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意识的缘起及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农民的书写一直颇为丰富，塑造的农民形象也是类型繁多。可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变得逐渐单一化，“苦难的农民”似乎日渐成为大多数写作者笔下的农民形象，或者说“苦难”成为农民形象普遍的特征之一，而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述也常常表现为“挽歌式”的风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显然与中国现代化尤其城镇化的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农民遭遇的现实困境有关；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当然也与某些写作者自身缺乏想象力，倾向于选择易于操作的“苦难叙事”模式不无关系。但是无论写作者出于怎样的目的叙述农民及其“苦难”，都不可否认，通过文学形式来反映解决农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对农民及其未来展开想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绕不开的话题之一。而文学与诸多其他学科一样，参与到了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去，写作者们通过文学特有的方式，呈现了农民不同时期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状况，同时也寄托了写作者自身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此意义上，对关于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形象”的文学考察，也同样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不仅事关文学写作本身，比如故事情节、叙事策略、修辞方法，更关乎文学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所遭遇的社会问题，比如处境、身份和主体性的讨论，甚至还能够介入到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中去。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之下，文学中的农民虽大多身处困境，但其形象也却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或者说并非一开始便是“苦难”的。比如在1980年代早期关于农民的文学叙述中，就曾经出现过一系列自给自足，仿佛不受任何外力侵袭的“小生产者”形象。而“苦难”也并不完全意味着一种消极的状态，尽管从1990年代以来——尤其21世纪以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大多为迷惘、边缘的农民形象，但是在这些与作为“边缘人”的农民相关的文学叙述中也蕴含着某种力量，从中可见的是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得见一种新兴主体性——即“新工人”的生成，而这在打工作家对于“农民工”的文学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以1978年农村改革作为开端，至1980年代中后期，再到1990年代乃至当下关于农民的文学叙述中，农民形象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变化。而比之“农民形象”本身，不同时期农民形象的变化及原因，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换言之，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如何对农民形象展开叙述与想象？这一叙述与想象在不同时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这些变化的发生？而它们又带出了怎样的社会问题，这应该是更值得被讨论的部分，这也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
。因此，从19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文学变迁中，可以隐约找到一条完整的叙事逻辑，而在这一叙事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传统秩序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遭遇解体，农民如何被迫从乡村共同体中脱离出来，被纳入城市的轨迹，成为边缘群体。这一叙事逻辑也呈现出农民曾经的地位和主体性不断遭遇危机，但与此同时被纳入城市的农民群体自身又逐渐生长出重建新的主体性的强烈愿望，甚至某种新的主体性的出现成为可能。
必须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对1980年代以来关于“农民形象”文学叙述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从整体性上，系统地把握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形象”的写作状况和发展趋势——尤其是侧重于对农民形象的类型、特征、及其内涵等“文学内部”层面的梳理和归纳，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农民书写乃至整个乡村书写主流的研究方式和路径，也能够使我们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民形象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与了解。
但本书的论述则在于，以既有的研究作为基础往前更进一步，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从而探究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形象是经由怎样的历史、社会、文化而被生产出来的
。正如罗岗所言：“以一种更开阔也更复杂的眼光来看‘文学’，不但需要关注社会历史文化是通过何种途径将‘文学’建立起来的，更需要重视‘文学’又是如何透过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已由一个固定的本质化概念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1]由此，有关“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被当成一个讨论农民问题的场域：不仅使文本中围绕农民而得以展开的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叙述结构成为被讨论的对象，与生成文本相关的历史语境、意义结构、阐释制度也成为论述的重点。如此一来，1980年代以来关于“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得以被尽可能地展示和呈现，而
本书以农民为对象而展开的研究，也是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问题乃至整个乡村问题的讨论中去，从而尝试打破当代文学书写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区隔。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叙述与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政治经济之间的关联，可表现为当处于某个时期的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社会媒介，从而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所处的社会中的时候，它常常会提出对包括文化、文学、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了威廉斯意义上的“感觉结构”，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情感结构”。在整个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的重新想象得以展开，而文学承担了这一想象的功能，或者说文学以自身的方式也参与到了对社会事件以及社会的未来的讨论中去，从而也以自身的形式反映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各种变革。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讨论1980年代以来有关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和想象时，必然要对与这个话题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时间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进行简单的勾勒和梳理。这样可以避免只是对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内涵、故事情节进行描述性的呈现，而这恰恰是本书试图避免和克服的。
以此为基础，重点讨论和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农民形象出现的原因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和社会问题——包括具体的农民问题、乡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问题。
在此意义上，本书所讨论的便不是只局限在作品本身的“小文学”，而是包涵了生产出文学文本的历史政治语境、社会的阐释制度以及意义结构的“大文学”。
