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江霞：芝诺思想渊源三题议

关于廊下派自然法的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尤其当谈及学派创始人基提昂的芝诺（Zino of Citium，约公元前334—前262）及其《政制》时。有些学者试图强调早期犬儒派的影响，有些学者则倾向于淡化他们与廊下派之间的承继关系，其他人则更关注柏拉图和学园派、色诺芬、赫拉克利特等思想来源及其综合影响。尽管廊下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接触过犬儒学说，但人们对其自然法和美德论的犬儒背景仍存在诸多疑问：如何对待犬儒派与其他来源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犬儒派”是否包含安提斯忒内斯？在充分了解犬儒传统的基础上，如何理解犬儒派的目的（τέλος）与廊下派的目的之异同？

另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表明，犬儒哲学确实在廊下派的美德和自然法学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往往得不到认真公平的对待。尤其在芝诺哲学中，存在着更为人所熟知的犬儒元素：芝诺曾经跟随克剌特斯（Crates）学习过一段时间，且在写《政制》时仍然受其影响。据说，芝诺最初的动机是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而种种迹象表明，克剌特斯正是这样的人（《名哲言行录》72、731、74）。后来他离开克剌特斯并跟随麦加拉派的斯提珥朋（StilpoofMegara）学习，但有趣的是，后者不仅是犬儒第欧根尼的听众之一（《名哲言行录》676），还与克剌特斯互为师生关系。

此外，学园派的珀勒摩（Polemo，公元前314—前269，芝诺的另一位老师）对苏格拉底的看法，在许多关键点上与犬儒派的主张非常相似。但也由于这些原因，芝诺学说中许多被指荒谬或矛盾的地方，据说都带犬儒色彩（《名哲言行录》732-33）。无怪乎一些廊下派人试图通过删除某些段落（《名哲言行录》734）、区分犬儒派与廊下派（塞内卡：《道德书简》52-5）以及批评（某些类似犬儒派的）早期廊下派（西塞罗：《论义务》199、1126-129），来淡化其与犬儒派的联系，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曾公开表达过对犬儒派的钦佩。

总体而言，犬儒派对廊下派的积极影响没有得到应有关注或常被低估。与之相伴的是一种令人不满的倾向：犬儒派如果有某种高贵的伦理学说，就被认为是廊下化的结果；廊下派的作品中如果有不雅或“不道德”的论述，就被贴上犬儒化的标签。

▲ 坎达丝·史密斯《希腊化时期雅典的哲学学派》

基于直接和间接的可能证据，如何解释早期犬儒派对芝诺的影响以及后者对犬儒派的承继？本文将尝试以芝诺为中心，重估早期犬儒派在美德、自然法、世界主义等问题上对廊下派的影响。我们认为，早期犬儒派对芝诺的影响显著且持续；芝诺并没有彻底地与犬儒派决裂，他的美德、自然法、世界主义思想可视为在苏格拉底传统中对犬儒派的改造与发展。具体而言，我们将首先讨论安提斯忒内斯和第欧根尼在以上问题上的各自主张，澄清他们对芝诺的影响；之后我们将研究芝诺关于目的及其实现的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张力，分析他在始自安提斯忒内斯的犬儒派—廊下派传承链中的特殊角色。

当谈论廊下派的自然法和世界主义学说的犬儒派渊源时，一些学者往往要么排除安提斯忒内斯，要么笼统地讨论“犬儒派”。这对安提斯忒内斯并不公平。因为，作为一段时间内最著名的苏格拉底主义者，他既是前犬儒派又是前廊下派，在师承和学说方面与廊下派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将他与第欧根尼区分开。尽管安提斯忒内斯很少论及自然哲学问题，但其对美德之法和王权的解释可能对芝诺有重大影响。

总体上说，有大量证据证明，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深受安提斯忒内斯影响，而其《回忆苏格拉底》又启发了廊下派的自然法思想。芝诺不仅阅读了《回忆苏格拉底》（这可能影响了其《政制》的写作），并对书中的苏格拉底十分着迷，而且似乎也熟悉安提斯忒内斯的学说（《名哲言行录》72-3、719）。仔细研究安提斯忒内斯的伦理学说（《名哲言行录》610-13）后更不难发现，芝诺可能通过犬儒派从安提斯忒内斯那里获得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简化版本。

