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相比，亚洲人结婚越来越晚也越来越少。这对女性、传统家庭观和亚洲 政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圆点薄裙，巨大的墨镜，加上心理学家 的身份，台湾女人侯一舟（音译）似乎应 该被追求者包围。然而，35 岁的她已经 超过了台湾人心中的婚龄。“现在全球 一家，”她无所谓地说，“如果我找不着 一个能接受我年龄的台湾男人，那我就 在别处找个男人。”
也许吧。不过，侯仍然想要孩子，所以她 在考虑要不要去精子银行，或者找个男 性朋友捐精。她代表着亚洲家庭生活的 新世界。
西方的保守主义者常说，传统家庭是社 会的基石。这一观点在亚洲还要更为普 及。家庭是儒家伦理的重点所在，其基 本道德原则“修身”只能在家庭的限制下 进行。在1994 年的一次采访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示，在几千年连续不断 的王朝更替后，家庭是唯一能维持中国文化的制度。它象征了一系列美德：“学习， 学识，勤奋，节俭，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推 迟眼前的享受。”他说，这些正是亚洲经 济成功的基础。他担忧，如果家庭崩溃了， 新加坡的成功将遭到重大的威胁。
他同期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走得更远。1995 年，他和日本政客 石原慎太郎合著了一本书，书中马哈蒂 尔比较了亚洲对婚姻的尊重和西方世界 “既有体制的崩溃和对婚姻、家庭价值、 老人和重要习俗越来越少的尊重”。“西 方社会，”马哈蒂尔说，“陷身于单亲家庭、 同性恋和同居之中。”他可能还会认为， 伦敦街头传统家庭价值的缺失，显示出 亚洲的优势将会持续下去。
事实上，亚洲人有好几种不同的家庭系统。简单来说：在南亚，传统价值突出， 人们结婚较早，包办婚姻普遍，男人在 家庭中占统治地位，自己的小家庭之外 延伸出来的大家庭也很重要；在东亚， 男性也占优势，但小家庭更受重视，包 办婚姻基本不存在了；在东南亚，女人更加独立。6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社 会运动基本没有触及这些地区。
在南亚和中国，婚姻几乎仍是极普遍的， 有98% 的男人和女人都结了婚。相反的 是，在西方国家，30 多岁的人中有四分 之一都在同居或者从未结婚，而且半数 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在亚洲，婚姻仍 然是最普遍的育儿模式。 2007 年，只有 2% 的日本婴儿是在婚外出生的。而在 2008 年的瑞典，55% 的婴儿是未婚妈妈 生育的，在冰岛比例更高达66%。
在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同居都很少见或压根不存在。日本是个例外，在 1970 年代出生的女性中，有大约20% 的 人说她们曾与一位性伴侣同居。对日本 而言，这是个巨大的变化。在1987 年 和2002 年之间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 到7% 的单身女性说她们曾与一位伴侣 共同生活。不过这仍然不能和美国相比。 根据2002 年的盖洛普民调，在18 岁到 49 岁的美国人中，超过半数的已婚者在 婚前就已生活在一起。在许多西方国家， 更多的同居抵消了更晚的婚姻和更高 的离婚率。在亚洲，事情并不是这样。 传统观念在其他方面也生机勃勃。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更认为“女人的幸福 基于婚姻”。他们更相信，女性在结婚或 生育后应该放弃工作。亚洲人也更不认 同婚前性行为。根据华盛顿的皮尤全球 研究中心，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更认同女 人应该由家庭包办婚姻。
不过，正如侯女士所说，亚洲正在发生 变化。尽管对性和婚姻的观念仍然有异 于西方，财富和现代化确实对家庭生活 构成了相当的压力，只是通过不同的方 式表现出来。在西方，答案是离婚和婚外生育，在亚洲则是推迟婚龄、减少结 婚和（某种程度上）更多的离婚。在西方， 这种改变可能更戏剧化，但不管是在东 方还是在西方，女性和传统家庭生活的 角色都在见证着巨大的变化。
首先，人们结婚的时间正越来越晚，而 且经常晚得很多。在日本、中国台湾、韩 国、中国香港等最富裕的地区，女性的 平均年龄现在是29 到30 岁，男性则是 31 到33 岁。这比传统上亚洲女性被认 为应该结婚的年龄要晚，而且比西方也 要晚，美国女人结婚的平均年龄是26 岁， 男人是28 岁。如果再考虑西方婚前普 遍的同居行为和亚洲这方面的不普遍， 那么东西方的差距就会更大。在一些亚 洲国家，过去三十年来的平均结婚年龄提高了五岁，这不是个小数字。
其次，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中，人们不只是结婚晚，而且干脆就不结婚了。2010 年，三分之一的30 岁以上的日本女性没 有结婚，她们中的半数可能永远不会结 婚。在2010 年，37% 的30 岁到34 岁之 间的台湾女性是单身，35 岁到39 岁的 人中这个数字则是21%。这也比英国和 美国的数字也高，在这两个国家，35 岁 到39岁的女性中只有13%到15%是单身。 如果女人到40 多岁还没结婚，那她们 几乎一定是再也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孩子。亚洲人对结婚的逃避是一个新现象， 而且很惊人。仅仅30 年前，在大部分亚洲国家，只有2% 的女性是单身。在日本、 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30 岁以 上女性的未婚率上升了20% 或者更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加文·琼斯说，这是“相 对短期内的非常急剧的变化”。在泰国， 1980年时40岁以上女性的未婚率是7%， 在2000 年则是12%。在一些城市，未婚 率还要更高，曼谷40 岁到44 岁的女性 中有20%，香港地区30 岁到34 岁的女 性中有27%。在韩国，男青年们抱怨女人 在搞“婚姻罢工”。
