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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egapoint/Folio Art
对稳定产出的要求会阻碍科学探索。Tolu Oni和同事们说，要进行最重要的研究，就必须允许科学家转移工作重心。
Tolu Oni、FabioSciarrino、Gerardo Adesso 和 Rob Knight科学工作陷入了第22条军规般的困境：研究者被要求推进富有前景的新问题，但只在呼应过去的研究时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
举例来说，本文作者Tolu Oni在研究HIV和结核病的流行病学时意识到，在城市中，患有这些传染性疾病的人很多也表现出非传染性的症状，包括高血压和肥胖。很少有人分析过个中原因，或者提出综合预防和管理方案，但同行评审并不看好她研究这些问题的计划：他们在评审意见中指出，她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本文的各位作者一同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在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公共利益结合的进程中扮演了变革性角色”的40岁以下科学家。见面后经过数小时的讨论，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都已经获得认可，所属的学科和地域各不一样，但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
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跨越障碍让研究获得影响力。科学研究常常会让我们发现比最初研究重点更具潜力的领域，这往往是因为新的研究方向涵盖了社会的复杂性。我们意识到，改变研究方向能帮助我们做出更重要的成果，但一直以来，研究资助机构和科研院所的政策都不鼓励这种做法。
在评估基金申请或学术表现时，评审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过往表现记录。因此，必须专注于职业发展的青年科学家并不被鼓励去进行探索。
年轻科学家们被警告，探索新想法会危及他们的事业。在这里，本文的作者们讲述了他们遇到的挑战。Gerardo Adesso：我的专长是量子信息理论，但对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交界领域更为广泛而基础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在国家资助偏向于应用科学的背景下，这些兴趣得到的反应并不怎么热烈。我只能从基础问题研究所（FXQi）这样的非常规机构获得资助。很快，我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收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提供的丰厚的后续研究资金，而此前，我在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寻找资助时遇到了重重困难。Rob Knight：在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时，同事们劝我专注于一种微生物，而不是整个肠道菌群的生态系统。我当时在做的沙门氏菌的研究很热门，而且有不错的潜力取得联邦资助，对于我的启动资金来说，这是一笔合理的投资。但我的首批研究生中的一位，Cathy Lozupone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决定不顾评议委员会和资深同事的反对，坚持研究肠道菌群。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赌博，但她依然选择在毫无计算机科学训练的情况下开展生物信息学和系统发生学研究。现在，她的软件UniFrac已被引用了2,000多次，微生物组学也已经成为了生物医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Tolu Oni：要进行城市卫生研究，我需要探索这一领域，钻研学术、社会和政策等领域的新问题。我还需要空间分析工具方面的训练，以更好地理解健康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它在城市环境中的决定因素。但我在这一领域没有发表过论文，这一点减弱了我在申请资金时的竞争力。我顶着让自己的“研究记录含金量变低”的批评，继续发表传染病方面的研究。教职为我提供了支持和灵活性，让我得以从事我选择的研究，但工作进展很缓慢。Fabio Sciarrino：取得博士学位以来，我从事过量子力学基础研究和实验性量子光学研究。当我试图利用我的专长来发展技术时，我遇到了困难。我的目标是设计以光而非电为基础的电路，但这个想法没有通过资金申请。评议人员对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心存疑虑。我和一位博士新生冒了个险：我们对量子芯片进行了原理验证演示。这是我们取得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关键，使我在这个如今已成为热门课题的领域中获得了突破。这一挑战并不是近来才有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是从物理学家转行的结构生物学家。在他工作过几年的一个职位中，获得资金是以连续发表为条件的，使得他只能探索“安全”的渐进式问题。为了从事日后为他赢得诺奖的研究（核糖体结构），他转职到了另一家科研机构，在那里，他可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不必考虑发表论文的可能性。他在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简介中写道，这一决定让他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国家，薪金也大大降低。
在每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都有太多的研究者做出了不探索主要研究方向之外领域的理性决定。我们把太多精力花在了寻找方向上，以至于失去了将知识应用于广阔世界的动力，结果拘泥于“生产力”带来的安全感，无法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心理学家 Eva Alisic 则更加大胆。她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今年早些时候，Alisic开始研究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儿童如何应对创伤。迄今为止，她供职的机构都支持她的研究，但对常规的职业发展轨迹来说，这并不是个最保险的选择。她告诉我们，她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终止这项研究。如果人们觉得必须离开学术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这说明学术研究领域本身已经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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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自：Megapoint/FolioArt
我们并不是在说科学家应该浅尝辄止。改变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决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但目前的限制太严苛了。允许处于研究生涯早期的研究者改变方向对鼓励开展高影响力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有关大脑可塑性和团队效率的理论也支持这一点。在专业化之外，多样化经历也有助于促进科学发现，提升引领科研进步所需的决策技巧。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的确有一些资助计划旨在支持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有为研究者从事高度创新的项目。这其中包括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初级资助计划、中级资助计划和国际研究学者项目，这些项目是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和卡洛斯特-古尔本金安基金会共同资助的。
但仅有这些资助仍然是不够的。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了78项用于高风险研究的专项资金和15000多项常规资金。这些资助往往会授予已经取得了强有力的初步数据并已被认定为业内专家的申请者。虽然评估研究者的研究经历顺理成章，但大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资助机构仍然应该建立正式的机制，明确地为研究者改变方向提供便利。如果候选人能证明自身和新研究方向的可靠性，他们就应该得到支持。
两个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的不同。
建立“转行叙事”。在资金申请中，应该给正处在转变研究方向过程中的研究者讲述其理由的机会。在评估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和潜力的同时，也应考虑研究者在其他领域中已经展示出的能力。举例来说，Alisic可以向资助机构解释，自己针对年轻人的研究经历让她敏锐地体会到，使用循证干预治疗难民儿童心理创伤的需求越来越大。“转行叙事”还能解释研究者在新领域的低产期和缺乏经验的问题。只要在申请表上多加一栏，就能让科学家更愿意探索不同的领域，也有助于评估者为他们提供支持。
改进同行评审。没有或少有人重视同行评审训练，但是培养科学家的精细化评估能力能帮助他们将不同的特质纳入考虑，尤其有助于他们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以及评估范围更广的跨学科问题。最终，这或许将会改变科研机构的文化。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若没能为正在接近创造力巅峰的最具潜力新兴科学家提供资源，创新之路将被阻断。
注：原文以 Let researchers try new path 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评论板块上。
本文经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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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由百人传媒投资和创办，文小刚、刘克峰、颜宁三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担任主编，告诉你正在发生的科学。上帝忘了给我们翅膀，于是，科学家带领我们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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