与犬儒派和早期廊下派一样，安提斯忒内斯在理解自然方面或许也受到赫拉克利特启发。他写过《论法律》《论政体》《论法律或论美好与正义》等著作，这些著作中可能含有一些关于（自然）法与美德的思想。作为廊下派自然法思想最重要的拉丁语来源，西塞罗虽然发表了一些反犬儒言论（《论义务》1128、148），但非常钦佩安提斯忒内斯，并且可能读过后者的一些作品（《致阿提克斯的信》12385）。

卡尔·穆勒（CarlWMüller）甚至认为，西塞罗的《论法律》就是依托安提斯忒内斯的《论法律或论美好与正义》而作，尽管中间可能存在某个廊下派来源（转引自《文本、翻译与评注》，页142）。如果卡尔·穆勒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极大地鼓舞我们进一步探索安提斯忒内斯的自然法理论，寻找芝诺与西塞罗在论述相关问题上的异与同。

诚然，安提斯忒内斯与芝诺（及其追随者）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思想差异。有些学者认为，芝诺最终与早期犬儒派决裂了，因为他后来意识到关于自然的研究对追寻美德是必要的。对廊下派来说，宇宙充满理性；作为唯一分有理性（即自然法）的存在，神与人构成一个公正的共同体（尤塞比俄斯：《福音的预备》15153-5）。然而，安提斯忒内斯似乎专治伦理学（《文本、翻译与评注》，页390），很少涉足宇宙论、自然哲学领域。

需要指出，虽然芝诺的《政制》基于“普遍法”（ὁνόμοςὁκοινός，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机运》329A-B）而作，但他并没有使用“宇宙城邦”这一概念，更不用说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受自然法支配的宇宙城邦。当然，芝诺确实通过肯定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整体—部分关系而证明宇宙是理性的（塞克斯都：《驳学问家》［］9101-3），自然法也是神性的、理性的和道德的（西塞罗：《论诸神的本性》136）。

相较之下，在主张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时，安提斯忒内斯似乎不太关心宇宙和遍布宇宙的法则。即便如此，他像芝诺一样重视理性（λόγος，对芝诺来说等于普遍法），并因此敦促人们始终按理性行事。对二者来说，按照自然生活就等于按照理性生活，完善理性是成为真正的法律下的公民的唯一途径。

▲ 安提斯忒内斯（Antisthenes）

安提斯忒内斯对美德也有很多重要的苏格拉底式论述，并在很多方面启发了芝诺。他们都坚信美德的统一、美德对幸福的自足性，以及明智（φρόνησις）的价值等（《名哲言行录》613；普鲁塔克：《论伦理美德》411a）。安提斯忒内斯不仅推崇美德的潜能（即“苏格拉底式的力量”），而且强调无所畏惧、始终如一的行动，这一点恰恰体现在他扮演的苏格拉底式英雄角色中。这种以持续实践、知行合一为目标的伦理学说，很可能影响了廊下派。芝诺尤其试图追随安提斯忒内斯而更进一步（塞克斯都：《皮浪学说概要》3245）。正如拉尔修所言：

芝诺在设计自己的城邦时，显然延续了安提斯忒内斯开创的传统（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机运》329a-b）。如约翰·塞拉斯（JohnSellars）所指出，与格单数的使用表明，“他们所有人共享一个单一的‘城邦’”（《廊下派》，页9），尽管他将这个“城邦”的公民称为宇宙公民可能需要更多证据。

这些初步评论表明，安提斯忒内斯对芝诺的可能影响不容小觑。深入文本细节时，我们更容易发现二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或前者对后者的可能影响。

首先，安提斯忒内斯对“美德之法”的阐述与芝诺的普遍法学说非常相似。根据拉尔修的记载，安提斯忒内斯将美德之法与成文之法并立，并声称“有智慧的人根据美德之法而非成文之法来管理城邦”（《名哲言行录》611）。作为唯一有效的法律，美德之法应该是理性颁布的，具有规范性。对安提斯忒内斯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遵守城邦的现行法律，而是追求美德，即遵守真正的法律、唯一的标准。

