字，使团赶紧命写字官改正，过江之前又屡次查对奏文，最后才封上。在丁应泰诬告《海东诸国纪》的阴影下，使团在路上又先后遇到宣祖前两次派出的陈奏使崔天健和李元翼自北京而归，由此李恒福等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希望在文字方面再有任何闪失。经过反复的斟酌和屡次的改定，李廷龟针对丁应泰所指出《海东诸国纪》的几大罪过，在辨诬奏文中一一辨明：
第一，丁应泰读到《海东诸国纪》中有关朝鲜和日本交往的历史，认定朝鲜是交通倭贼，献纳互市，招倭复地，自作自受。首先，李廷龟强调朝鲜对日本的立场和态度：日本一直是朝鲜的边患，朝鲜一直将日本视为禽兽蛇虺，连夷狄都不如，只不过“为生灵计”，才与之互市通使，但通使的目的也是探听日本情报而为天朝和朝鲜消除共同的倭患。其次，李廷龟辨明三浦倭户的由来：三浦只是为了方便双方贸易和捕鱼，但倭户的行为受到朝鲜的严格管制，更何况朝鲜在平定三浦倭乱后，三浦已无倭户居住，而且这已是八十九年前的陈年旧事了，所以，朝鲜怎会招倭同犯天朝呢？由此可见丁应泰仅以《海东诸国纪》的若干文字为据而不顾历史实际，有违事实。
第二，丁应泰在《海东诸国纪》中发现大书日本年号，小书明朝年号，且序文中对汉武帝、隋炀帝、石敬瑭颇多批评，由此断定朝鲜尊奉日本，不奉正朔，訾辱帝王，轻藐中国。对此，李廷龟解释了申叔舟《海东诸国纪》的由来，极力淡化此书及其作者申叔舟在朝鲜的地位，认为此书只不过是“异国奇闻”“覆瓿之断简”“一文人措语”。针对年号问题，他援引《春秋》体例指出这也是书写的体例使然，小书明朝年号只是注释的需要，否则就不会在序文后以“成化”纪年。另外，李廷龟反过来痛斥日本竟然在大明一统天下的形势下“敢有僭号，自帝其国，以抗天纪”。而针对丁应泰所指序文中批评汉武帝、隋炀帝、石敬瑭等中国先代帝王，李廷龟则轻描淡写地说此乃“泛论古昔待夷之道”，不过是“一文人措语之谬事”，况且此书乃百年之前的旧籍，“微琐甚矣”，既不能代表官方立场，又不能表明当今态度。
第三，丁应泰指出《海东诸国纪》中称祖一事，抓住了朝鲜唯一的软肋，是最令朝鲜君臣感到头痛的。不同于丁应泰的其他指责，称祖一事确实是朝鲜的事实，也是朝鲜一直以来最不愿意让明朝得知的，而丁应泰的指责，使这一秘密大白于天下，对此，朝廷大臣疑虑重重，争论良久，最终还是决定对此事据实陈奏。为此，李廷龟承认称祖一事确实存在，但这是从新罗、高丽以来延续至今的错误，并非朝鲜故意为之，他指出，这确实是“无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万死不辞，但若以此说明朝鲜僭妄，则不符合事实情理。接着，李廷龟回顾了自朝鲜开国以来，种种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民性的慕华事大之行为，甚至朝鲜小孩刚会说话，就知道天朝，“三尺孩童，才辩一语，便知天朝，未解只字，先习正朔，各样文书、公私简牍，皆奉年号，习为恒式”。
在驳斥了丁应泰所诬《海东诸国纪》中的种种不合情理、有违事实的嫌疑后，李廷龟又驳斥了丁应泰所指朝鲜“招倭复地”，“刚愤求援，移祸天朝”，“结党杨镐，朋欺天子”等不实之词，指斥丁应泰接二连三上疏，将东征将官一网打尽，目的就是见不到别人立功，贻误军机，使军队离心离德。
最后李廷龟替宣祖表达各种委屈，大意是，作为国王，我这么尽职尽责，这么尊奉天朝，而丁应泰一纸奏文竟然“使臣二百年事上之诚，至于臣身而都亡，环东土数千里沦为禽兽之区……”可以说，在这篇奏文里，朝鲜以丁应泰对《海东诸国纪》的指责为契机，不仅驳斥了丁应泰的前几次弹劾，而且强化了三种观念：一是慕华事大的观念，二是视日本为夷狄禽兽的观念，三是尊王攘夷乃“小中华”的观念。这三种观念合在一起，即是强调：明朝为天下中心和父母之邦，日本乃夷狄禽兽，企图逆天而行，而环顾海东诸国，只有朝鲜慕华事大尊王攘夷，世代恭顺永为屏藩。
