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现年59岁的林郑月娥获得777张有效选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这也意味着，她将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长官。不过，摆在新特首面前的绝非一片平坦大道，而是徘徊在陆港矛盾间艰难崎岖的荆棘之路。
事实上，在此次特首选战的过程中，两个对立派别的主要道义口号，就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分歧。
受到泛民支持的特首候选人曾俊华先生，在24日的巴士游行中声称，“我不只是为了一千二百人（香港特首靠1200名代表投票产生）而出来参选，特首毕竟是七百三十五万香港人的特首。就算我有幸拿到所有选委的选票；但是没有你们市民的认可，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位前财政司司长，显然将他的竞选合理性建立在香港民意认可的基础上。
从香港主要媒体的数据来看，曾俊华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率
被北京认可的林郑虽未明确表态。但支持林郑的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则在博鳌会议上就选举发表了看法，“其（香港特首）额外权力源自中央额外授权，不完全是地方民意授权。”言下之意，显然更强调北京对特首的“任命权”。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两位特首竞选者秉持不同甚至矛盾的政治合理性，进行的一场选举战争。这不仅仅显示了香港政坛的撕裂，更充分展现了陆港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鸿沟，同时预示着新特首将会面临史无前例的政治困难。
残破的法统
尽管此次竞选中的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曾自称是《基本法》的坚定保卫者，但这仅仅表明了曾经是奠定特首权力基础的陆港共识《基本法》之法统，已经残破不堪了。
实事求是地说，首先使得《基本法》共识出现破裂的并非北京，而是香港各界。从2003年开始，香港亲北京人士，先后在2004年、2010年、2011年等，多次寻机推动23条的立法（该条文关系北京的国家安全，在北京眼里至关重要），但是，由于香港各界对该法的不断抵制，使得这一努力，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而造成这一裂痕的，恰恰源于陆港双方对于历史的不同解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相互提防心态（基本法的第二稿颁布于1989年2月，当时的23条文与随后的版本内容有着巨大差异，这种不同形成了陆港双方在《基本法》问题上的最终分歧）。
2002年，香港开始就关乎北京政府安全的23条寻求立法，遭到了香港舆论界的普遍疑虑和激烈反对，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更声称，“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
由于23条迟迟无法通过，北京的利益显然无法得到保障（而共识的基础就在于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基本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香港的政治情势完全按照缺乏23条保障的《基本法》框架推进（基本法2017普选），她将很可能面临一个无法承受的政治后果——即香港出现一个反对北京的特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8月31日，大陆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为2017年特首普选方法设下了与原先方案有出入的框架——这进一步削弱了《基本法》的共识，并随后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
从此，陆港间的共识开始呈现出全面破裂的趋势。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香港反对派越来越坚持《基本法》中港人普选的正当性，由于对《基本法》的解读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北京或者港府也发现与反对派达成共识已经变得愈来愈困难，伴随着双方互不信任的不断加深，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也越来越难以弥合——在此次选举中，陆港之间关于《基本法》解读上的巨大分歧，所呈现的，实际上是《基本法》的政治法统对于双方已经不再具备以往的约束力。
这种困局，对于任何一个新特首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
反对派的激进化和未来统一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港独力量的崛起和香港政治情势的演进，香港的反对派实际上面临着四分五裂的窘境，但是，这并不意味新特首的未来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2014年九月的“占中”运动，堪称香港回归以后的政治转折点。传统温和泛民力量领导的追求普选之“占中”运动，最终走向失败，重创了温和泛民在香港反对派中的威信，最终为激进势力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政治舞台。
从政治上说，香港反对派在占中运动后的分裂，并不是因为反对派本身力量受到了削弱，而是政治情势演变的结果。
