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门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夜里十点半。这一百一十五位受苦的人啊,冻得哆哆嗦嗦,流着鼻涕,钻在不足以给他们足够温暖的被褥中,倚着地下通道的墙壁,看着来往的人群……
对于在朝阳门附近上班的白领们来说,他们意味着一堆破烂的、散发潮湿臭味的被褥;意味着贫困、窘迫和漂泊;意味着底层。白领与农民工同在这个城市中却宛如平行世界,彼此不会发生什么关系。”
——摘自刘丽朵《底层诗意:纪录电影拍摄手记》
她们失意的 得意的 疲惫的 幸福的
散乱的 无助的 孤独的……表情
她们来自村 屯 坳 组
她们聪明的 笨拙的
她们胆怯的 懦弱的……
如今 她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玻璃门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 锃亮的车辆 绿色的年桔
金灿灿的厂名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光亮
她们跪在厂门口 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血汗钱”
她们四个毫无惧色地跪在工厂门口
她们周围是一群观众 数天前 她们是老乡
工友 朋友 或者上下工位的同事
她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四个跪下的女工
她们目睹四个工友被保安拖走 她们目睹
一个女工的鞋子掉了 她们目睹另一个女工
挣扎时裤子破了 她们沉默地看着
下跪的四个女工被拖到远方 她们眼神里
没有悲伤 没有喜悦……
她们目无表情地走进厂房
她们深深的不幸让我悲伤或者沮丧
——邓小琼《跪着的讨薪者》
这段场景记录在《我的诗篇》里,讨薪发起人之一熊壮面对镜头不卑不亢:“虽然说我们文化没有,但是我们最起码说,做人的道理还是懂,人和人之间就是要讲诚信……”走投无路来到这里,讨公道的方式各有不同,而作为3.1亿产业工人,其中有约2.3亿是农民工。“还我们血汗钱”这几个字,让着115人更有尊严更坦荡。
毫无惧色,因为讨回血汗钱他们理直气壮。跪着,因为这是他们活着的姿态。
《我的诗篇》全球第一部关于工人写诗的纪录片,2015年6月获香港上海电影节金爵奖,2016年只能靠众筹的方式在影院小范围放映,在国内鲜为人知。虽然冲刺2017年奥斯卡无果,却是我第一次看到全场观众最后集体落泪的电影。
很遗憾,为了电影能够过审和上映,“跪着的讨薪者”被删减到几分钟,即便如此,当他们跪着读这首诗时,大多数观影者都在抹眼泪。除此以外,电影主要记录了其他6位工人和他们的诗。
陈年喜·炸裂志
陈年喜,陕西省丹凤县人,生于1970年,高中学历。至今当了十五巷道爆破工。上世纪1990年代开始写诗。
影片最后,爆破工人陈年喜回到破败的农村老家。
父亲突然瘫痪在病床上,家徒四壁不足以形容其惨淡。面对如此颓然处境,陈年喜询问父亲,冷不冷,最近吃饭怎么样。父亲愤怒地说,我这样,怎么吃,吃了怎么拉?他又问,有医保么?这是农民看病的最后一条出路。父亲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都没有。老人躺在床上拖着瘫痪地身体,奋力撑起脖子指着空气大骂:“政府那帮愣怂,把这些都写写,发到网上!”