经过三个月的跋涉，跨过辽东，穿过山海关和冀北，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底，使团最终抵达北京，寓于玉河馆。但李廷龟等人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刚到北京没多久，丁应泰又向明神宗上了一道疏，不仅将朝鲜、阁臣、科道、东征将官一网打尽，使他陷入空前孤立的局势，更为致命的是，他告发“邢玠等赂倭卖国”，不单得罪了全体东征将士，更得罪了明神宗。因为此时日本早已败退，战争进入收尾阶段，马上就是勘定功罪、赏赐将士及皇帝颁布《平倭诏》大告天下的时候，“赂倭卖国”等于将明朝东征将士鏖战七年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会造成明廷历时七年，“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却未取得全胜的印象，这无疑大大有损明神宗的颜面。对此，神宗“寝其奏不下”，可见神宗已对丁应泰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这就注定了丁应泰最终失败的命运。
以李恒福、李廷龟为首的燕行使到达北京后，正赶上明朝三年考绩之限，鸿胪寺等各衙门皆不坐堂。在北京期间，燕行使精心准备，待考绩之日已过，便全力展开外交斡旋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搜集通报，探听朝廷最新动态。因明朝官僚系统的运行机制，官员、府衙奏文及皇帝谕旨一般都会被抄录传播，形成数量广泛的通报和邸报，而通报和邸报一直是朝鲜得知中国消息并做出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燕行使在北京期间，为了解北京官员的态度、行政系统的运行程序及朝鲜的最新动态，常派通事和序班四处搜集通报，亦不惜以送礼来探听消息，以求知己知彼，未雨绸缪。如燕行使在通报上看到明神宗对朝鲜辨诬奏文的态度“兵部会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议了来说”，便赶紧按照写给各衙门的样式和措辞，“昼夜缮誊四十余道”。燕行使通过搜集通报，为自己的外交斡旋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使自己得以从容筹划方策，待机而动。
第二，寻找关键大臣，面见沈一贯、萧大亨辨诬。燕行使来到北京后，面对多如牛毛的京官，除了搜集通报外，往往搜集一些类似《缙绅便览》、《缙绅录》等官员手册，并打听朝廷的人事更替，了解明朝人事信息，寻找关键大臣。燕行使入京前，首辅王锡爵、赵志皋相继致仕在家，而另外一位阁老张位也在去年因丁应泰弹劾其与杨镐结党而被罢职，入京后，燕行使了解到“兵部尚书田乐未及朝，刑部尚书萧大亨兼署兵部事”，此时只有沈一贯主持朝政。所以，燕行使预先誊写好奏稿一道，行过五拜三叩的朝礼后，在五凤门东廊下等候沈一贯。
待沈一贯出来后，燕行使跪于路侧，呈上奏稿，令译员李彦华向沈一贯说明情由。沈一贯令燕行使起身，一边看奏稿，一边耐心听李恒福拿出《海东诸国纪》逐条指示论辩，连称“晓得”“晓得”。几天后，燕行使一行又前往兵部面见时任刑部尚书兼署兵部事的萧大亨，当时萧大亨的地位虽然比不上沈一贯，但却是处理朝鲜辨诬事宜的直接负责人。燕行使将奏稿呈上，再次申诉，并将《海东诸国纪》《五礼仪》《舆地胜览》等书呈上，萧大亨也说了很多。
山东泰安萧大亨故宅
萧大亨在燕行使的辨诬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亲自指示燕行使如何辨诬。关于《海东诸国纪》中朝鲜“列圣称祖”庙号一事，萧大亨告诫燕行使“自今以后改之”，待辨诬结束后，萧大亨提醒燕行使：战争已经结束，朝鲜应马上派使团进京谢恩朝贺。
萧大亨和沈一贯为何如此热心帮助朝鲜？除了工作本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人皆因杨镐和朝鲜事被丁应泰弹劾，所以不可能对燕行使所奏等闲视之，相反，燕行使的面见辨诬正中其下怀。李恒福事后回忆说：萧大亨率领兵部官员前往东阙会议时，我们在阶下跪等，说起丁应泰的诬告，萧大亨明显面露喜幸之色，我每开一话，萧大亨就看着左右微笑，好像专门让他们听清楚，我猜萧大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也被丁应泰弹劾了，本来想自己上疏辩解，自然很庆幸听到我国奏本。