就本书而言，有两个时间段尤为关键。一个是1980年代，本书将1980年代的开端年份追溯到1978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内的对内改革，以及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另一个时间段为1990年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所以，在导论中，围绕本书所论及的话题，本书将对这两个时间段进行简单的交代和解释。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形象的叙述与想象研究（1978-2016）》
戴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二、作为符号的1980年代及其矛盾
某种意义上，198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对于自然时间的划分方式，而是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意义的符号。对于本书而言，当然不可能完整而全面地将1980年代描述清楚，因为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时代的理解，常常是复杂而多样的。所以本书试图在所涉及的话题范畴内——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和想象——展开对“1980年代”的讨论，从而使相关的文本细读与探究更加顺理成章和清晰易懂，为本书的具体论述得以展开提供一定的基础。
当我们讨论1980年代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过往的历史中去，才可能对那个时代看得更加清楚：即需要回答1980年代的起源性来自于哪里？也只有了解了它的起源性，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1980年代的乡村改革和现代化转型，才能对19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有更为深入的认知。由此，本书才得以探寻1990年代面临的危机及其起源性所在，而当我们具体进入1990年代直至当下的农民叙述时，也才会看得更加清楚。
除去相关的外部因素，1980年代作为一个符号的产生，与中国前三十年（即1949至1979）的社会实践有关，或者更为直接地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与1950年代的“大跃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跃进”作为建国后最为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其本身已成为一个符号，包含了当时诸多复杂的历史信息，本书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对此运动进行评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作为符号的“大跃进”运动中，有
三个方面
是极为关键的，它们与后来的“1980年代”紧密相关。
首先
，作为事件的“大跃进”得以让国家概念——准确来说是让现代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换言之，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现代的国家、它必须加速工业化，由此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情感结构也产生了各方面的变化。而1980年代所面临的现代化如何与国家相结合这一问题，其中的一些信息显然已包含在此意义上的“大跃进”符号中。
其次
，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从而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去，甚至包括妇女也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劳动空间同时被转化为政治和文化的空间，工作和劳动常常与个人与尊严或集体荣誉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现代化运动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同时还可以转化为政治实践和文化活动，而这也同样影响了198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与此同时，当劳动空间成为一个现代资本意义上的、一个纯粹为老板生产利润的空间——现代工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时间完全被分割化、空洞化，个体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被逐渐消解，而这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1990年代以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富士康工人（农民工）连环跳楼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呈现。
第三
，“大跃进”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运动，它使得中国被卷入现代性的潮流中，从而面临了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中国社会企图寻找一种汪晖所说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也即在保持国家完整主权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但这样的一种应对方式同样会带来诸多问题。这三个层面一起影响了198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群众参与表现为另一种形态，同时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1980年代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简而言之，1980年代关于现代化想象的某些信息，其实早已隐含在“大跃进”中。
更为具体而言，“大跃进”自身所隐含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1980年代的起源。
“大跃进”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是以“赶英超美”的诉求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将英美/西方确立为一种现代的成功的典范，使其具有了正面的现代含义。但是，在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西方这一概念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通常更多地被理解为帝国主义，指向的是一种扩张性和殖民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作为一个符号，导致了当时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感觉结构上的某种分裂：既将英美/西方解释为帝国主义，认为其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同时又在潜意识里默认它是成功的，甚至以它作为典范。
换言之，1980年代必须面对和解决包含在“大跃进”这一符号中的矛盾性和分裂性——即认同以西方为模版的现代性，又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将西方解释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性和殖民性
。
更进一步而言，要避免一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转移到“现代”的层面，这里所谓的现代层面主要指向的是经济层面
。于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理解
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不仅有着对经济的追求，同时又具有对所谓正义的理念的坚守，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甚至是互相融合的，互为一体的
。正如林凌所言，在1980年代初期，曾试图建构一个“总体性的世界”，“80年代改革初期的原动力并不是纯粹经济层面的，即便这里存在着经济问题，它也仍然内在于、镶嵌于一个总体性的政治构想…….总体性意味着存在一种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又是能落实到经济发展层面的，而经济又不是脱嵌于政治和伦理世界的，人们的生活世界是经济的，也同时是伦理和审美的，二者中审美又保持着于正义理念相一致，总之，世界是可以作为身处其间的人们心灵的家园的。”[2]
显然，所谓“总体性的世界”的构想，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分裂而存在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早期（1978年）开始，实行了包产到户/联产责任承包制，每个农民都能分到土地，自己为自己负责，因此形成一种小生产者的幻觉。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小生产者的模式中，其实也隐含着矛盾，即1980年代的现代化，其实是以“前现代”的小农经济的方式在进行，这一矛盾必然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所以如果说1980年代早期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度过了一段黄金岁月的话，那么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化进程便一定会改造甚至摧毁中国农民原有的生活，从而改变人们的情感结构。1984年国家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农村开始出现卖粮难的问题。所谓的靠自己种地满足自己生活的想象和幻觉渐渐破灭。除此之外，
1980年代幻觉的破灭，也同样经由农村的知识青年得以呈现。