更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女人并不只是 到了30 岁还单身——这在西方也是一 样——而且是从来没结过婚而且很少同居过。在瑞典，35 岁到39 岁的女性 的单身率比亚洲高，达到了41%。但这是因为婚姻作为一种规范正在消失。瑞典 女性仍然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只是不结婚而已。在亚洲则不是这样。亚洲女性 既不在婚外生育也不同居，她们过着一 种比西方女性更为禁欲的生活。（当然， 她们可能也漏报了很多同居和婚前性行为。）所以，亚洲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并 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而只是她们在回 避结婚。不过，婚姻也确实是在崩溃。 在香港地区和日本，2000 年代中期的总 体离婚率——15岁以上的人口中每一千 人中离婚者的数量——是大约2.5. 在整 个亚洲，这一数字是2。而美国是3.7，英 国是3.4，法国是3.1，德国是2.8。在亚洲， 只有在个别国家，离婚像在西方一样普 遍，比如韩国的数字是3.5。在西方，离 婚数十年来已成了一件平常事，所以有 更多的夫妇分开。亚洲的数字增长则是 近期的事：中国的离婚率从2000 年代 初开始增长。在1980 年代，亚洲的离婚 率是1，而现在是2。如果这种增长持续 下去，离婚在亚洲会像在欧洲一样普通。 在多数传统社会，婚姻的主要功能是养 育孩子，而跟浪漫的爱情几乎无关。毫 不意外，养育孩子的方式也和婚姻一样 发生了变化。东亚女性的预期终身生育 数量——也就是所谓“生育率”——从 1960 年代的5. 3 %降到了现在的1. 6%，下降 非常显著。但传统的态度仍然存在，要 求夫妇在结婚后不久就要开始生孩子。 在这种形势下，女人们为了少要孩子而 选择晚生孩子——也就是说，晚结婚。 婚姻模式的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的教育和收入提高了，其地位却没能有 相应的跟进。亚洲传统婚姻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女性的独立空间很小，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南亚，新娘一到青春期 就被纳入新郎的家庭。她们依附于丈夫的家庭。有些时候，女性可能不能继承 家产或参加自己家的葬礼。在南亚的一 些地方，没有丈夫的许可，妻子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医院。
有两大因素给了女性更多的独立性：教育 和工作。东亚女性的教育在过去30 年里 有了显著的提高，其识字率与男性几乎拉平。女孩们上学的时间和男孩们一样多， 而且15 岁到24 岁间的文盲率在两性之间并无差别（在南亚不是这样）。在如今的韩国，女硕士占所有硕士的一半。
教育改变了女性的预期。在泰国，18 岁离开学校的人中，有八分之一到40 多 岁还是单身。但在大学毕业生中，比例达到了五分之一。2003 年在北京的一次 调查发现，在月收入5000 元到10000 元（大约600 美元到1800 美元，是受过 大学教育的指标）的女性中，有一半人没有结婚。其中一半说她们用不着结婚， 因为自己在经济上能够自立。韩国人称这样的人为“黄金姑娘”。“为什么我要 去过一种每天做豆腐汤的日子，像我妈那样？”其中一位问道。
未婚率的上升和每一级别的教育都有关系。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结婚的最 多，其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而结婚最少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在美国和欧洲， 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大学毕业生比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更多结婚。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越受教育就越不愿意结婚。首先，在受过更 多教育的女性中间，未婚从来都要更普遍一些。如今，更多的女人受过了较高 的教育，所以结婚的就变少了。城市里的结婚率也要更低一些。而且，女性受的 教育还将继续提高，城市化也如火如荼，将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大学毕业生或城 市人，因此也就更不愿意结婚。