第三，向各府部衙门遍呈辨诬奏文，发动舆论攻势。自圣旨命兵部会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议后，燕行使马上昼夜缮写誊抄奏文四十余道，各处呈文，恨不得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御史及各衙门官员皆知丁应泰诬陷朝鲜之事。在各衙门呈文时，各衙门官员又主动询问相关事宜，燕行使抓住机会，手持《海东诸国纪》指示论辩，发动舆论攻势。燕行使的舆论攻势一方面使北京各官员得知事情的原由，对朝鲜加深了认识，另一方面也使不少官员对《海东诸国纪》《五礼仪》《舆地胜览》《考事撮要》等朝鲜书产生了好奇和兴趣，但其他书只是燕行使作为《海东诸国纪》的佐证来使用的。
当时的刑部主事张令曾向燕行使索要一册《海东诸国纪》以便送给翰林袁宗道，提督主事黄大节也派人来誊抄《海东诸国纪》，而当燕行使拿出《五礼仪》《舆地胜览》等书作为《海东诸国纪》的旁证呈给萧大亨看时，萧大亨读后很高兴：“这等册子，你国何不送于上国耶？”最后，申叔舟的两部著作《海东诸国纪》和《五礼仪》作为涉案证据被置放在刑部。
自从燕行使将李廷龟所撰写的辨诬奏文呈给明神宗后，神宗下令兵部会同廷臣同议之后再将各自意见一一上奏。其实，早在李恒福所率燕行使入京之前，北京诸多官员已屡次上奏神宗表达对丁应泰的不满。在朝鲜尚未归国的明军总督邢玠也先后两次上疏奏辨丁应泰的弹劾，并说丁应泰的诬陷已招致朝鲜百姓在关王庙门前贴纸诅咒丁应泰，群情汹汹，并指责丁应泰实与赵志皋等主和派结为一党。在燕行使的外交斡旋的舆论攻势下，被丁应泰弹劾的阁臣沈一贯和萧大亨也上奏批评丁应泰所说“赂倭卖国”一事。
在圣旨的命令下，各官员在东阙举行会议之后，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纷纷上奏给明神宗，纷纷支持朝鲜，指斥丁应泰的无理取闹。最后，萧大亨领衔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道总结群议的奏文，认为：丁应泰第一次弹劾杨镐等人是情有可原的，但后来的弹劾就未免罗织太苛了，造成了东征将士和朝鲜君臣的不安，有损国体和尊严，应当令其回籍或回京听从天子安排。而对于朝鲜方面，诸大臣提议应当尽快降下敕书，以安其心。
可以说，这条上疏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反映了朝鲜、东征将士、阁臣、明神宗的要求和期许。明神宗看完诸位大臣的奏议以及萧大亨等臣的处理建议后，顺水推舟，下旨：丁应泰回武昌老家听候处理，徐观澜赴王京会勘功罪，刑部星夜驰奏朝鲜国王慰问，让他知道朕始终会保护他（“字小德意”）。
万历中后期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是日本挑战明朝东亚霸权企图建立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争，处在十六世纪末东亚的动乱、女真族的崛起所象征的东亚秩序大动乱中，它以战争的形态将东亚诸国尤其是明朝、朝鲜、日本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在后期的丁酉再乱中，丁应泰借朝鲜书籍《海东诸国纪》弹劾朝鲜事件将朝鲜君臣、东征将士及北京官员卷入到一个复杂的政治漩涡中，由此引发了朝鲜君臣的激烈反应，促使朝鲜派出陈奏辨诬使团前往北京进行外交斡旋。
但此案尚存几个扑朔迷离的疑点，仍需要我们反思一下。