1950年代很多农村知识青年主动回到农村去，试图通过这个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极为苦闷，因为学到的现代知识在农村却无用武之地，那么个人的自我价值又如何实现？这也正是1980年代关于“潘晓讨论”的一段前史。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现代知识和传统乡村之间的矛盾，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知识青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集体中实现自我，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包产到户之后，连这个可能也没有了。所以，集体解体后，自我意识（不仅是农村知识青年，也包括普通农民）该如何实现，而实现的形式又是什么呢？这也是1980的矛盾和危机的根源之一。
“潘晓来信”发表在1985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上
那么，当“总体性的世界”的构想无法实现时，1980年代如何面对由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显然，1980年代中后期的解决方式是进城，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村知识青年都纷纷奔向城市
。正如福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态度，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先恐后到另一个地方去，这就是现代性。而争先恐后奔赴一个新的目标，一定是对原来生活世界的放弃和退出。而这样的一种退出和离开，必然又被包含在一种向往成功的意愿中。所以，1980年代的现代化必然包含了一种成功的标准——以物质的成功作为衡量标准，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标准在1990年代被完全地确立和凸显出来。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每个人都会把竞争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退出和进入看成是退出故乡、并把异乡看作故乡的过程。这从象征的意义上而言，不仅是身体的移动，同时也是思想和情感的迁徙。这个过程同时还是一个转换自我身份的过程，从原来的身份转换为新的身份，同时也面临着自我的重新识别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完全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这个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作为标准的。
借此，1980年代似乎生产出一种理想和幻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想象的本质。1980年代的危机和矛盾宣告了1980年代幻觉的破灭，也宣告了总体性的世界的构想的失败。
由此可见，
当我们讨论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年代”不是纯粹的自然时间，它总是会转化成一个政治和文化时间，这个政治和文化时间一方面包含着自身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核心范畴，同时这个时代一定是会面对或者试图回应前一个时代产生的问题
。正如“五四”回答辛亥革命的问题，1930年代回答“五四”的问题，所以1980年代也在有意无意地回应“大跃进”这个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与此同时，下一个时代——1990年代将要面临的问题又内在包含在了19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当然，实际上如果我们更往前追溯的话，1980年代面临的问题其实更为复杂和多样化——中国传统自身生产出了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引入了现代化运动，而现代化运动在遭遇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生产出来的问题时，又带出了新的问题. 于是，为了应对传统和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就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在处理传统和现代的两重问题时，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和问题。当所有的问题缠绕在一起时，才有了1980年代的问题和危机。但由于篇幅以及本书讨论范围的限制，对此不再详细展开。
正如历史的车轮总是环环相扣，比起当下深刻的分析，知识考古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回到历史的脉络中，才能将问题看得更加清楚。某种意义上，如果说1980年代曾有过构想、也有过争论，那么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早在“大跃进”就已经埋下的分裂和矛盾逐渐被重新整合，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的现代化逐渐被纳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到1990年代这种纳入和整合完全被凸显出来。换言之，1980年代的矛盾和危机在1990年代一定程度上已完全被消解，但与此同时1990年代自身又因此出现新的问题。
三、1990年代的思想、文化与农民成为话题的历史过程
无论是对“大跃进”这一社会和政治实践所包含的矛盾的简单梳理，还是对1980年代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危机的讨论，其实都需要回到一个极为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意识形态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该如何重建我们最高的意义？这里所谓的“最高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可将它理解为内在的德性传统。
如果回到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从某个层面“最高的意义”也可被理解为领导为人民服务，甚至敢于牺牲自己；而作为普通的人，也应当做到传统意义上的修身。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也可以是对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方面的坚持和追求。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长久以来的德性传统，以及对这样的一种“最高的意义”的坚守，中国在过去的危难时刻、紧要关头总是能够做到举国动员起来，从而使国家转危为安。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也就可以重新来试着理解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不仅有着对经济的追求，同时又具有对所谓正义的理念的坚守，而且这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反而是合二为一，互为一体的。可是正如之前所述，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被纳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了更快地发展经济，必须将“最高的意义”先悬置起来，而紧接着到来的时代——1990年代对此进行了充分展开。
毋庸置疑，1990年代极为重要。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之后，19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而关键的阶段。不可否认，此时的中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也为许多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此同时，1990年代也成为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日益激化的时代——各种思潮与意识形态纷至沓来。这使得1990年代拥有了多种标签和命名，比如后社会主义、后冷战时期、后革命时期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能准确地将这个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完整地描绘出来。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中也说到：“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3]“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4]
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尽管并没有办法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单一的理论来描绘或概括1990年代的思想、文化或者是具体的生活实感。
