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不是一款手机，而是一种新的文化秩序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图》序言

21世纪不过才过了十五年，还刚刚开始。

可是如果一定要给21世纪找一个文化的象征物，它是什么？

我想，那只能是手机。

能够和当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能够严重影响文化品行和变迁方向的东西太多了，随便选其中一个，其实都具备成为今天文化象征物的资格，比如电视，比如超市。

可是，只有手机——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个蠢头蠢脑的“大哥大”，至今也不过是一个手可盈握的小盒子——今天突然获得了一个神奇的身份：这小物件竟然有如一个万人迷的宠物，成为人人须臾不能离的有用的宝贝。

可实际上，它还有另一个隐秘的身份：这小东西原来是文化领域中纵横捭阖的一位霸主。我们简直可以相信，是上帝和魔鬼一起住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并且强迫我们和他们一起，重新定义并且也同时演义什么是人，什么是生活。

在今天，我们生活里还有什么层面和维度没有被手机改变、改造，甚至被颠覆以后再重塑？

几乎看不到，哪怕是生活里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

但是，如果我们问：从手机掀起的这些改造运动中，有没有一个结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我以为有，不过很容易被人忽略。

那就是 对文化和大众关系的改造 。

说起大众和文化，这是个老问题，相关的分析、讨论、研究太多了。可是历史上那些研究者，如果看到手机给今天带来的新文化，还有与之相关的新的大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一定个个都会惊讶得不知所措，而且绝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他们所熟悉的“大众”，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手机只用了一眨眼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让大众所以获得意义的小众。

不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小众，以“自我”和“孤独”做标记的诗人也好，自认为是尼采弟子的文化精英也好，一直沉溺在先锋迷梦里的艺术家们也好，或者从“文革”和改革的历史中艰难生长起来的“文青”们也好，都忽然发现，所有这些立场、身份和名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别，在手机面前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在手机所创造的文化里，只承认大多数：什么样的内容能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什么样的情调能让大多数人认同？什么样的声音和颜色能在大多数人中流行？什么样的怪异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感官？等等等等。 总之，手机文化不但在实际上以“大多数”代替了大众，而且创造了“文化大多数”的逻辑。

这是一个手机的文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任何文化的意义，只有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有意义。当年安迪·沃霍尔做过一套享誉世界的装置，其中有个牌子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一切都好看。”（All is pretty）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招牌名言。

他这么说不奇怪，因为在他眼中，艺术品和商品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美学区别。但是今天再回顾这句名言，我们会发现， 正是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手机时代，沃霍尔的主张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只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好看”才可以是美的，或者，本来就都是美的。

如果说，当年的很多西方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在“一切都好看”这个说法里，曾经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的诉求，认为那是走向文化民主化的一个必须的路向，那么，手机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讽刺。 事实是，文化的民主化倒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但其结果，是“文化大多数”所建立起的文化统治。

这里不仅没有大众，也没有群众，没有人民，只有大多数。

这是一个新的文化秩序。

问题是：

如果在这个新秩序里，文学写作首先要获得“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够生存，那文学还能有创造性吗？

如果文学写作的意义必须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有效，那文学写作还能有对现实的怀疑吗？

如果文学变化的走向不能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就只能止步不前，那还有文学的发展吗？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可以不断问下去。

实际上，我也无数次自己向自己追问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