显然，如同芝诺的普遍法，美德之法不是某种立法或道德法则，而更多地关乎如何成为一个明智的人或成就好的品性状态。用芝诺追随者的话说，这就是正确理性或符合自然的真正法律（西塞罗：《论共和国》333），一种不做普遍法所禁止之事的理性（《名哲言行录》788）。芝诺关于废除法庭和铸币的主张也明确表明，成文法不能与基于自然、理性的普遍法相比较。芝诺强调，既然人类被赋予求真的理性和拥有美德的本性，那么，探寻真理和追求美德就等于发现和遵循自然（《名哲言行录》787）。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安提斯忒内斯对个人品格的兴趣与芝诺、后来的廊下派非常相似，他们把获得和运用美德视为真正的自我利益，并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对廊下派来说，有美德的生活就是按自然法则生活，即拥有明智之人的品性或正确理性。这是道德和心理发展过程的结果，始于自我保护的首要冲动。

约翰·里斯特（JohnMRist）认为，是学园派的珀勒摩教导芝诺，“第一自然本能是自我保护，这一理论为廊下派的οἰκείωσις亲近、属己、本学说提供了基础，οἰκείωσις学说又给了芝诺打破犬儒派自然观的机会”（《一致性》，页171）。且不说这一推测是否准确，一个前提问题是，里斯特所言的“犬儒派”是否包含安提斯忒内斯？我们其实在后者的著作中也能找到一些有关οἰκείωσις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可能经安提斯忒内斯启发了芝诺。

其次，安提斯忒内斯与芝诺的伦理思考上的相似，在前者的王权（βασιλεία）思想中得到更清晰的体现。众所周知，这一思想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早期哲人，后成为早期犬儒派和廊下派的核心概念。对安提斯忒内斯来说，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个体的自由最大化（远离快乐和外在物），并通过明智、苦干和训练来发展美德（色诺芬：《会饮》434-45）。如此，他就成为自我之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4a10-17），并同时监督他人，像他代表法本身一样。这幅图景后来得到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和芝诺认可。

正如对成文法或习俗法的拒绝一样，安提斯忒内斯也不认同任何世俗意义上的“王冠”（以及传统的诸神、荷马等任何权威）。与此同时，他和追随者过着一种自认为具有王者风范和品格力量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在外人看来孤苦不合群甚至禁欲，因而是愚蠢的。他们以一种近似傲慢的态度看待世人，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战斗者姿态。这表面上的确带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高，但其中亦含有一种对恢复人性的道德自信。或许这种充分意义上的人性就是安提斯忒内斯意义上的神性：人只有通过实践美德才能获得不朽（《名哲言行录》65），像神一样。

非常相似的是，芝诺大胆地呼吁人们不要建造寺庙和制作雕像，“因为这样的发明不值得诸神尊敬”，只有内在的美德才是真正“圣洁、具有伟大价值或神圣的”（厄皮法尼欧斯［Epiphaniu：《反异端》529）。芝诺本人还因其高尚的生活而获得真正的王冠（《名哲言行录》76、711）。此外，安提斯忒内斯“做得好，却听着恶语，是王者风范”（《名哲言行录》63）的说法，爱比克泰德（《论说集》4620）、奥勒留（《沉思录》736）和金嘴狄翁（DioChrysostom，《演说辞》47）都记述并赞扬过。可见，安提斯忒内斯的王者观念与廊下派的贤哲思想极为契合。

再次，作为廊下派先驱，安提斯忒内斯除了关注个人品性，还关心生命和共同体。按照拉尔修的记载，迪欧克勒斯（Diocles）将以下观点归于安提斯忒内斯：

上述态度既不同于亚里斯提卜的“在任何地方都是外邦人”（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2111-12），也区别于第欧根尼的“没有城市、没有房子、失去祖国”（《名哲言行录》638）；安提斯忒内斯的人类生活概念似乎包含城邦（《文本、翻译与评注》，页252）。“对于智慧的人，没有什么是陌生的或难以实行的”这句话，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他对世界主义问题有所关注。苏珊·普林斯（SusanPrince）指出，ἄτοπον不切实际/不合时宜/不适与廊下派的学说大致同义且有共鸣（《文本、翻译与评注》，页392）。然而，这不一定是所谓廊下化的结果。