但是有一种声音却变得越发清晰和强烈，这就是对于发展的呼声。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历史运动已经开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现代化的呼声席卷了整个国家和社会。而且这样的一种现代化，逐渐被完全纳入到西方的现代化逻辑之中，经济发展、经济效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当然，对于1980年代自身内在包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理想及“最高的意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论和担忧，相关的文学叙述对这一问题也曾有所反映，较有代表性的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1980年代早期还曾围绕“雇工算不算剥削”，展开过一场讨论。事实上，改革开放一定会组织“剥削”的概念出场，所以文学叙述多将其解释为“道德”问题，当时的经济学家林子力则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找到一个理由——“七上八下”，马克思在讨论手工业作坊主的时候，马克思认为雇工7个人就不算剥削，因为七个人仍然意味着雇工的手工业作坊主自己也参与了劳动，而7人以上就是规模的工厂，就是榨取剩余价值。而对于雇工问题，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明确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直到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再次表达了自己看法：“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5]从此，“雇工”在政治上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从而被命名为“私营经济”。因此，到1990年代，过去的那种争论和纠缠都已经不再是问题，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被赋予了最大的政治合法性。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当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被赋予了最高的合法性，“效益”便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第一要务。不可否认，这种对于效益的追求极大地提高了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水平，也使得1990年代的现代化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可是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方面被逐渐忽略。而原本在1980年代，所谓关于“总体性世界的构想”中，经济应当与政治乃至伦理世界镶嵌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改革既有着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同时又有着对正义的理念的坚守，它们之间是互为一体的。[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而199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也同样被卷入这样的
一种“发展的逻辑”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一个目的争先恐后离开自己的原住地，奔赴另一个目的地。这种离开和奔赴之间，一定包含着一种对于成功的意愿和想象。如果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看，追求身份的转换和自我的实现以及追求成功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所谓“发展的逻辑“之下，自我意识的实现走向的是个人的利己主义，新的成功的
标准也被确立起来并变得单一化——物质的成功或经济的成功。而事实上成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它反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可是当它被具体化之后，多数人关心的不再是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而是个人的发达，这从市场上风行畅销的“成功学”便可见一斑。由此一来，社会逐渐被重新阶层化。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带给许多人机会，让他们较为顺利地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那么之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在21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流动却变得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也变得越发明显。导致的结果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且弱者的处境某种意义上常常被强者的光环所遮蔽和掩盖，从而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毋庸置疑，在这一奔赴另一个目的地，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农民逐渐被边缘化；而在所谓成功的标准逐渐被确立起来时，农民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当国家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时，农民利益逐渐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7]
在此意义上，现代化、城市化在1990年代成为一种更为强大的逻辑，随之而来的是乡村被纳入城市化的轨道，农民逐渐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1990年代不管是文学界还是知识界，都有个趋向，即对传统的士绅结构的重新怀念。
比如陈忠实于1992年创作的《白鹿原》便是如此。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人们寻找的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时代，而是回到民国时期，对士绅结构进行过度美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可供想象的资源匮乏的表现：当乡村被市场化破坏之后，如何建构一个新的乡村秩序？如何重新想象农民的生活？对此整个社会和时代找不到别的任何可供想象的资源，只能回到士绅传统的生活世界中去。所以，“士绅结构”成为一个符号，当我们征用这个符号，后面其实是试图重建新的乡村秩序，
从19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这个任务：解决如何重新建构一种新的乡村秩序这一问题，从而重新想象农民的生活和未来。
王润滋《鲁班的子孙》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当然，回到1990年代，需要追问的是当农民越来越边缘化、逐渐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从何时开始，农民问题获得关注，成为备受热议的话题？而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民及其处境又是如何被凸显出来的？经由对“三农问题”的被提出过程的梳理，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三农”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主要指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以及农民问题。使得“三农”问题广受关注，有几位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者不得绕过：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以及作家陈春棣夫妇。他们的身份、所处的环境其实并不相同，他们以不同方式使得“三农”问题在政策、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层面同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另外1996年《读书》刊登的一系列关于 “三农”问题的专题性文章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对于“三农”问题被重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第10期《读书》杂志
首次发表一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
在温铁军的《三农问题是怎样提出的》一文中，很清晰地梳理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被普遍关注的过程。1985年，在一系列宏观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三年下降，这在改革后还是第一次。当时的农业部范小建司长，实地走访了二十多个县，了解了农民的负担问题，并向农业部上报了农民负担重的现实情况。1990年代初期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基本清楚，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而随后的1993年，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93年到1996年期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农民收入也随之有所提高，但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仍在不断深化。尤其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这其中就涉及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到1997年粮食出现积压，农村再次遭遇1984年大规模增产后的卖粮难问题。此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凸显出来。而在这个阶段，温铁军意识到出现了一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讨论，于是又写了好几篇具有针对性的文章，同时综合以往政策实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将这两个基本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在1996年见于报刊。[8]温铁军可以算是第一个使“三农”问题见诸于报刊和媒体的学者。
