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写作参考书其实已经规定了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古人诗歌写作的类型化特征与传统绘画,以及寺院佛造像、戏曲等的类型化特点基本相通。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宋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制作楷模”一节,对画人物者、画林木者、画山石者、画畜兽者、画龙者、画水者、画屋木者、画翎毛者等,都有从内容到形式到品位的明确要求。这就是一个例证。那么回到诗歌的话题上,我们现在所知当时的这类写作参考书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等。呵呵,今天的诗人们靠写作参考书是没法在诗坛上混的!换句话说,唐代资质平平的诗人们要是活在今天,可能于以现代汉语写作抒怀只能干瞪眼。不仅今人到古代难混,古人在今天也难混。
写诗当然不仅仅是抒怀和简单的套路化的书写动作,它后面还牵涉到太多的历史、制度、文化风气等因素。我一向认为一个时代的写作与同时代其他领域的艺术成就不会相差太远。它们之间会相互牵引,相互借鉴,构成一个总体的文化场。所以诗歌在唐代也不是一枝独秀。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图10-1图10-2图10-3)
这里,苏轼还没有提到唐代的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习俗、娱乐方式、长安城的国际化、佛经翻译、教育制度、思想界的状况、皇室的艺术趣味等等。我们在此也是姑且只讨论一下诗歌书写。在我看来,诗歌书写牵涉到一整套写作制度。时常有人(例如季羡林、夏志清等)站在古诗的立场上批评新诗,那其实都是极片面之语。在唐朝,诗歌写作是跟整个政治、教育、官员选拔制度捆绑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