诚然，与犬儒派和廊下派一样，安提斯忒内斯也非常重视习俗与自然之分，但他区分的根由和目的与智术师有很大不同。这不仅体现于他对权力的蔑视和对语言的谨慎，还体现于他对获得美德的潜能的重视。对安提斯忒内斯来说，自然并不总是善的——ἔρως爱/爱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恶”（κακίανφύσεως，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杂缀》2201073），习俗也有其优缺点。基于苦干和身心训练的教育，是消除恶习（习俗）、发展美德（自然）的关键。安提斯忒内斯曾说：

芝诺也持有类似信念：要完全获得美德，高贵的本性、恰当的锻炼和慷慨的教导是必要条件（《名哲言行录》78）。

尽管犬儒派的真正创始人第欧根尼很少讨论宇宙本质和普遍秩序，但其世界主义、自然和美德思想，通过克剌特斯的苏格拉底，也可能极大地影响了芝诺。通常认为，世界主义思想起源于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663、672），但如上所论，也许在这之前，苏格拉底圈子里就流传过类似思想，这或许可追溯至阿纳克萨戈拉（《廊下派》，页4）。

第欧根尼的世界主义和他对习俗的拒斥（“损毁货币”），可能影响了芝诺的普遍法和城邦理想。据伊壁鸠鲁派菲洛得摩斯（Philodemus）记载，安提帕特曾历数芝诺的《政制》与第欧根尼的《政制》的共同点（《论廊下派》174-10）。通过比较两部《政制》的“可耻和不虔诚”之处，菲洛得摩斯似乎想确证芝诺对犬儒派的亲近。抛开充满敌意和夸张的语气，他暗示的学说共鸣不容否认。

当然，两者也存在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安提斯忒内斯之后，第欧根尼也只是在反习俗的意义上谈自然，与芝诺的自然法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宇宙自然或普遍秩序无关。里斯特就声称，在芝诺与犬儒派决裂之前，无论犬儒派的“自然”还是芝诺的目的公式——“持续一致地生活”，均未涉及自然哲学（《一致性》，页169）。

据现有文本，第欧根尼似乎较少谈论宇宙自然和理性宇宙，但他毕竟敦促世人要理性地生活（《名哲言行录》624），甚至向其展示了一个容纳天地万物的宇宙（《犬儒派》，页110-111）。第欧根尼对自然与习俗的理解与智术师也大不相同，而与廊下派更为接近。澄清这一点，谨慎地对待其自然概念，对理解第欧根尼世界主义思想中的宇宙至关重要。

一方面，第欧根尼并不否认所有的习俗惯例及其基本道德原则，因为这些一般原则仍然对恶有道德约束，而美德才是真正的自由所在。这更接近廊下派而非智术师的立场，尤其在实践层面。另一方面，第欧根尼的自然概念内含简单、自足（αὐτάρκεια）、自制（σωφροσύνη）、自我掌控等重要美德，这些才是构成幸福的基本元素。显然，芝诺在这一点上与第欧根尼一致：自然引导我们走向美德（《名哲言行录》787），但习俗可能是美德的障碍，因此应被改造。

当然，第欧根尼使用νόμος习或φύσις自的方式与芝诺有所不同。芝诺更重视作为积极概念的νόμος，即φύσις的“法则”或“理性”（《犬儒派》，页118），从而暗示νόμος与φύσις的共延关系。然而，二人毕竟都赞同安提斯忒内斯对现行法的态度，坚决拒绝现有的习俗和政治安排。由于第欧根尼对νόμος的态度并非纯粹否定，因此νόμος与φύσις的融合对其世界主义而言并非妄谈。如莫尔斯指出的，芝诺的渗透于宇宙的自然“法则”或“理性”可能与犬儒派的按照自然生活的理想相一致（《犬儒派》，页118）。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第欧根尼的生活方式出发来解读其自然学说。根据拉尔修的记载，第欧根尼对自然的推崇主要表现于他对孩童、动物、异质文化的兴趣，以及对人的性、吃、喝等自然行为的态度。但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原始、野蛮、赤裸、动物或孩提生活等（尽管这些有助于我们思考道德的起源），而是指符合人的自然（理性）本性的某种存在状态，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既然按照自然生活等于按照理性生活，那么，不能按理性生活的人就是不自然的、可耻的。自足、独立、有自尊心的人定会致力于战胜不良习俗，恢复理性本性。为此，第欧根尼倡导日常的持续训练和实践，并身体力行。