而曹锦清所写的《黄河边的中国》，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以一种实证考察的方式，通过实地访谈，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并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载了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的各方面变化——即转型时期的“三农”问题。包括了实行土地包产之后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农民之间人情网络的改变，以及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农民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等。通过对农村全方位的呈现和记录，用极为微观的写作，揭示了在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农村所面临的诸多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正如其细致具体的章节标题——“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等。《黄河边的中国》被认为“直达村落、农舍、田间的现场，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20世纪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一部里程式的著作，对当今的中国农村建设与治理具有借鉴意义”。[9]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说和会的观察与思想》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当时作为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则以基层干部的身份，将当时农村的问题进行总结，以书信的方式反映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写信的同时，他还在监利县棋盘乡进行了一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但不久便因为各种压力不得不辞职，南下打工。正如杜润生所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说讲话的，他是第一个。”[10]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认为农村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一、盲流如“洪水”；二、负担如“泰山”；三、债台如“珠峰”；四、干部如“蝗虫”；五、责任制如“枷锁”；六、政策如“谎言”；七、假话如“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昌平对于农村问题的总结是非常具体、真切甚至一针见血的，可以直击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昌平用具体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数据和事实让整个社会看到，“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中国，还有另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11]这个乡土中国仍然是衰败的、贫穷的、落后的。李昌平的行为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他成为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希望农民有同等国民待遇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出版的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得到了许多普通老百姓甚至是可能都不识字的农民的认同。[12]由此，“三农”问题由政策层面进入到了普通大众的层面，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几乎所有看过这本报告文学的人都会为之震撼，在农民的心中，陈桂棣、春桃夫妇成为了农民的代言人。与此同时，《中国农民调查》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许多讨论。《中国农民调查》通过走访安徽省多个县村，毫无保留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村的现状——“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13]尤其是作者客观记录了农村的税费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及艰难推行的过程，并且具体呈现了农民被盘剥殆尽却又无处申诉的真实处境。毫无疑问，这本书对于后来中国农业税的废除具有重要和关键意义，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1990年代经济日新月异之时，《读书》杂志也对“三农”成为一个被高度关注并亟待解决的话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6年，汪晖、黄平接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读书》开始自觉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论争，从而试图对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及时地做出回应，尤其参与到对社会最尖锐的问题的讨论中去。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三农危机”是其中之一。1996年第10期，《读书》发表《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1997年又开辟了《田野杂记》栏目，这为《读书》率先对三农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了平台。大约从1999年开始，《读书》发起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比如1999年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2000年第4期杜润生《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2000年第5期陆学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2002年第7、8期李昌平的《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之二，2003年第7期开始《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之一、之二、之三，2003年第10期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及其在2004年第4期发表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2004年第6期李昌平：《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2005年第5期何慧丽《回归中国，回归农民》，2005年第7期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2006年第2、3期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下，及其在2006年第10期发表的《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2006年第8期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等等。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密集地在当时刊发“三农”问题的文章，《读书》因此遭受了一些争议甚至是攻击，有人认为《读书》由于刊登太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过多涉及尖锐问题，从而导致自身，变得“不好读了”、“难懂了”。为此多位学者对此攻击进行了回击。蔡翔教授认为“《读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更集中于知识层面的深入讨论，仅仅以读得懂好看为标准，那对《读书》的要求太低了”。[14]汪晖则在一次访谈中回应道，“真正的‘人文性’并不是风花雪月，更不能将暴力和严峻社会问题排除出去，在一个修辞泛滥而缺乏真正的力量和感情的时代，就应该多一些如温铁军、李昌平等人所写的文章。”[15]并且，他还敏锐而尖刻地认识到，《读书》之所以受到争议和攻击，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在于“很多学者的文章和想法触到了敏感的神经。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让许多自居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16]