一，明朝对朝鲜的信任度有多高？宣祖为什么要学周公？事实上，尽管很多人把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说得异常甜蜜，但正如《红楼梦》里说宝玉和黛玉：“既熟惯，便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事实上，明朝对朝鲜存在各种怀疑，如辽东边界问题、女真归属问题、对日关系问题、国王废立问题。尤其是在倭乱爆发后，明朝始终没有消除过对朝鲜的怀疑。丁应泰斥责朝鲜想恢复辽东土地，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根据，即倭乱前朝鲜曾移动了界碑。但明朝的册封和认可乃朝鲜王权正统的权力之源，当丁应泰借《海东诸国纪》告发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及朝鲜国王宣祖的暴虐和沉湎时，宣祖待罪不理国事，却在幕后操纵着陈奏辨诬使行的各种事宜，暗中控制着党争。这说明宣祖的表现，与其说是在讲究君臣名分的儒家伦理的感召下做出的选择，不如说这是基于对王权正统性的现实焦虑被迫做出的姿态。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土崩瓦解一般，宣祖逃亡到鸭绿江畔，两班亦未能阻止有效的抵抗，相反义兵配合明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宣祖的威信下降到极点，而此时丁应泰又告发宣祖，无疑使之雪上加霜。另外，李廷龟的奏文以及燕行使在北京的外交斡旋极力强调其慕华事大的藩属角色，其实质也是在维护宣祖的合法性。因为明朝的认可事关王权的稳固，而宣祖之后的光海君正因没有得到明朝的认可，所以从始到终一直遭到国内的质疑和反对，他也因此在面临明朝与女真的战争问题时采取了更为实用的抉择，密令朝鲜将领在战场上相机而动向女真投降。由此，明朝的礼部尚书、科学家、天主教徒——徐光启充担了当年丁应泰的角色，告发朝鲜与女真勾结，在内外反对中，光海君终被推翻，即后来的“仁祖反正”。
礼部尚书、科学家、天主教徒Paul——徐光启
二，朝鲜使臣为什么能取得外交胜利？自壬辰倭乱始，明朝内部就在是战是和问题上分成两派，随着战事的发展，明朝官员也对封贡日本有着激烈的争论。封贡失败导致丰臣秀吉发动丁酉再乱，最后石星、赵志皋等主张封贡的官员遭到罢黜和弹劾，但赵志皋等人仍努力实现罢兵议和，对此，姚文蔚曾针对丁应泰弹劾朝鲜指出“东征之役，凡议罢兵者不过欲掩前日封贡之失”。而且，在邢玠和朝鲜的观察中，赵志皋和丁应泰都欲以罢兵议和结束战争，而主战派沈一贯、张位、萧大亨又因其与赵志皋的斗争及与邢玠、杨镐的结好而被丁应泰弹劾。因丁应泰乃主和派赵志皋之门徒，次辅张位因主战而启用杨镐，所以两派明显势同水火。而且，内阁的党争也进一步与朝鲜战场上明朝南兵和北兵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由此明朝的党争进一步延伸到朝鲜战场上，所以朝鲜也因此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党争之中。所以，此次因《海东诸国纪》而引起的书籍外交实因明朝党争而起，最后也靠明朝党争而化解。
三，丁应泰是在无理取闹地乱咬吗？这是本案中的一个重大疑点。丁应泰对朝鲜的弹劾绝不仅仅是一个言官的无理取闹和肆意攻击，其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一，主和派对东征所引起的国内危机的认识。第二是明神宗的力量。虽然张居正的改革令万历初期的财政一度充实，但随着政治腐败、党争剧烈、宁夏之役和朝鲜之役的消耗，明朝的“鱼烂”之象开始凸显。尤其是朝鲜之役使明政府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在燕行使的观察中，在此期间，矿监激起的民变越来越多，播州杨应龙开始作乱，努尔哈赤也开始形成巨大的威胁。李廷龟等人渡江之前，回国的圣节使金尚容说：“中原一路艰辛之状，令人齿牙生酸。”李廷龟等人一路上目睹了明朝的破败景况、播州叛乱及女真威胁，对此，萧大亨也对李廷龟等人说：“天兵久在你国，天朝亦有西贼北鞑之患，欲撤北兵而用之。”所以丁应泰多次在上疏中提到“师老财匮”，不仅是由于党争的需要，也是因为主和派对危机四伏、国力疲敝的万历朝有了警醒，不可避免会对朝鲜产生猜疑。而且，丁应泰属于东林党势力，他并非孤军奋战。
