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超 | 怎样做好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的朋友要我给研究生开一个讲座。讲什么好呢？为此颇费踌躇。因为研究生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如果我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选择题目，可能无法适应每位同学的需要。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讲讲怎样做好学位论文吧！

应该承认，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招生数量不断增加，为各行各业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教授们有了培养博士、硕士的机会，同学们也感到只读个本科还不够，一定要攻读更高的学位，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是一种好现象，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学位论文质量偏低。为使这一情况得以改善，许多学校延长了学制，管理部门开发了查重软件，并派员开展专项检查，对不合格的论文做了严肃处理。上述措施都很必要，但很可能治表不治本。如何做好学位论文，扩大言之，如何做好史学论文，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其实，针对这一问题，老一辈的学者早就有过许多经验之谈。如，要史德、史识、史才三者兼具；要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要有哲学的思考、逻辑的能力、史学的基础；要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要掌握运用好“四把钥匙”等等。这都是非常珍贵的治史门径，值得历史专业的研究生牢牢记住，认真消化，并身体力行。但总体来看，老先生们的教诲属于高度概括，不够具体。所以，我今天想采取另外一种办法，从实例讲起，让同学们感受一下，什么才是高水平的史学论文。最后再谈谈如何争取做出高水平的史学论文。

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几项研究成果。这位历史学家就是何炳棣先生。他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老师，1944年考取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经济史，1952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1987年退休后又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1990年第二次荣休，2012年在美去世，享年95岁。由于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曾经三度获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9年，又当选了美国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还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他为高级荣誉研究员。总之，他是一位为华人争了光的“牛人”，是我们史学界可敬的学术前辈。

我先谈一下他的成名作——《明清社会史论》。1952年，何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暂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53年到1955年，连续三年，每个寒暑假，他都乘火车返美，遍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3，000多种中国地方志，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为躲避战火委托美国代为保管的400多种善本书胶片，最终发现，明清两代500多年中，三品以上大员子弟靠父祖荫庇中进士的人数并不多，没有超过6%，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明清社会虽然发展缓慢，却并未走向衰亡，关键在于它仍保有一种机缘结构。

那么，何先生的这项研究重要性何在呢？我觉得他起码解决了3个问题。一是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那就是机缘结构没有丧失，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仍然存在，士人有机会步入政治舞台，参与国家管理，施展才干，政府也能通过这种结构不断换血，补充新生力量。二是解决了如何正确看待科举制度的问题。中国古代机缘结构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就是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它的弊端日益暴露，特别是以八股取士，禁锢思想，因而成为知识界进步力量批评的对象。《儒林外史》之类的文学作品将批评的声音带向民间，造成了科举制度百无一是的深刻印象。然而，科举制度尽管弊端丛生，没有科举制度到底行不行？在古代社会里，没有科举制度，朝廷怎样取士？是回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说了算，还是回到汉代的察举制，由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说了算，或者回到先秦的世卿世禄制，由血统说了算？我想，何先生的研究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退回去，读书人的机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府的换血功能不是更强，只会更弱。科举制尽管弊端丛生，但相对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来说，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应予历史地肯定，在它所蕴含的机缘结构尚未丧失功能的时候，不能轻言废除。三是回答了中国知识界为什么特别尊奉孔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定型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但其理论基础却是由先秦的孔夫子奠定的。《论语》里有两句话，一句是“有教无类”；一句是“学而优则仕”。这两句话就是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孔子以前，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由贵族子弟世袭父祖之官爵。与之相配套，在文化教育上，则施行学在官府制，所有的典籍都藏于盟府，一般人难以得见，教育只向贵族子弟开放，让他们学习作贵族必须具备的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实际是一种贵族养成教育，平民和奴隶的子弟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孔子说，这样可不行，我要用“有教无类”的原则兴办私学。“类”在先秦专指凭血统相区分的族类。孔子公开宣称要抛开族类，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是野人和奴隶，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的本意是捆扎；修者，长也。孔子的意思是只要带上一把捆扎起来的长条形肉干作为见面礼，拜我为师，我都不会拒绝，都会认真地加以教诲。这是个伟大的创举，取消了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就被打破了。由孔子开其端，开放式的私学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旧的“学在官府制”随之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学而优则仕”，实质上就是说学得好的人才可以去办事，才可以去做官。这能从《论语·先进》篇的另一段话得到证明。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明确表示：先学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才去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让他选用人才，他主张选用先学习而后凭才干做官的人。可见他对当时贵族子弟凭世袭特权先做了官，然后才学习的情况是不满的，因而才提出了“取士必得”“取士必优”的“学而优则仕”。很显然，科举制度就是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体系化和制度化。没有这两条原则，就没有科举制度，中国的读书人就没有出路，还不知道要在世卿世禄制度下被压制多少年、多少代。所以，中国的士人普遍尊孔是发自内心的。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一下子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无怪乎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可以说这本书奠定了何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名作。