经由以温铁军、曹锦江、李昌平、桂棣、春桃夫妇为代表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持续性研究以及提出的批判性思考，《读书》杂志提供的宝贵的“公共空间”，使得“三农”问题能够连续十年内被集中地、不断地讨论，从而使这一问题获得广泛关注，并且逐渐成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应当被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到2001年，“三农问题”这一表述正式被写入文件，成为一个被学术界、理论界以及官方决策层使用的专门术语；2003年中央则正式将“三农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而2004年“三农”问题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这是时隔十八年后中央再次将农业以及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实际上，从2004年起，直到本文划定的研究截止时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十二年都在关注“三农”问题。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显然，现代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下农村问题的关键。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题为《关于落实发展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文件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并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如何加快转变农业方式以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现有效供给，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赢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完成和破解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难题。”[17]事实上，自2004年至当下的每一年，三农问题都会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1990年代以来“三农”成为话题的历史过程，以及“三农”问题的日趋凸显及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本书尝试一方面通过对作为符号的“1980年代”的描述与分析，对1980年代的乡村改革和现代化转型的呈现，以及对1980年代生产出来的问题和矛盾的认知，从而探寻1990年代面临的危机及其起源性；另一方面，通过对1990年代的思想、文化或具体生活实感的理解，和“三农”问题提出的历史进程的梳理，以及对“三农”问题的日趋凸显，本书努力呈现中国农村改革、现代化转型以来关于“农民”的文学叙述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
。从而，为本书
对于农民形象及其叙述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背景，以有助于回答与展开本文核心问题：
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如何对农民的形象展开叙述与想象？这一想象和叙述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背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些原因
又带出怎样的社会问题？
四、关键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一）城镇化、城市化与现代化
本书书名中用到了“城镇化”一词，这也是本人课题立项时的初始表述，也关乎本书对于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及其叙述展开讨论的宏观历史背景，当然，“城镇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远非本书能穷尽的。在正文中论及与农民形象相关的外部历史变迁时，本书并不局限于使用“城镇化”这一表述，或者说本书会同时选择使用“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两个概念。具体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城镇化”与“城市化”某种意义上语义可以互换，即城市化一般来说也可以被称为城镇化。它们都可以包含着多重意义指向，即人口的城市化、经济产业结构上的城市化，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层面的城市化，等等。当然，一定程度上，城镇化会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大众出于情感上的一种朴素理解，农村发展的下一步总是“乡镇”，然后才是“城市”。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除了大城市外，众多的小城镇也不能被忽视，而且小城镇同样可以容纳甚至更便于容纳大量的农业流动人口。但是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中，主要涉及的是“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形象，且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能够表现农民离开土地、脱离乡村共同体的这一层面的意思，对本书论述展开所产生的影响并无明显差别。其次，“现代化”与“城市化”“城镇化”皆关系紧密。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它们更大的背景显然都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迈进。换言之，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与现代化的追求息息相关，当然，城市化/城镇化其实更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从语言审美的角度上而言，“城镇化”相对而言在语感和文学性上更为狭窄，而“现代化”与“城市化”这两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更加中性和具有普遍性。
总而言之，在本书的框架中，不对城镇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三个概念进行严格的细分，因为它们对本书来说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背景而存在的。本书的研究划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段，即以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开端，到课题立项的2016年为止，也可以说是以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范畴，中国明确了未来将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从而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农村的发展也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系列相应的改革要求。而这些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或城镇化的要义和目标。
（二）叙述与想象
“叙述”与“想象”这两个概念出现在本书的书名和正文之中，在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在本书中的关系进行简单的交待和描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叙述”与“想象”并不能够完全等同。简单来说，“叙述”侧重于对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事情的描绘和呈现，而“想象”则更倾向于对未知而美好的事物的期待与憧憬。文学创作需要叙述，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又总是离不开“想象”，具体到农民形象的创作中，文学写作者一方面需要呈现农民的状况，另一方面更需要对农民及其未来具有想象的能力。但即便是叙述，也往往受到作者的个人经历、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的生活世界等方面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叙述与想象并不能完全区分开来。正如，如果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想象”的产物，那么，通过这些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则不可能仅仅只是虚构，那么，通过这些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则不可能仅仅只是虚构，而总是会反映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一种“叙述”，即便是像卡夫卡式现代派的小说或《等待戈多》这样的荒诞派戏剧，也不外如是。而本书所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与中国当代的历史更是有着某种近似于“文以载道”的天然联系，后者甚至就是产生前者的土壤。如果我们仅仅以纯文学的视角来谈这些小说或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难免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本书除了以文本内部出发分析这些农民形象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要探究作者如何叙述和想象农民形象以及这些叙述与想象与相关的历史语境、思想文化等文学外部层面的因素具有怎样的关联。
当然，本书在此无意对这两个概念做某种词源学和词义上的辨析，只是想说明，本书在行文的过程中，“文学想象”与“文学叙述”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三）农民形象