就在三个月前,陈年喜被矿厂辞退,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地回了老家。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陈年喜《炸裂志》
在荒山中爆破,常年不能回家和妻儿团聚,陈年喜的脸上落满愧疚。未然说,诗性和神性一样,连同人性一起存在于我们自身。陈年喜趴在公棚称不上桌子的台子上,弓着腰,以父亲的尊严,写下这首给儿子的诗,无比浪漫:
儿子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清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陈年喜《儿子》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陈年喜和工友坐在荒山野草里吃午饭。三个中年男人坐在土山上,拧开一瓶二锅头,倒进瓶盖,一人一口轮流喝。
身后是所谓的祖国大好河山,陈年喜起身,冲着没人烟的大山,仰天唱出一句秦腔:包拯放粮陈州地,贪官奸商都肃清。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真情和真理
皆在民间
——陈年喜《秦腔》
电影拍摄完成后不久,陈年喜父亲去世。他的诗被很多人喜欢着,而他的生活依旧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一次次爆破,炸裂。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
——陈年喜《宿命》
丢掉工作回家后,面对重病的父亲,他忍辱负重。翻出当年结婚时写给妻子的诗,他笑着抚摸着被装裱起来的小诗,面露中年男人的羞涩和孩子一样的骄傲,那时他是幸福的。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陈年喜《爱人》
邬霞·吊带裙
邬霞,四川宝安人,1982年出生。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跟着母亲来到深圳,在一家工厂当起了童工,开始了她长达12年的工厂生活。
邬霞是整部电影里最明媚的部分。
1984年出生的邬霞是一名制衣厂的工人,13岁来到深圳成为一名打工妹。
她像每个爱美的女孩子一样,最喜欢吊带裙,每天在工厂工作穿着灰色的制服,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带裙,最喜欢那条夜市地摊上花70块买到的粉红色裙子。衣柜里最贵的裙子200块,穿上这条裙子,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部分。
她说最美丽瞬间,就是每天三更半夜穿着裙子,躲进去工厂卫生间。那时候那里已经没有人了,窗户比较黑,她把窗户当做镜子在那里照,左转啊,右转啊,自己在那里沾沾自喜地笑,就像写诗一样,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她说:“如果我丢了它的话,就不知道我到哪里去寻找快乐。”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邬霞《吊带裙》
2011年邬霞的父亲突发中风,治愈后又诊断出肝囊肿、肾囊肿和轻度老年痴呆,以及重度抑郁症,无法再出去打工,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也只能留在家里。全家只能靠邬霞三千多的工资维持生计。邬霞带着两个孩子,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深圳50平米的出租屋里。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工资微薄。
这种惨痛的遭遇总出现蜗居在底层的人之中,多到让人麻木。电视、报纸各类媒体上无限烘托这些来自人间的悲剧: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全家人枯坐在灰暗的房间里叹气,观众对着报道流出几滴“上帝”般珍贵的眼泪。
但在邬霞身上,我们无法怜悯,只有羡慕和钦佩。全家8口一起挤在一套租来的50平方米的房子里笑声不断。父亲重病时,文友们积极募捐,筹到七万多块,帮邬霞度过难关,让她更加相信这个世界是充满希望的。现在父亲病情稳定,成了全家的欢乐果。父亲说,不管是租来的房子还是买来的,都是家,都要用心装扮。全家人管父亲叫“设计师”,他在家里贴满了欧洲的风景照,用红色的胶条贴着边儿,父亲说,红色的喜庆。家里的窗户上贴满了蝴蝶,父亲说,这叫破茧成蝶。
花几十块钱买到的彩灯,挂在家里,关了灯就能让全家人感到幸福。70块的裙子也能穿出全世界最真诚的美丽。
一家人 就是一株合欢树
爸 您就是支撑我们全家的树干
带领一家人在生活的油锅里翻来滚去
深圳有好车好房 并不属于我们
住着租来的房子
我们也能拥有阳光
爸 生活有多艰难 就有多珍贵
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
——邬霞《家》
她说,“我们是农民,来到这个城市又叫农民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14岁刚来深圳,和母亲在一家日资工厂打工,小邬霞坐在工厂里破旧的桶上,公司翻译狠狠踹了一脚桶,不让她坐在上面,当时她觉得很屈辱,觉得低人一等,那种愤怒成了她第一次写诗的动力。
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
培植爱的花朵
——邬霞《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死亡》
《我的诗篇》入围上海电影节,红毯上邬霞穿着她最爱的吊带裙,前面是刘亦菲接受采访,瘦瘦小小的邬霞抿着嘴很紧张,身边的吴晓波挽了挽她的肩。她的裙子不像女明星的那么昂贵又贴身,但她的美丽无与伦比,谁也不能让她黯淡。
我有一座隐秘的花园
任何人都无法摧毁
——邬霞《邬霞》
许立志·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许立志,1990年7月28日生于广东揭阳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高中毕业后在广州、揭阳等地打工,2011年初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9月30日堕楼辞世。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这是电影中的最后一个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因为许立志跳楼身亡,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人们才开始将视线转向这群最不被注意到的大多数和他们的诗。
一定得有人死去,才能看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么?才能肯定他们的价值么?他们明明是大多数,他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电影中有一段采访许立志的父亲。老老实实的农村人,条件不好也不差,唯独想不明白儿子选择坠楼是为什么?父亲说许立志就是太内向了,什么都不说,才会落得这个结局。父亲有段话令人印象深刻。父亲拿出认真探讨问题的态度,十分冷静地说:写诗放在清朝以前,可以进入仕途,换一生安稳富贵。现在写诗有什么用?