一方面，占中的失败使得原有的温和派领袖们，丧失了统合派别的政治权威，难以整合反对派的政治力量，使得反对派各自发声，无法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反对派们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激进者诉诸港独或暴力，温和派则局限于原有的普选立场。实际上，伴随着愈来愈激进的年轻人不断走向社会（人口替代）和陆港分歧的不断加深，香港反对派的整体力量事实上正在不断滋长——这一点，从去年的港独议员频频当选就可以初见端倪。
此次香港特首选举，尽管表面上看香港反对派并未取胜。但是，这次选战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团结契机。
自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各界的反对派，在此次选举后，第一个拥有了共同的敌人和政治目标。林郑缺乏说服力的民意支持度和北京对她的鼎力支持，不但严重削弱了她在香港反对派心中的政治合法性，更让她本人足以成为这些反对派团结起来的众矢之敌；而此次选举过程中，民意支持度与选举结果的严重脱节，甚至很可能重新点燃香港不同派别反对力量争取“普选”的共同热情。而这种共同的仇恨和目标，或将为政治根基日趋强大却四分五裂的反对派提供契机。
“成功的革命可以没有上帝，但却不能没有（让人民因憎恨而团结）的魔鬼。”——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
北京对港事务的加深
由于近年来港独势力的崛起，身处幕后的北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公开地、直接地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尽管近年来，在港独议员资格和港首选举等重大问题上，北京都频频出手，以明确无疑的姿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些动作的背后，实际上恰恰反映出北京对港事务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她不得不采用更直接，更粗暴，政治成本也更高的策略，来影响香港的政治走向——而在以往，北京甚至不需要发声，就可以不着痕迹地决定香港的盘局。
但是这种干涉，实质上是将北京的权威直接置诸于香港复杂政治火焰的熏烤之上。香港国际大都市的背景、极度自由的言论空间和长久的法制传统，使得体制力量很难在实质上惩罚那些激进的反抗者，重惩不过是为反对派制造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就如同哈布斯堡对胡斯、教皇对马丁路德、魏玛对希特勒、国民党对施明德或者布尔人对曼德拉的惩罚所造成的政治效果一样；而放纵则意味着对自身权威的否定和对动荡的鼓励。
南非白人政府对曼德拉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他送进监狱囚禁26年，为他塑上了受难者耶稣般的金身法相。这位黑人叛乱者，进入监狱之前只是一名健壮的恐怖分子，出来之后则成为团结南非黑人的领袖——就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进入监狱之前只是名微不足道的人虫，出来后则成为名震德国的英雄
而2016年2月的旺角骚乱，其实已经预示了此类政治事件处置上的极度困难——这是政治法统出现重大缺陷后，必然催生的政治困局，即统治者无法在统治中借用道德本能的力量，不得不用成本极高的硬力量——从现代群众政治学来看，不论是统治者的极度虚弱，还是极度强硬，本质上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如果香港反对派力量出现整合，那么北京对港政策在未来很可能会更加直接强硬，而新特首面临的局面也将会更加复杂，困难。
曾俊华与他支持者的集会——在此次选举中，香港反对派支持的候选人曾俊华先生，本是建制派人士，却公开打出香港民意的旗帜，试图借用香港民间力量对抗北京支持下的林郑，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博弈出现了不可控的外延。
平心而论，自香港回归以来，就任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无一不是千挑百选的精英干将，而北京对港的扶持，又以不惜物力著称。但是，由于香港体制的复杂性，每一个香港特首都面临着双重的煎熬，一方面，他需要应对变幻莫测的港人民意，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得到北京的信任。
2005年，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由于推动八万五计划，使得房价暴跌，重创了供房族和地产商的利益，被迫在香港民意压力下辞职；而曾荫权吸取了前者的教训，却加剧了房价暴涨的后果，同样引发了巨大的不满甚至怨恨；而2014年之后，梁振英先生的施政也因为难以获得香港民意的普遍理解而举步维艰。对于香港特首来说，香港民意的支持，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执政条件。
与此同时，就像现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所言，“中央的支持，对香港的自治必不可缺”。一旦缺乏北京的认可，香港特首几乎不可能顺利履行自己的职务。
对于备受争议的林郑女士来说，她的当选几乎完全依靠北京的帮助，未来却不得不，时时面对她充满敌视的香港民意野兽。迈步在两个日渐提防的巨人之间，她却需要同时取得双方的信任——未来之路，可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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