显然，安提斯忒内斯的苦干和训练思想对第欧根尼影响很大，尽管后者把身体训练放在更突出的位置。秉持类似的精神，芝诺虽然没有像第欧根尼和克剌特斯那样从一开始就选择一种“无耻”的生活方式（部分与其性格有关），但他的确过着一种简单、节俭但相对优雅的生活。他在作品中甚至会使用一些“无耻”的词语，以达到类似的教育目的。色诺芬写了《回忆苏格拉底》为苏格拉底辩护，芝诺则写了一本《回忆克剌特斯》。

从另一个角度看，第欧根尼对习俗的批判和革新，恰恰暗示了习俗的真正价值，进而间接揭示了自然的意义。其关键之举便是模糊了传统的公私之界。除了“乞丐”“吠犬”和星探（《名哲言行录》643；爱比克泰德：《论说集》12410、32223-25），第欧根尼扮演的另一个特殊角色是“熟人社会”中的公众人物。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其突破了地域、身份等一切外在之物所附加的藩篱，而不仅仅是从政治中解放出来。芝诺关于废除法庭、体育馆和寺庙的激进提议，可部分地归于第欧根尼的影响。基于对法律、训练和虔诚的新理解，第欧根尼试图以反习俗的方式使用它们。这表明了与芝诺相似的初衷，即拒绝普通的政治生活并关注美德。

第欧根尼似乎对宇宙比对城邦更感兴趣，但他没有拒绝雅典城邦和雅典人（《廊下派》，页6）。因此，他选择做无妻无儿的犬儒，选择这种虽受尽耻辱却能最频繁地与雅典人交流的生活方式。如此，他就可以出于责任或为了公益而去督促、劝解、责骂（即“吠叫”）遇见之人，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尽管是“发了疯的苏格拉底”，详见《名哲言行录》654）。无怪乎爱比克泰德将苏格拉底、第欧根尼和芝诺放在一起，暗示他们实践的是同一种哲学，履行的是同一使命——哪怕是以不同的方式（《论说集》32119）。虽然没有像芝诺那样明确宣称要建立一个贤哲共同体（《名哲言行录》732-33），但第欧根尼对这一共同体如何运作早有暗示：

廊下派同样认为“万物都属于有智慧的人”（《名哲言行录》7125；西塞罗：《论义务》121）。更重要的是，如果第欧根尼的上述三段论暗示了一个众神和贤哲的宇宙（《犬儒派》，页114），那么这很可能预示了芝诺的理想城邦。

关于共同体内部的关系，爱比克泰德说过：

▲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这似乎与芝诺的οἰκείωσις有关。另有来自第欧根尼的一处文本则触及自然哲学：

很多学者认为，这呼应了阿纳克萨戈拉的万物一体思想和恩培多克勒的孔道理论（《犬儒派》，页112）。就这里的讨论而言，这至少解释了一个由正确理性支配的统一世界中的万物关联，进而为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总体说来，芝诺的《政制》在许多方面都呼应了第欧根尼的哲学和政治规划。例如，他们都会同意，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品性的卓越，这使人可以完全掌控自己、自给自足和获得幸福。只有贤哲才是真正的公民，才配得上王者的头衔（《名哲言行录》632、7122；金嘴狄翁：《演说辞》9；爱比克泰德：《论说集》32119）并拥有万物。他不仅会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同时也致力于公共利益，因为他具有关于自然之安排的知识（即关于善恶或“无耻”的知识），并且始终如一地实践日常的应做之事。

尽管安提斯忒内斯、犬儒派和廊下派都认为，人应该过一种有美德或顺应自然的生活，但他们似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教学法。继安提斯忒内斯后，第欧根尼和克剌特斯也选择了通往卫城（即美德或幸福、真理）的短暂而艰难的道路。他们相信，通过实践的幸福之路是短暂的，而通过言语的幸福之路却漫长（阿纳卡尔西斯Anacharsi：《书信》21）。