四，在这场外交中，明神宗去哪儿了？丁应泰除了得到主和派和东林党的支持，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丁应泰的弹劾背后隐藏了明神宗的力量。为何丁应泰屡次弹劾，几乎将阁臣、东征将官、朝鲜君臣及部分科道官一网打尽，将自己逼入孤立无援的政治局势中？为何仅为六品官的丁应泰屡次弹劾，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阻止，且最后也只被革职回籍听勘而已？只因明神宗是丁应泰背后的间接支持者。丁应泰一开始弹劾杨镐、沈一贯等人时，明神宗赞赏说：“御极二十六年，未见忠直如此人者。”并将丁应泰的名字写在御用屏风上，这令沈一贯感到恐惧。丁应泰弹劾朝鲜的整个过程中也隐藏着明神宗的心机和权术。一方面，明代言官服从于皇权，其主要职能偏重于作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故明代言官多承密旨而弹劾，操纵言路的不是言官，而是皇帝。另一方面，明神宗本人的权力欲在张居正时代受到很大的压制，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员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且明神宗在立储问题上又进一步使党争激化，而明神宗恰好利用言官来平衡大臣的势力。战争最容易导致个别将领或大臣势力的膨胀，所以言官的弹劾必然反映着明神宗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党争平衡大臣势力上，朝鲜国王宣祖与明神宗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立光海君为世子的问题上，南人党与北人党就展开激烈的斗争，而宣祖又曾利用北人党势力打击日益崛起的李舜臣、柳成龙势力。所以，此次外交还进一步暴露了两国各自君臣之间的斗争。
谜一样的万历皇帝
此案结束了吗？
没有，远远没有。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北京。邢玠、麻贵率领军容壮盛的军队凯旋，七年抗战终于结束，明神宗颁布《平倭诏》，掷地有声地向天下宣布：“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很明显，所谓恭顺者，即是朝鲜，所谓跳梁者，即是日本。
此时，身在狱中的石星应该百感交集，不知他是否听到了北京城的胜利欢呼声。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他作何感想，当初倭军侵略朝鲜，正是身为兵部尚书的他，力主派兵援助，但他现在却成为皇权和党争的牺牲品，无人过问。几个月后，石星忧愤交加，病死狱中。
1600到1644年（万历二十八年），汉城。朝鲜出现一本以丁应泰为前言内容的识字课本，在里面，丁应泰被妖魔化，被称为“丁怪”。谁家的小孩不听话，大人吓唬说“丁怪来了！丁应泰来了！”小孩马上止住哭声。对宣祖来说，虽然皇上已为他洗刷了冤屈，但他还是疑问：丁应泰是怎么得到那本书的？
宣祖怀疑有人故意将此书投赠丁应泰，便命令彻查此事，由此，当初接待丁应泰的接伴使白惟咸和译官尹禛被提审。其实，丁应泰自从担任朝鲜赞画之后，就曾详列书单派人求购朝鲜书籍。朝鲜审讯白惟咸之时，礼曹判书沈喜寿上奏说，丁应泰的参谋官李应试曾专门派译官尹禛专门询问朝鲜有没有《海东纪略》，沈喜寿回答说，未听过《海东纪略》，但听过《海东诸国纪》，对此，沈喜寿指斥丁应泰是为了诬陷朝鲜故意在朝鲜书籍中寻找证据。
经过数番审讯后，尹禛冤死于刑讯杖下，白惟咸被流放。自此，这桩由《海东诸国纪》所引发的震撼两国文武大臣的战争疑案就此落下帷幕。
波诡云谲的东亚
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没有。这场战争只是开启了十七世纪更多的战争。那么，这次晚明万历朝鲜之役中，真正的胜利者属于谁？从一定角度来说，应该是努尔哈赤和德川家康。
（本文由作者据其论文《事大与交邻：丁酉再乱期间中朝围绕展开的书籍外交》改写而成）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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