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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个人如果把评书、演义、宫廷剧当作真实历史，把当年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过时理论当做“观世界”的金科玉律，并以此嘲笑别人“无知”的，属于典型的“新古人”——活在新时代的古人。

不必去嘲讽“新古人”，未来自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他们。当下，比“新古人”更令人费解和绝望的，是“新无知”群体：

他们学历很高，知识很渊博，“三观”也挺正，但了解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认知很陈旧，且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对现实的预判常常出错，他们在社会最需要发声的时候，不是沉默不语，就是站在“石头”一边。

当下的“新无知”，主要有三种表现。

不是堆砌概念

就是生搬硬套

今天，社会越来越复杂，知识的大厦也越来越细分，与之相应，各种新概念、细分学科爆炸式涌现。

这固然方便了我们多视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原来的“概念贫瘠”变成了“不求甚解地堆砌概念”，以至于身边发生任何一件事，只会望文生义、生搬硬套，还以此为荣，比如：

看见地铁上有人捧着手机看短视频，就说是“娱乐至死”，哪怕人家正在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

听说“实用主义”思潮在美国很流行，就批评美国的哲学已经堕落到了“粗鄙市侩”的程度，岂不知作为思潮的实用主义，和中国语境下的“实用主义”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翻了几页西方政治哲学，看了几篇新媒体科普类爽文，发现民主是个好东西，马上以此声讨公司在业务决策时不讲民主。岂不知，“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政治中的民主，适用于公共事务，其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理论，而现代企业的决策和管理，是建立在产权私有基础上的个体自治问题，民主最多可以作为决策的参考。

可见，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的后果，不是堆砌概念，就是生搬硬套。为此，乔晓春老师专门写过一本《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通俗又不失严谨地普及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主要思维。遗憾的是，新媒体时代，语言的腐化、思维的懒惰，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知识”泛滥成灾

道德音讯全无

康德说：“人是目的。”任何知识，都应以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但是，今天有很多反人性的“知识”，依然以“理论正确”的面目不断出现。

比如某些经济学专家说，“地铁拥挤是因为票价低，涨十倍就不挤了”“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房市低迷问题就解决了”“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流动性就会增强”，等等。

站在“为解决现实问题开药方”的制高点上，披着知识的外衣，实质上却成了为权贵背书，把民众往火坑里推。这就是有“人”的经济学和没“人”的经济学之差别，也才有网友说：“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

诚然，知识是讲数据、讲逻辑的，而良知是抽象的、道德层面的，不能一味地用道德束缚知识，然而，道德作为万事万物的底线，却是不言自明的，而现实中的问题则是，很多所谓的专家讲的话，既没有专业性，更看不到良知和道德的影子。

比较起来，经济类这些言论还算“温和”，其他领域有些话让人不寒而栗：“牺牲1.4亿人，无非是十分之一，纵观大局完全值得”；“舍弃东部200座城市，与漂亮国一决高下，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他们敢玩吗？”

安·兰德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选择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一个谎言。然而，上述骇人听闻的言论，在自媒体的评论区点赞最多的，竟然是“这才是大国气派”“听了热血沸腾”......

同样的认知，西方很多顶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打开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类似下述这种荒唐的故事，比比皆是：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英国记者琼斯深入现场揭露真相，遭到当时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最终饱受迫害而死。

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反智？因为他们认为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知识就是知识”，这就“够了”，因此不肯从其他角度去鉴别或试图证伪，忘了苏格拉底那句话：知识即美德。当一个人只知道运用“工具理性”，不知道运用“价值理性”，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离罔顾事实乃至为虎作伥也就不远了。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缺乏系统思维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们把这叫“见仁见智”。实际上，所谓的见仁见智，是两千多年来的一种错误认知，实质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另一种表现：眼界狭隘，因此流于单一。

知识更新速度较慢的传统社会，一招鲜可以吃遍天，然而自从启蒙运动尤其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开始，现代世界呈现出复杂、易变、模糊、波动性，任何单一学科思维只能处理局部的、静态的问题，而无法解释、预测复杂世界。

毋庸置疑，专家在某领域内更专业。然而，专业代表深度，不代表广度和高度。很多专家在解释跨学科问题时，往往习惯性用单一视角去解读复杂问题，很难跳出思维定势去探索更多可能性，因而跌入“专家陷阱”，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复杂问题。

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人因为曾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成功，不是躺在功劳簿上刻舟求剑，就是把自己当成全能型选手，什么都敢讲，闹出不少笑话，甚至造成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

比如，如何造芯片？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被甩在后面？这既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问题——一个国家基础学科的发展水平、教育与科研水平、人才密度、资本市场的规模与发达程度、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等等。

但偏偏有专家给政府出主意，说只要举国之力、加大投入，以中国人之聪明，一定可以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再比如，如何解释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从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到后来的荷兰、英国，再到20世纪的美国、苏联？稍微了解点复杂学科，都知道这和地理、文化、思想、信仰等多个变量有关，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某个变量占比更大一点，但不少学者却粗糙地归因为单一变量决定论，并据此对中国问题开药方。

通俗点说，这就是锤子效应：手持某种工具，就倾向于用这个工具解决一切问题。换成思维亦然。

所以，搞艺术的，不妨学点经济学、政治学，少点“文艺青年病”；

学政治、历史的，不妨了解点心理学，以及数理化生等学科的思维，多关注些具体的人和事，少些宏大叙事；

......

以上只是“新无知”在认知层面最明显的几种表现。除了认知粗糙，“新无知”还表现为拙于行动，以及不善推动集体合作与制度设计。

秦晖：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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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

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

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

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

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

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

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

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

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

再比如左右之争。

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

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

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

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

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