因此，尽管同样重视教育和训练，但他们并不主张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方面做长期系统的训练。其可能传达的信息是，幸福理解起来很容易，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寻觅。据说安提斯忒内斯及其追随者否弃传统的普通教育，反对学习文学、几何、音乐等（《名哲言行录》6103-104）。犬儒派甚至没有自己的课程和学派的其他所需之物。他们希望自己的哲学简单易懂：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榜样是传授美德的好方法。作为通往美德的捷径（σύντομοςὁδός），犬儒主义最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些美德：简单、自足、自制和自我掌控。

不过，对芝诺及其廊下派来说，按照美德或自然生活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学命题，而是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密切相关。三者从来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芝诺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三分法的廊下派。克吕西普（Chrysippus）进一步设立了哲学课程（《名哲言行录》739-40），由此选择了通往同一目的的漫长但仍然艰难的道路。显然，对克吕西普来说，禁欲的生活方式不足以成就一个哲人，一致地塑造生活的正确学说同样必要。逻辑学与自然哲学恰巧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不一致、不和谐。从芝诺开始，廊下派创造了更多的哲学术语，作出了更多的技术性划分，以建立更多的同一性，进而保持哲学体系的连贯性。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的研究始终是重要一环。

芝诺也作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选择。受益于安提斯忒内斯和早期犬儒派关于自然、法律和美德的苏格拉底式观点，芝诺不仅将目的定义为按照美德或自然生活，还选择了通往美德的更短暂但更严格的道路。在《政制》一开始，他就强调普通教育是无益的（《名哲言行录》732）。考虑到他主张废除包括寺庙在内的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对《政制》中的美德获取毫无用处，芝诺可能遵循了犬儒派的生活教导，即实践所谓的捷径。

▲ 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洛布古典丛书版

后来芝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过重大变动吗？里斯特等学者坚持认为，芝诺早期受犬儒派影响，但后来在很多问题上与他们决裂了。其中关键的分歧点就是贤哲有无必要研习伦理学之外的物理学、逻辑学（《一致性》，页169），因此芝诺在晚年时谈到“与自然保持一致地生活”，而不再是“一致地生活”。综上所论，我们认为芝诺是受到早期犬儒派持久影响的苏格拉底主义者。他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犬儒派，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苏格拉底主义者，因此，年轻和年老的芝诺没有截然分别。

如肯佩·阿尔格所言，芝诺的物理学著作“相对较少”，其讨论“相当笼统”，因此可以认定，芝诺认为物理学的论域和用处都有限——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他后来与辩证学家的联系而改变。尽管雅普·曼斯菲尔德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里斯特的论点，但他也承认，在拉尔修的记述中，“芝诺物理学的起源没有得到解释，他的逻辑学起源隐含而不明确”。此外，芝诺的《政制》及自然著作的写作时间仍有争议，因此，即使其思想有一些变化，也不应当借助犬儒派与廊下派的对立来夸大。

当然，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首先，像芝诺眼中的苏格拉底一样，安提斯忒内斯和第欧根尼都不是纯粹的伦理学家，他们都论及自然哲学。尤其就安提斯忒内斯而言，他在语言、逻辑和自然理论方面的贡献甚至让人很难将他与捷径说联系起来。不仅如此，他的自然思想可能在希腊化时期得到广泛传播。这正是芝诺试图探究的领域——作为对安提斯忒内斯的前犬儒思想的一种发展和转化。

其次，犬儒派对廊下派的影响不仅限于芝诺，还波及其他学派成员。尽管他们并不主张严格效仿第欧根尼的生活方式，但其哲学精神犹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把芝诺视为例外。据说阿波罗多若斯（Apollodorus）的目的是，通过缩小犬儒派的“捷径”与廊下派的“长路”之间的差异来确证犬儒派与廊下派的承继关系。如果他所言的捷径即指教育课程，那么，课程改革显然不足以成为切断两学派之关联的理由。

尽管克勒安忒斯（Cleanthes）在物理学、克吕西普在逻辑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其哲学明显都带有犬儒派痕迹。后来的一些廊下派甚至有条件地拒绝使用逻辑学（阿里斯通、塞内卡）和自然哲学（爱比克泰德）的形式，只保留其道德目的。当然，后来的廊下派可能用更复杂的理论来批评滥用或高估习俗的问题，或者通过深入反思习俗与自然而发展出更复杂的理论，但其实质都是基于同一目的而在手段上作的必要调整。