其次，更高的教育水平使得教育水平最高的女性可选择的潜在伴侣变少了。在 大多数亚洲国家，女性通常都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往上嫁”，也就是 说，找个收入或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结婚。在过去，“往上嫁”是有必要的，因为 女性很难接受教育，女性识字率很低。如今，很多女性在学校里表现得和男性 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那些水平最高的“黄金姑娘”们就会发现可选择的 对象并不多。或者可嫁的教育水平更高的男人太少，或者是低收入的男人们在 她们面前感到害怕。就像新加坡的李总理说过的：“亚洲男人……更愿意找个 受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妻子。”在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未婚率高得惊人： 在30 岁到34 岁的女性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单身。
更高的教育水平也使另一个改变婚姻的趋势成为可能，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职业 女性。亚洲的经济奇迹和大批女性走上 工作岗位是互为因果的。在东亚，三分 之二的女性有工作，算是很高的比例。 在东南亚，59%。在韩国，20 多岁的女性 中有59.2% 有工作，比同年龄组的男性 （58.5%）要高。这一趋势也伴随着日本 和韩国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的崩溃，在那 种制度下，单人（男性）的收入便可以支 撑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现在，妻子的收 入也是必要的了。
上班提高了女性的独立性。她们有了更 多的选择，其中包括不找老公。不过，在 西方社会里，女性也不需要在职业和婚姻之间作出选择，她们主要是在工作和 家庭间努力平衡。
亚洲的不同寻常在于，女性似乎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很大一部分负担，使家庭 生活相比于工作而言缺乏吸引力。毫无 疑问，亚洲女性正是这么想的。调查 发现，对婚姻的态度千差万别，而且在表达时都有很多保留。但无论如何，在 2011 年对日本最大的三个城市的调查 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妻子对她们的婚姻 持正面评价，比她们的丈夫要低得多。 在美国，丈夫和妻子对婚姻的看法要更 相似，也更正面。在2000 年的调查中， 日本人对婚姻的满意度只有美国人的 一半。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更能接受 离婚，所以过得不幸福的人更多地就干 脆离了。或者，这也许与日本人的普遍 形象有关：挣钱的丈夫终日上班，夜里 和周末又都要出去交际，扔下受到忽视的郁闷妻子在家里带孩子。
无论问题出在哪儿，都不是只局限在日本的。台湾的人气博客作家Illyqueen 最近抱怨道，那些30 多岁的“妈妈的好 宝宝们”一不能吃苦，二不能干家务，“已 经没有能力去信守承诺（比如对婚姻）。” 如果一些亚洲女性真的对婚姻有了不同 一般的否定态度，这可能会使她们选择 职业而不是丈夫，或者干脆不要婚姻， 全力追求事业。
而且，公众的态度和期望远远落后于亚洲女性生活的变化，这使得在生活和 工作间寻求平衡变得越来越难。尽管 有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女性的社 会经济地位低于男性。”韩国社会学家Heeran Chun 说，“她们的生活显著地受到儒家文化价值的限制。”她们被认为在婚后特别是产后应该放弃工作，并且 直到孩子长大为止都不再工作。这迫使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教育程度 最好、收入最高的女性的结婚率却很低。对她们来说，放弃事业去养孩子所要承受的机会成本是最高的。
就像在多数传统社会一样，亚洲女性长 期以来要独立承担起照顾孩子、父母和 岳父岳母的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她们会 一直如此，即使很多女人已经在外面有 了工作。结果是，寄托在妻子身上的工作 繁重得无以复加。日本的调查发现，全 职工作的女性在下班后，每周还要再用 30 个小时做家务，而丈夫们只贡献3 个小时。在美国和欧洲，这种不平等没有那么极端，而且在1960 年代以后就显著地缩小了。
最重要的是，许多亚洲夫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保证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表 现优异，而学校里的竞争极为激烈。这 种压力通常落在了母亲身上。一对一的 保姆非常昂贵，国家资助的托儿所又太少（仅首尔一地就有324000 名儿童等 待入托）。私人开托儿所又太贵，因为房价非常贵。这一切意味着，在亚洲， 寻求职业和家庭的平衡比在西方要艰难得多。
并不是每一个亚洲国家受到这些趋势 的影响都是一样。比如说，相比于邻国， 韩国的未婚率就要低一些，结婚年龄也更低。但是更主要的例外则是亚洲的大 国们。结婚在中国仍然是社会规范，包办婚姻在印度仍然盛行。除非这些有所 改变，否则大部分亚洲人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家庭里。不过现状能维持多久呢？ 变革的迹象俯仰皆是。
平均婚龄在这两个国家也在上升。离婚在增加，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在印度，传 统的包办婚姻正受到网上约会（shaadi. com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婚恋服务网站） 和“自主包办婚姻”的挑战，后者的意思 是，男女相遇、相爱并同意结婚，然后请 两家人来负责一切事物，就像在传统的包办婚姻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