下面来介绍何先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刚才谈过，何先生在美国看了大量的中国地方志。其中就有一部乾隆版的《两淮盐法志》，还有一本是做过盐官的名为高恒的人所写的笔记，叫做《淮北鹾政》，鹾就是盐，这些书在国内是看不到的。书中新鲜的记述引起了何先生的浓厚兴趣。经过更广泛的阅读和搜集证据，他弄清了扬州盐商的规模、组织结构、生产管理及运销模式，更发现这一暴利集团赚钱甚多，年利润都在500万两白银以上。18世纪后半叶，即1750年到1800年的总利润可达25，000万两白银，超过了有名的广州十三行。那么，赚了这样多的钱，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用来修了铁路，开了矿山，还是办了工厂？何先生发现都没有，而是统统消费掉了。而且，这种消费独具特色，何先生称之为炫耀式消费。这个名字真是起得好，事实上，如果不是炫耀式消费，用掉这么多的钱，还是不太容易的。进而，何先生把炫耀式消费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尽情追逐物质享受。居则广厦豪宅，出则怒马鲜车，日日欢宴，夜夜笙歌，更借婚丧嫁娶，大办红白喜事，花钱如流水。何先生还捕捉到了一些十分奇葩的例子。如，一个赚了钱的盐商，跑到南京，定制大量不倒翁，倾倒在长江里，引人围观；还有一位，不惜千金，定制大量金箔，从金山寺塔顶撒下，任人哄抢，以博一笑。何先生认为，这都是最露骨的低层次的炫耀式消费。第二类炫耀式消费则是附庸风雅。自己原本不是文人雅士，但要通过附庸风雅跻身于文人雅士的行列。他们有的收集钟鼎彝器、金石碑刻、图书绘画，使自己变成收藏家；有的组织文艺沙龙，举办诗歌赛会，广邀文人骚客，进行豪华的招待，发给优渥的奖金，把自己也装点成诗词歌赋的大家。第三类人目光稍微远大些，他们把钱拿来供子弟读书，开塾馆，延名师，帮助孩子考科举，中进士，既可光耀门楣，又能博取政治权力。正因为流行各类炫耀式消费，扬州盐商家族几乎都没有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谈到炫耀式消费大盛的原因，何先生归咎于“贵大于富”的社会评价的存在。这种社会评价实际上就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传统，又叫道统。没有对传统的彻底清理，没有社会的全面变革，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没有办法自行破土而出的。有趣的是，何先生写这本书时，国内正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并且似乎已经有了一致的结论。何先生最初拟定的书名是《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但深入的探讨却使他明白，仅有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该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分析解释何以两淮盐商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于是便毅然决然地从标题中去掉了“主义”二字。我认为，何先生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何先生对书名的改动都极具启发意义，值得国内史学界参考。

现在我们谈谈何先生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这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葛剑雄译本的名字，该书另有以《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为名的三联书社中译本。与人口研究相关的何先生的大作还有《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美洲作物传华考》等等。

何先生读书很细，连眉批、小注都不放过。当他看到涉及人口、土地的文献档册中常有“随田起丁”“随粮起丁”和“并随土俗”之类的注文时，以其攻读过英国财政学的经验，立即意识到，基层政权呈报上去的都是按照当地习惯经过折合的纳税亩和折成纳税单位的正丁数，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何先生根据自己创立的新办法进行估算，认为唐以前中国人口始终在3，000万左右徘徊，最高不超过5，000万，最低应在1，000万以上。但在宋代，却出现了人口增长小高峰，突破了1个亿。宋朝国土面积缩小，人口却大量增加，个中原因是耐人寻味的。何先生深入探索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今越南地区引进的占城稻，与内地稻子杂交，培育出了新稻种。这种新稻种的优点有两个：一是耐旱；二是生长周期短。于是，水稻不仅由多水的低地推广到相对少水的高爽之区，扩大了种植范围，而且出现了双季稻，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由此可见，充足的粮食是古代人口繁殖的前提，而产量的增加又与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及改良密切相关。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追踪，何先生把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定在清朝的嘉道年间。这次人口激增固然与康、雍、乾三代连续长期稳定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16世纪前半叶从拉丁美洲引进了玉米、花生、番薯和马铃薯。这几种作物产量高、易成活，坡地、沙土、瘠壤均可种植，促进了对山区及生荒土地的开发利用，可以视为一次农业革命。其负面影响则是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洪灾多发。后面这一点且不去说它，单就追求多子多福的清朝人而言，吃饱了肚子，自然就要多生，人口一下子就起来了。1750年已由宋代的1个亿变成了2.5个亿，1800年时突破了3个亿，1850年达到了4.3个亿。道光末年，经学家洪亮吉提出了控制人口问题，比马寅初早得多，第一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何先生的这项研究首先让我们明白，当东、西两半球或两种文化相遇时，最早交换的是粮食和武器，而不是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理念和意识。由于粮食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所以，作物的引种与改良往往成为诱发社会巨变的深层原因，必须予以关注和挖掘。其次，何先生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世人，资源与人口合理配置十分重要，应该成为每个当政者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出发点。中国古代的生育制度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洪亮吉的声音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以至于很少有人记得他曾提出过节制人口的主张。新中成立后，盲目相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用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人口问题，竟使人口由建国时四亿五千万增长到6个亿、8个亿、10个亿，“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突然发现人口已经爆炸，达到了13个亿，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便推出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望，又惊呼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才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障碍，当初鼓吹只生一个好的人口学家转而著文号召多生。在人口问题上左右摇摆，失误连连，皆因不重视人口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我很想建议相关部门在制订生育政策时，最好先读读何先生的书。作为一个城市的负责人，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如果一味坚持摊子铺得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越好，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困局迟早就会降临。

