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
文◈吴钩
刚刚全面放开二胎时，我在《南方周末》上发文提出：“如果中国社会的生育率继续走低，那么光‘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怕于事无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迟早要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表。”
前两天，果然看到消息说，“中国正在研究鼓励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财政激励措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许多家庭不愿意多生育。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在上周的社会福利会议中提出，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包括“奖励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人们生二孩。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官方第一次放出激励生育的“探风球”。
以我的判断，激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迟早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已持续低迷，2000年与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经统计部门与计生部门综合评估与校正，公布出来的总和生育率为1.5—1.6。尽管如此，还是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放开了二胎生育的限制。
从东亚文化圈的经验来看，几乎所有持续保持低生育率的地区都会出台激励生育的政策。比如中国台湾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0.895，为鼓励生育，台北、新北、基隆市对生育的家庭，每胎补助2万元(台币)，双胞胎补助4万元。台湾卫生部门还投入近10亿元补助不孕夫妻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新加坡2002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左右，从2001年起，当局推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和奖励配套，投入的资金从最初每年5亿元涨到如今超过16亿元(新元)。现在一个新加坡家庭，每生育一个孩子，可得到20,000元的婴儿花红，53,000元育儿及托儿津贴，10,000元所得税减免，直到孩子入读小学。
日本2012年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41，从2010年4月起，抚养15岁以下孩子的监护人，每月可获1.3万日元的儿童补贴。其中高梁市政府还对生育第3胎的家庭给予50万日元的奖励。
韩国2010年的生育率低至1.22，早在1996年，韩国政府已开始奖励生育，包括向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
那么，这些激励生育的政策有没有效果呢？应该承认，有。但效果非常微弱。
比如日本，已经深陷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泥潭多年，政府一再鼓励国民生育，但日本人就是不愿意多生育。2013年，负责应对少子化的日本担当大臣森雅子说，少子化就是日本的“国难”。但这个“国难”还看不到结束的时候，因为2015年，日本总人口推算值为1.2691亿，比上一年减少22万；14岁以下儿童数量为1617万，比2014年减少16万，连续34年人口下降。
让我们将目光从日本拉回到自己身上。
内地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同属东亚文化圈，人们的家庭与生育观念比较接近，而且，当前中国大陆正在经历台湾、日韩、新加坡社会已经经历过的城市化、工业化，从这些地区的今天，差不多可以看到我们的明天。困扰东亚社会多年的低生育率问题，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吗？
2015年，大陆一家调查机构做出的调查发现，有60%的被调查家庭表示不愿意生二胎，原因主要是经济能力受限，养育孩子的成本巨大。
“拥有第二个孩子是每个中国家庭的权利，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成为阻碍这一权利实现的瓶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说。
以我个人这些年的观察，70后应该是生育意愿较强的一代，但由于年龄的原因，70后女性只有少部分人赶上了“放开二胎”的生育末班车。而相对于70后，80后与90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出现了代沟性的改变，他们的生育意愿显然更弱。也就是说，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新政的推行，近几年会出现一个代偿性的生育小高峰，等到70后女性的育龄结束，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人口比例还会降下来。
西方的人口学家曾提出一个“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研究中国人口多年的学者易富贤先生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低生育率陷阱”只是一种假说，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可能性，而不会长期维持在1.5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上。”
未来中国会不会落入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取决于现在你、我、每一个人的生育意愿与抚育孩子的能力。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