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为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因而梳理和归纳了大约六种农民形象的类型，一部分指的是仍处于乡村世界之中的传统农民形象，另外还包括了两种农民工类型（主要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到21世纪的文学叙述中）。客观而言，农民工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他们离开了土地，也告别了农耕式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农民工所出现的年代，相关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形象。但是本书之所以将农民工作为1990年代以后直到21世纪的文学书写中的主要农民形象纳入研究范畴，其实是因为他们仍然可被视为农民形象的一种另类的变体，他们更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农民乃至整个乡村所遭遇的变化与困境。换言之，在本书的研究视野和理念中，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是在更为宽泛和复杂的意义上而言的。
（四）农民的主体性
贯穿本书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转型的变革时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现代化变革对农民形象的想象与叙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变化的农民形象，可以看出原本自足（不仅生活上自足还包括精神上的自足）的农民，如何陷入迷茫和边缘的境地，甚至被完全纳入城市的轨道，丧失农民身份与主体性。但与此同时，关于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也逐渐让我们看到，农民在越发边缘的处境之下，又生长出对新的主体和身份进行建构与抗争的自我意识，而打工作家笔下的农民工/新工人成为一种表征。由此可见，在贯穿本书的最主要问题中，与农民形象的变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农民“主体性”的变化。而“主体性”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所以本书在此试图对论述中所出现的农民主体性进行简单的界定与厘清。因为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为1978年至2016年，所以对于农民主体性的概念界定，以1978年农村改革作为开端。
1978年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政策，农民拥有了土地，可以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与之对应的是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中出现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形象。毫无疑问，这一农民形象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性——能够不离开土地，从而具备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能力，有尊严，被平等对待，生活的世界自足而圆满。这是本书对于1980年代农民的主体性的朴素理解。这一朴素的“主体性”正源于1980年代初期试图建构的“总体性的世界”——“80年代改革初期的原动力并不是纯粹经济层面的，即便这里存在着经济问题，它也仍然内在于、镶嵌于一个总体性的政治构想……总体性意味着存在一种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又是能落实到经济发展层面的，而经济又不是脱嵌于政治和伦理世界的，人们的生活世界是经济的，也同时是伦理和审美的，二者中审美又保持着与正义理念相一致，总之，世界是可以作为身处其间的人们心灵的家园的”。[18]生活在这样的“总体性”世界中的农民，有了获得主体感的满足。
但是在中国由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主体性必然遭遇挫折和冲击。在这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巨变中，农民逐渐不能够依靠传统农耕的方式养活自己，更何来尊严和平等可言？而农民所赖以生存的乡村世界逐渐空壳化，农民不再为“农民”身份感到自豪，而是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当农民彻底被纳入现代化、城市化的轨迹之后，农民化身为农民工（保姆、建筑工人、工厂女工、“小姐”等），陷入“乡不乡，城不城”的“边缘人”状态，农民原有的主体性彻底崩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工程中，农民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主体建构”的过程。而写作者们，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了对农民的主体建构的叙述与想象之中——即当曾经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上都自得圆满的农民遭遇了主体性的解构与崩塌之后，他们该怎样对自我和主体进行形塑。当农民脱离乡村共同体、脱离家庭，其自我形塑技术被引向了个体化，正如潘毅所言，“将主体孤立化和个体化当然是资本的计算”[19]，资本需要农民成为人力资源市场上被“原子化”的个人，从而可以使他们像商品一样被“明码标价”。但是，在城市中的农民会本能地抵抗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以此争取获得某种身份认同与主体感，虽然是暂时的、片面的、流动和易变的，甚至是极端的。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关于农民形象的文学书写中，农民形象虽然看似悲惨，但是饱含着抗争性。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表示抗争，他们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作为打工者的农民，也以“文学”（新工人文学）的方式参与到了对农民的尊严、平等、身份等方面的呼喊与想象之中，并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形象成为可能，即新工人。“新工人”并非只是文学对于农民形象的表述，社会学界也用这一称谓来表述在城市的农民工。“新工人”这一概念包含着一种期待——即期待农民在脱离土地，成为工人（如建筑工人、资本家工厂工人，家政市场的保姆等）之后，能够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他人的尊重。从而，农民重新拥有传统农耕时代的农民的尊严——而不是被视为卑贱的个体。同时又像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一样，能够从劳动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并在劳动过程中得以充分实现自我。
简而言之，在本书的框架中，农民的“主体性”指的是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找寻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形成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拥有尊严、获得尊重、能够被平等对待。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力量的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文学便是其中之一。
五、全书主要的研究内容、思路和章节安排
基于相关的历史视野、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农民问题的形成过程的简单勾勒，本书试图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关于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现对这一考察的特点与概况加以说明：
（一）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以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城市化以来（以1978年的农村改革为开端）有关农民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文学写作者对于“农民形象”的叙述与想象。核心的思路在于：一方面试图梳理、对比和分析各个阶段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叙述和建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探究并试图回答写作者为什么要如此想象农民以及不同的农民形象及其叙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不仅是文本中围绕农民而展开的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叙事结构等将被纳入讨论的范畴，与生成文本相关的历史语境、思想文化、意义结构等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以核心思路和问题作为导向，本书将主要的研究内容放置在四个部分的设计中。第一部分，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写作对农民形象的想象及其存在的矛盾；第二部分，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文本中的农民形象的变化及其与传统乡村秩序的冲突；第三部分，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述中处于“新的乡村政治空间”中的农民及其主体性的丧失；第四部分，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农民工形象及其相关叙述，本书将文学中的农民工形象视为农民的另类呈现。第四部分不仅探究知识分子关于农民工形象的书写，还会讨论打工作家基于原创性经验对农民工形象所展开的叙述，由此在呈现农民形象逐渐边缘化时，也试图探寻某种新的农民主体性生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本书不仅力图展开对文学应当如何想象农民及其故事的讨论，还努力参与到相关的社会议题如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处境与出路、尤其农民的主体性重新建构，乃至中国乡村未来的讨论中去。在文本时间范围的框定上，本书以1978年作为开端，这主要与1978年中国实行乡村经济体制改革有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在具体论述中，将1978与1979年全部纳入“1980年代”这一表述之中，这与1978至1979年与198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以及农民的具体生活实感具有一致性与延续性有关。因此，本书对1980年代以来有关农民形象的叙述与想象的重点文本进行细读，