就是因为父亲说得太有道理,反而更加难过。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我弥留之际》许立志
电影记录了许立志的哥哥乘船,将许立志的骨灰洒进大海,水中骨灰飘散自由自在。荧幕上出现了这句“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再次落泪,生活给不了一个年轻生命的救赎与告慰,诗歌可以,许立志终于可以永远留在他的诗歌世界里,来时、去时都很好。
很多公知、大V都参与进来,他们读了这些打工者的诗,无论多么认真虔诚,真正让我泪流满面的是这些诗人站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不明亮的灯照在他们拘谨、胆怯、拘谨、善良的脸上,他们皱着眉头竭力克服口音,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一字一句读着自己的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注视着他们,人们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属于他们的声音。
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在社会中沉默失语。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在社会中以人数取胜,占据了主流位置,但在话语权力的争夺战里属于边缘人群,人数最多,也最容易被忽视。尤其在一个大肆宣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很可怕也很危险。他们是社会的螺丝钉,理所应当地拧在每个关节处,却早已锈迹斑斑,成为疮痍。
有次坐地铁,车门打开,一大群农民工挤进车厢,天气很热,他们身上的味道很不好闻。晚上十点多的地铁,空座很多。他们坚持站着,或是挤在角落里,坚持坐在自己的大行李包上。他们眼神非常敏感,一旦被人注视,便浑身紧张不自在地躲躲闪闪。我抬手指了指对面的空坐,有位大哥笑嘻嘻地着急摆手,他说:“不坐了,我们身上太脏。”当时就想“人生来平等”这个世纪玩笑已经再不能打动人了。谁比谁伟大,谁比谁生来高贵,但不公的虚伪的,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虚拟而坚固的等级制度。
《我的诗篇》是独特的,这些诗是那些躺在床上慵懒地喊喊疼的诗人,永远不可能写出来的。相比之下,衣食无忧的诗人以性情散漫放荡为荣,咖啡馆茶馆聊人生谈理想,混一混文艺圈,开个微博,做几个讲座,文化包装一番,出几本诗集,云游四海漂泊海外,过上人人艳羡自由自在的生活,注定这辈子写不出这种能在人胸口凿出大洞的诗歌。富贵名利,偷走了本该属于读者的诗心。
导演秦晓宇所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中国工人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现在,《我的诗篇》要让他们从幽暗处现身,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中站出来,展示他们的诗篇。”
最后,算是一个好消息,在2016年,通过众筹包场的方式,在全国影院放映千次之后,《我的诗篇》赢得了全国公映的机会,定档1月13日,也就是明天。而坏消息是,有多少影院愿意排片?
目前,北京只有8家影院排片,且一天只有一场,那么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更不敢想。如果你曾为《百鸟朝凤》鸣不平,那么这次也恳请大家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争取一小块荧幕。比起被烂片坑钱,更怕错过一部还原了中国社会本来面目的真实电影。就连导演自己,也把愿望降得很卑微,不求票房,只求不被下档。看过电影后,你会为这种卑微感到悲哀。
“公映不等于所有地区都会排片,也不保证有黄金时段的场次,如果首周末上座率不佳甚至还有下档之虞。我们从未想过什么票房大卖,惟愿对的观众不会因客观原因错过这部影片。”从我看完电影之后,对身边,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推荐了这个电影。很开心,有机会看过电影的朋友,会激动地回来找我聊里面的诗歌、这种社会状况和问题,也同我一样疯狂推荐给身边人。
我们都很清楚,比起名导演大明星的电影,《我的诗篇》在上映前唯一的“炒作”,就是在直播平台搞了一场24小时不间歇读诗的生存挑战,罗振宇、吴晓波、梁文道、汪涵、史航等“爱书“人参与其中。然而,顶着纪录片的标签,没有华丽的发布会,没有炒作绯闻大明星,影院多排片都很奢侈。
最后借用导演所说,一个好的社会,是各个阶级的人都能有对话。是的,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黯淡,但希望你停下来,听他们读完这首“我们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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