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这是明代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局部） ， 从旗帜上来看，左边船上的应是明军水师，右边两条船上的即为倭寇。

舟山双屿港，五百年前“世贸中心”的覆灭

2011年的隆冬，我来到了浙江舟山的六横岛，与建设速度日新月异的舟山主岛相比，这里冷落而偏僻，海面的寒风仿佛吹得透骨头。山坳中坐落着一个名叫涨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衰败而空旷，只残有零星的绿色。

奔波近千公里来到这里，是为了追寻一个久远的传奇。500多年前这地方有着一个声震中外的名字——双屿港，史籍中，这里中外商船云集，白银滚滚，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然而，与岛上的出租车女司机谈起双屿，她却一无所知，说到倭寇才听懂了：“听说岛上以前有许多。”这并不能怪她，因为就在双屿港最繁荣的岁月里，曾遭遇了一场极为惨烈的镇压和荼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御史朱纨派遣2000多官兵直扑双屿港。在风雨和海雾中，双屿海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官军大胜。战后，朱纨又下令将岸上房屋、港中船只全部焚毁，并用沉船、木石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实行了“三光”，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此后，在漫长的明清海禁期间，这里都只是一座空岛，直到清康熙年间方有移民迁居。那时，淤塞百余年的双屿港已变成一片低洼的谷地，被开辟为田园和池塘，而那个曾闻名中外的港口徒剩下一个空洞的地名，直到今天，其具体位置仍有争议。

这场惨烈的双屿港之战，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记载的，最著名的“抗倭”战役之一。它像是一支锚，被深深抛入大明“倭患”的岁月之海，任何重要的追溯都无法绕过它。而对于这场漫长的战乱，正统史观给出的定义是：由日本海盗主导的一场外族入侵战争，在时间上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双屿港之战，便会发现许多疑问和不寻常之处——

首先，这个被凶残善斗的“倭寇”盘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于一昼夜间灰飞烟灭，可见并非坚固的军事堡垒，更像是和平的贸易港。至于其战斗成果，根据官方著述《筹海图编》的记载：“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看名字，这伙海盗首领都是中国人，至于被焚毁的天妃宫供奉的乃是妈祖，更是典型的中国水手信仰。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没有抓到一个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对于明朝倭患的研究者来说，双屿港之战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和反讽意味——朱纨认为双屿港乃“正门庭之寇也，此贼不去，则宁波一带永无安枕之期”。而事实上，双屿港的覆灭仿佛拉动了一个巨型炸弹的引线，此后不久，江浙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陷入一场空前的血雨腥风之中，史称“嘉靖大倭寇”，其侵扰沿海次数之多、程度之烈、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令其他阶段的“倭患”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统计，倭患在明初较轻，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15年内骤然加剧，共计609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80%左右，及至隆庆与万历年间又骤减，平均每年不足1次。可以说，嘉靖倭患乃是明朝倭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潮的阶段。

为什么，双屿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启动了如海啸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战乱？

为什么，这场纷乱如巨大的黑洞——数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抗倭将领自杀、下狱，更多的大明官员则视“抗倭”为畏途，避之不及？

为什么, 在嘉靖皇帝驾崩，隆庆新帝宣诏开放漳州月港后，“倭患”便迅速缓解，甚至销声匿迹？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现存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明代中国人绘制的倭寇图

在中国的海洋贸易史上，宁波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它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陆要冲，洋流和季风条件优越，宋元时与广州港、泉州港并称我国三大外贸港。我来到宁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见一座别致的建筑，三面墙上各敞开一个亭形大门，就像嵌入了一个空亭子。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来远亭。海外贸易繁盛时，“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其“青江相间，夜燃樯灯”的夜色，曾是宁波之胜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以略带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它的壮观富饶，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时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国志》一书中，亦称海商在双屿“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而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

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

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 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

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 据《嘉靖实录》称：

盖江南海警， 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

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