归纳出六类农民形象：小生产者形象、进城的小生产者、现代农民、迷惘的农民、作为边缘人的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的农民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1978直至当下的文学书写中的农民形象仅限于这六类，但是不可否认这六类具有一定代表性，况且本书的研究目的也不在于面面俱到地归纳和论述所有的农民形象类型。
通过对这六类农民形象及其叙述进行细致分析，得以窥见一条较为完整的针对农民形象的文学叙事逻辑，在这一叙事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现代转型的历史变革中，原本自足的农民，如何陷入迷茫和边缘的境地，甚至被完全纳入城市的轨道，丧失农民的身份与主体性。可与此同时，在这一叙事逻辑中，我们又能够看到农民如何在“边缘”与“苦难”的状态之下，生长出对新的主体和新的身份进行建构与抗争的自我意识，甚至一种新兴主体性——“新工人”成为可能。
（二）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研究
正因为本书着重于考察1980年代以来作家对于中国现代化变革中“农民形象”的叙述与想象，核心思路在于探究写作者如何想象不同阶段的农民，建构起怎样的农民形象，以及为何要这样叙述。所以，本书尝试在一种跨学科的视野中分析农民形象和与之相关的文学问题，这样可以更好呈现“农民形象”的复杂性。正如蔡翔所言：“尽量地在文学史和社会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互文的关系……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只要我们愿意重新讨论这个世界，这一讨论本身就是政治的、政治的歧义化乃至多义化，也就此构成文学的复杂性。”[20]也如贺桂梅在写作
《书写“中国气派”
：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时所言：“并不将文学问题仅仅视为文学的问题，而将文学问题与特定历史阶段中中国社会置身的全球结构、跨国性的国家关系体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21]因此，本书的论述并不将与农民形象相关的文学书写及其存在的问题仅仅当成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将农民形象的形成及变化与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农民和乡村所面对的城乡格局、现代化和城市化转型状况，以及不同阶段的社会、思想、文化特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当代农民形象的文学书写的研究，必须将之置于相关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才能够得到足够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农民形象的变化——尤其是边缘化，以及由此显现的农民主体性问题，如果只是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出发，而不将其纳入中国乡村改革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和结构中来考察的话，将很难获得足够的认识。实际上，不仅是文学研究，还包括农民的文学书写，也只有持续关注和理解与农民相关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想象和书写农民的现在与未来。
蔡翔《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本书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形象的文学书写的研究，较多地吸纳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批判性社会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并尝试将它们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跳出文学这一单一学科门类的视野局限，从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并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进入文学文本，去考察其中的农民形象。正如贺桂梅所言，“较为宽广的研究视野，力图打破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简单区分，也打破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界，而将文学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政治实践行为”，[22]所以，本书不只是像已有的那些对于“农民书写”的文学研究那样，仅仅侧重于对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相关的情节安排、人物内涵进行分析和阐述，而是将重点放在与生成农民形象相关的历史语境、思想文化、意义结构、社会关系等不同层面，以期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三）以经典文本、引发关注、少被谈论的文本作为中心
已有的对于农民形象的文学研究，大多会引入大量的文学文本，由此对农民形象进行较为完整的归纳与梳理，呈现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不同的特征。而本书力图揭示和呈现文学作品所建构的农民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那么不仅需要对相关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思想有较为宏观的了解，更需要以此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所以，本书在文本选择上不追求对大量的文本进行解读，而是在每一章中选取三到五个核心文本展开研究与论述，文本选取思路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作为考察的中心；第二，并非经典但有一定影响力，或曾在当时引发讨论的文本作为重点，因为不可否认，并非每一个时期都存在经典文本，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关于农民书写的经典文本变得匮乏；第三，那些较少被谈论却值得重新研究的作品。本书在对每一章涉及的文本进行细读时，尝试找出作品中反映的问题点，并将其与相关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进行勾连，从而展开论述，借此呈现文学文本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文关系，展现文学文本书写实践的整体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将打工作家对于农民的文学书写也纳入了讨论的范畴中，包括某些特定的非虚构性写作。既然研究关于农民形象的文学叙述，那么打工作家的文学文本也是不可轻易忽视的，而且打工作家所建构的农民形象还能够与知识分子关于农民的叙述形成一种对照。但是不可否认，打工作家的写作相对而言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正如打工作家的身份），同时这种特定人群的写作也属于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经典化，不存在所谓“经典的作品”。尽管打工文学中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并不多见，但也不乏在打工作家群体内部乃至整个文学界引发关注的作品。
本书对文学文本的选择与阐释，源自于对文本开放性的认同与理解。也就是说，此处言及的文学文本，并不是完全局限于文学本身的作品，反而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书写实践和一个讨论农民问题的场域。与此同时，文本所建构的农民形象，也并非静止的，而是经由多方面的力量甚至冲突得以形成的。所以在此意义上，文学文本中以及其塑造的农民形象身上，都留下了不同层面的印记：文学的叙事方式、社会实践、政治和文化观念、作家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等。而在这几个层面中，作家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重要，但此处的“作家”并非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是成为“文学场域”中的“中心”，更准确而言，在促使文本以及农民形象生成的各种力量中，作家既是一个参与者，也充当了统筹者的角色。所以，不只是作家的文学作品，某些作家的创作论或者自传也同样值得被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