第三，芝诺的主要关切是苏格拉底式的，也是犬儒派的，即如何过一种始终如一、心灵和谐的美德生活。因此，有效的教育而非习俗要求的无用之事才最重要。对芝诺来说，只有贤哲才能遵循普遍（或自然）法，确保心性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点上，他极大地受惠于苏格拉底和犬儒派。

▲ 苏格拉底教导青年人

可以肯定，安提斯忒内斯和第欧根尼并不提倡以传统方式教授某些学科，也没有像廊下派那样建立一个高度一致的哲学体系。然而，基于对普通教育的批评，安提斯忒内斯和第欧根尼都极为强调美德的教化，并将其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中心。这显然也是廊下派教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往美德的道路需要一生的奋斗和努力（《名哲言行录》78；塞内卡：《书信》76；爱比克泰德：《论说集》14、218）。

芝诺甚至像早期犬儒派一样认为，通往美德之路固然需要努力，但比其他学派指出的道路要短得多。因此，他训练克勒安忒斯过一种勤劳刻苦的生活（《名哲言行录》7169-170）。芝诺还猛烈抨击败坏道德和品性的虚假教育，并寻求“真正而有益的教育”（《名哲言行录》78）。如此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无用之事或本属他人之事（τοῖςἀλλοτρίοις）上花费太多心力，从而更直接地追求美德。也许，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芝诺及其犬儒前辈推崇的捷径。

尽管廊下派内部在人际关系、道德发展和政治事业上存在分歧，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美德的训练与个人的完善，承认贤哲与普通人之间有巨大而永恒的鸿沟。可以说，“成贤”正是早期犬儒派通过苏格拉底传统而传播的重要观念。犬儒派和廊下派都部分地依赖贤哲之例（尽管罕见），声称个人的善或幸福仅取决于自己，一个人应该以一致甚至激进的方式表达其信念。

尽管芝诺一生研究过各种学说，但他从未停止探索如何成贤。他始终按照美德生活，过着一种以贫穷、简朴、忍耐和节俭为特点的颇为犬儒的生活方式（《名哲言行录》6104、71、716、726-27）。与此同时，他一直在寻找用更系统、融贯的哲学理论来教育和联结所有人的最佳方式。由于法律和美德植根于自然，因此，有必要探究宇宙自然与事物本性。

于是，为了在苏格拉底传统中发展安提斯忒内斯和犬儒派的观点，芝诺对“自然”作了进一步探索。作为一个勤奋独立的思想家，他可能意识到犬儒派实践的某些局限，基于这一意识，他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以至于最终将其他哲学来源、最新科学成就与犬儒派遗产结合起来。借此，他试图证明理论对于追求幸福也很重要。凭借一种扩展的自然概念（如灵魂学、微观/宏观的类比以及部分/整体模式等），芝诺探求了个体本性与统治整个宇宙的理性之间的关系，这成为其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

芝诺对美德、自然法和世界主义的态度与安提斯忒内斯、早期犬儒派有诸多相同之处。他们虽然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一些表面差异，但在追求美德方面都坚持知行合一。基于这种一致，芝诺可能作了更广更深的探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拒绝了犬儒派而开始了一种廊下派生活。他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犬儒派，但始终是一个被早期犬儒派的苏格拉底主义所吸引和启发的苏格拉底主义者。对芝诺来说，仅仅通过树立榜样和亲身实践来教授美德是不够的，学说（甚至体系）同样重要。

总而言之，虽然安提斯忒内斯很少讨论自然哲学问题，但他对美德之法和王权的阐述可能对芝诺有重大影响。同样，尽管第欧根尼很少讨论宇宙本质和普遍秩序，但他的世界主义以及他对自然与美德的看法也可能影响了芝诺。继两位苏格拉底主义者之后，芝诺也将目的定义为按照美德或自然而生活，进而选择了一条短而严格的美德之路。同时，他对“自然”作了更深入的探索，试图找寻一种更有效、更体系化的哲学思考方式，进而获得对智慧更全面的理解。因此，芝诺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与犬儒派决裂，他的美德、自然法和世界主义思想可以看作在苏格拉底传统内对犬儒派思想的一种改造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