我要向大家推荐的何先生的第四项研究成果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何先生长期生活在美国，却对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某些观点始终持有疑义。头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此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旧大陆的各种古文化皆源自两河流域，都是由外部传入的。其次则是所谓的游农经济，认为原始农夫不懂得施肥，只会砍伐和焚烧林木来进行种植，肥力减退后即行放弃，游往他处，重开新的土地。另外一位著名的旅美华裔学者张光直就曾多次强调，仰韶文化流行的正是游耕制和砍烧法。最后还有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曾以之暴得大名的治水文明论，认为凡大河流域都会因河水定期泛滥、需要规划和分配新淤平的土地而产生公共权力机构。在何先生看来，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起码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为了澄清事实，批驳谬论，何先生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辅之以实验手段，对华北地区的古自然环境进行了考察。发现黄土地带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黄土土层中蒿类孢粉特多而乔木花粉稀少，仰韶文化不可能像湿润多雨、林木茂盛的地区一样，实行砍烧农业。更重要的是，何先生从考古报告中看到，村落遗址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十分常见，一般都有供氏族集会用的大房子和分群而建的住室，伴以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环以防卫性的壕沟，环壕之外则有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公共墓地，表明这些村落从营建伊始就带有长期定居的性质。人们累世相继，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是绝不可能轻易放弃而游往他处的。在探索中国古代不存在游农经济的原因时，何先生在接受地质学家黄土高原风成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黄土有“自我加肥”性能，从而为建立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说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在主张黄土高原风成说的学者看来，喜马拉雅山的隆起不仅挡住了西南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使中国中西部的气候变得干旱少雨，而且使青藏高原东北侧的近地季节风因“狭管效应”而变得强劲，将蒙、新地区的碎屑物质全部裹挟起来，向东南吹送，最终在本地只剩下了不能携带的砾石；由于随着风力的递减，体积和比重较大的沙粒会率先落下，于是，自蒙、新至秦岭，就出现了石漠（戈壁）、沙漠、黄土由北而南、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自然景观。上述情况显示，黄土是被风力搬运得最远的物质，只是受到秦岭阻隔，才吹不动了。由此，何先生立即意识到，吹得远，必是因为既细且轻，土壤团粒结构细微，意味着土质疏松，易于垦耕，而造成轻的原因则是腐殖质含量高，土地有“自我加肥”的能力，可供连续使用。加之蒿类及草灌植物分布广泛，开辟难度小，所以，在尚无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先民选取耐旱的粟、黍、稷作为种子，早就独立地走上了发展原始农业的道路，过上了村落定居生活。可以认为，何先生对中国上古自然环境和黄土特殊性能的分析已使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变得颠扑不破。

以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何先生对古代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进行了全面比较。明确指出：前者气候是干旱、半干旱，后者则是偏于湿润，冬雨夏旱；前者的农作物是由粟、黍、稷组成的小米群，后者则以大麦、小麦为主；前者自始即以定居村落为主要生活方式，后者才可能存在游农经济；前者的邑和邑群发祥于黄河支流两岸既近水又不致被水淹没的台地上，并非沿着中上游下切严重、下游泛滥无制的黄河主流本身发展，不存在定期泛滥和土地的重新规划，只有后者及尼罗河流域才可能为构建治水文明说提供某种素材。也就是说，古代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有着完全不同的农业系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地的文明自有源头。除了农业，何先生还从陶器、青铜、语言、文字、干支系统、制度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大大丰富和增强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断。其中，他谈到，只有在肥沃的黄土地带的定居村落中，才能产生人类史上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成为我观察先秦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由于征引完备，论辩充分，何先生曾底气十足地宣布：“西方盛行的旧大陆农业一元起源之论，今后应很难立足了。”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教授，在为《东方的摇篮》撰写前言时也由衷地表示，应该相机修正自己所秉持的旧大陆文化皆源于两河流域的观点。由此可见何先生的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曾批判过“中国文化西来说”，但由于是从政治批判入手，只会说这是帝国主义分子为实施文化侵略而编造的无耻谰言。读了何先生的书才明白，科学的、学术化的说理才最有力量，其作用是任何政治口号和大批判文章都无法替代的。

讲座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让我们赶快介绍一下第五个案例。何先生在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及《东方的摇篮》时，采用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教授所作的彩陶图案演化图表，两人由此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和朋友。1998年，何先生来陕西参加黄陵祭祖和“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经石老介绍，我也得以拜识尊颜，亲聆教诲。2003年，他请石老转赐《有关的三篇考证》一书，我既钦佩何先生的人品学问，即捧读再三，爱不释手，深感书中所言，实为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