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有过两次“倒孙风潮”。第一次发生于
1907
年。当时，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西园寺内阁不愿意得罪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改为赠款劝离。另有一股票商人也赠款助行，共得
15000
元之数。孙中山随即离日，将
2000
元留给章太炎办《民报》，大部分钱自带，作为到中国南方沿海发动起义的费用。同盟会员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均认为孙中山受贿，主张罢免其总理职务。
第二次发生于
1909
年。当时，在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柱中）、柳聘农、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认为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本无一分功劳，在两广、内地，亦无一分势力，全凭大言谎话，骗得总理职务，就职后营私谋利，将大量募款攫为己有，在香港、上海银行，居然存款
20
万元之多。《公启》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同志名誉”等“罪状”
3
种
14
项，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等
8
项要求，委托陶成章带往日本东京，要求当时同盟会的“总庶务”黄兴发布。该《公启》或称《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或称《孙文罪状》，均同。继之，章太炎发布《伪〈民报〉检举状》，攻击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续刊的《民报》为“伪”，同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以上两次“倒孙风潮”，都受到同盟会领导人刘揆一、黄兴的抵制和反对。同盟会系统在日本、香港以至南洋、欧洲、美洲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为孙中山辟谣、辩护。有关情况，笔者多年前曾多次详论，对此，辛亥革命史学界大都熟知。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
1910
年
1
月，陶成章为回答同盟会内拥孙一派的批评，在东京发表《布告同志书》，对孙中山等人进行新的攻击。
1911
年
12
月，陶成章运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次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陶成章直接致函孙中山，表示反对。这或许可以视为第三次“倒孙风潮”的发端。新旧矛盾缠绕纠结，其结果是酿致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兹根据笔者多年前收集而迄未使用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
陶成章和“倒孙风潮”的关系及其对孙中山的新攻击
1910
年
1
月
25
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陶成章印刷《布告同志书》，说明自己和第一、第二两次“倒孙风潮”的关系，阐明反对孙中山的理由，进行新的攻击。对于这一份文件，笔者
2011
年在写作《帝制的终结》一书时曾经提到，但未展开论述。因此，学界尚未加以注意。
关于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否认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承认自己是文件传送者。《布告同志书》称：
受事以来，少与外间同志交涉。孙文、精卫在东京时，仅一面，汉民则并一面而无之，未与合谋，罔知底蕴。故凡向日有同志自香港来者，道及孙文之恶，仆未尝措意。东京同志，有欲罢去孙文，仆亦未尝与议。
这一段首言香港同志道及“孙文之恶”，用“恶”字，可以典型地表现陶成章对孙中山的仇视与轻蔑。其下所云，当指
1907
年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声明自己未曾参与“罢去孙文”之议，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他在《布告同志书》中批评东京同盟会总会时曾说：
“若言总会，则总会之失信用久矣。”在文中特别加了个夹注“自丁未春孙文受外贿始”，“丁未”即
1907
年，可见，他在认为孙中山接受日方“贿赂”这一点上与“倒孙风潮”的其他参加者并无二致。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布告同志书》说：
去年南游，所遇同志，多有间言。仆乃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今年五月，槟港李君柱中等，乘仆东归之便，嘱仆带一公启，至东京宣布。仆以公事当付诸公议，乃交之总庶务黄兴君，请为邀集各省职员，妥议良策。不数日，而精卫东来，与黄兴君同寓。于是黄兴君致函仆，意欲由彼作中，曲为解说（此信现存李君柱中处）。仆以此非仆一人之事，二三人私议，固为何者？故当时即行拒绝。
1908
年，陶成章组织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以便在国内进行暗杀和暴动。
9
月（阴历八月），赴南洋群岛筹募经费，历经新加坡、仰光、槟榔屿、泗水、吧城（雅加达）、槟港等地，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因得不到孙中山、胡汉民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有力支持，募款效果较差。在槟港时，陶成章结识在当地中华学堂教书的湖南人李燮和及其同事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人。他们也都对孙中山及同盟会有意见，于是便由李燮和领衔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对孙中山进行多方攻击。所谓“七省同盟会员”，其实只是从国内到南洋槟港等地教书的几位与李燮和相熟的教员，并非真正可以代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七省的革命党人。从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可知，对于李燮和等人的意见，陶成章曾“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是同意并且支持的。这一点，陶成章在写给时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的信中讲得更清楚。函称：“南渡之后，广见各同志之受欺于孙、汪、胡诸辈，不觉愤愤，以故各同志欲发表孙文罪状，弟亦赞成之。”函中，陶成章自称到南洋群岛，听了“各同志”的意见之后，“不觉愤愤”，可见陶对“各同志”的意见不仅支持、赞成，而且为此动了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