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伯利亚生活的一年

“西伯利亚”这个名字在英语中象征着惩罚与遥远，而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它既是流放之地，也是资源宝库。这片广袤的土地，既有冰天雪地的荒凉，也有原始森林的壮美。

然而，西伯利亚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自然与文化，更在于它对人类生存的考验。芬兰人常说：“西伯利亚教会人生存”，这片土地以其极端的寒冷与荒凉，考验着每一个踏上它的人。

《 西伯利亚一年 》一书记录了作者 与家人在西伯利亚生活的经历 。西伯利亚的终极课题，或许就是， 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勇气和智慧。

本文摘选自《西伯利亚一年 》，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西伯利亚是一个统称

“亲爱的，假如我们和孩子们搬去西伯利亚的雅库特村庄，在最寒冷的人类定居点，一个没有自来水管与室内厕所的房子里生活一年，你愿意吗？”

我向妻子提出了这个请求，我们一同生活在芬兰南部，距离雅库特5000公里。幸运的是，妻子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我生怕一年以后她会因此和我离婚。

许多人对西伯利亚的印象与我的妻子类似，并不是特别有好感。西伯利亚远离一切。这是又冷又难熬的“俄罗斯地狱”。但我们芬兰人在潜意识中还是为西伯利亚的存在而感到高兴，因为有了一个更冷更艰难的地方做对比，芬兰就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

芬兰人常说： “西伯利亚教会人生存。”

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之地，它给予人全方位的考验，以此来教会人生存。在英语中，“siberia”一词意味着惩罚性的任务或者遥远的地方。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曾这样形容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独裁。这样的形容表达了对西伯利亚作为流放之地的态度。

当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被禁止入境俄罗斯时，他开玩笑说，非常可惜，他在西伯利亚的休假取消了。不过，俄罗斯人很少会前往这个地方度假。我在西伯利亚遇见的旅行者，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其中一位是年轻的莫斯科企业家，他已经游历了上百个国家，现在决定是时候认识一些祖国的风景名胜了。

是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不仅仅是一部分。它像是另一片大陆—北亚洲。最后几块并入帝国的西伯利亚土地是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哈巴罗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与图瓦（Тува）。这发生在相对较近的时代，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哈巴罗夫斯克在160年前被并入，而图瓦是在7 0年前。

西伯利亚地域宽广。它占据亚洲1/3的面积，是地球表面的1/12。它相当于3个欧盟，40个芬兰。

倘若在晴朗无云的天气，乘飞机从亚洲东部到欧洲北部，就能极好地认识到它的面积之广阔。

在下方，数小时内交替出现荒芜的山脉、原始森林和苔原，但看不见任何人类存在的痕迹。

俄罗斯称亚洲的地理中心是西伯利亚的克孜勒（Кызыл），这是图瓦共和国的首府，位于俄蒙边境。

俄罗斯3/4的面积位于亚洲，但这里只生活着3800万人， 也就是说每四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是亚洲人。

西伯利亚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诸多地方的统称。

有位于西西伯利亚的工业城市，如西伯利亚大干线上的鄂木斯克（Омск）与新西伯利亚（Новосибирск）。

有俄罗斯人迁入的农业草原地区。有开采矿石、石油与天然气的西伯利亚地区，而满是矿井的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是俄罗斯扩张与征服西伯利亚的现代化延伸。

有属于原住民的西伯利亚，它是遥远的部落领地。

还有太平洋沿岸的远东地区，比邻中国与朝鲜。

俄罗斯对“西伯利亚”一词的用法与其他国家稍显不同：上百万人口的叶卡捷琳堡在地理上不属于西伯利亚，而属于乌拉尔地区。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不属于西伯利亚，而是远东地区。

在俄罗 斯人看来，只有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国人才将从乌拉尔至太平洋的区域统称为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更像一个殖民地称呼，它将亚洲北部斑驳的区域整合为一体，基于这些区域并入俄罗斯后相当短暂的历史。

出于方便，我决定做一个愚蠢的外国人，用西伯利亚称呼所有乌拉尔山脉背后的地区。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叫法。

于是我有了一个外乌拉尔的称呼。这样的叫法当然取决于我们从哪个方向看向乌拉尔山脉。如果遵循这个地理术语的传统意义，那么观测者当然位于莫斯科或者彼得堡。相应的，外乌拉尔意味着乌拉尔以东。外贝加尔意味着贝加尔湖以东，远东的“远”也只是相对于西边的观测者而言。

西伯利亚人也以一个玩 笑回应了这一点。当有人前往乌拉尔以西的莫斯科，人们就会说，他是要“翻过巨石”。

不得不承认，这将西伯利亚人的孤傲性子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中等程度的东欧国家？一个放大版的波兰，不得不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经济多样化？没有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或者美国的海外领地？这是许多俄罗斯人害怕看见的情况。或许是独立的西伯利亚合众国？它的国民将富得流油。

02

寻找祖母的记忆

正是西伯利亚帮助俄罗斯不仅仅在领土上，也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大国。

西伯利亚提供了巨量的自然资源。那里蕴藏着全球10%的石油、12%的煤炭、1/4的天然气、超过1/5的镍、9%的黄金、8%的铀、7%的汞。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更加极地化、北方化、依赖西伯利亚的国家。俄罗斯大部分出口商品是开采自西伯利亚的原料。

如果以金钱来衡量，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石油，而这些石油近半开采自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区—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在西伯利亚最富裕的地区，如亚马尔、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和萨哈林，人均生产总值高于亿万富翁与中产阶级群居的莫斯科。

西伯利亚在经济上既是俄罗斯的火车头，也是俄罗斯的负担。因为管理偏远地区需要大量投资—需要将建筑材料与食物运送数千公里，而西伯利亚的供暖也消耗许多能量。

人们谈论过“西伯利亚的诅咒”：俄罗斯凭借富有的自然资源可以将人口迁入国内任何角落，但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也许，距离感是关于西伯利亚最直观的印象。公里数字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转换成时间也许更有冲击力。从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需要行驶一周。西伯利亚有许多无法乘坐汽车或火车直达的大城市。因为道路不通，即使是一段很短的距离也会变得漫长。

飞机并不总是最快的交通工具。

当我前往堪察加（Камчатка）半岛上遥远的塔洛夫卡（Таловка）村时，原本一周的行程被耽搁成了三周，有几天为了等待合适的航班，我甚至与喝醉的领导和警察待在航司值班室里过夜。而如果有人想从塔洛夫卡前往首都莫斯科，一张机票就价值14万卢布，这往往会劝退许多人。

距离还意味着时差：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西伯利亚总是走在最前。当莫斯科的工作日刚刚开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作日已经接近末尾。“工作时间好”，俄罗斯人常在邮件中如此问候彼此，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收信人此刻正在何处。

西伯利亚的大自然是如此多姿多彩，变化多端，遍布了数千公里的面积。沼泽与森林，北部的苔原，南部的草原，东部的群山地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贝加尔湖。老虎与乌龟徘徊在远东，北冰洋东部生活着这个星球上绝大部分的北极熊与海象，而在群山中雪豹与雪山羊正在四处奔跑。

最具异域情调的地貌似乎应该是普托拉纳（Путорана）北部高原，我前往那里欣赏不计其数的瀑布与陡峭的山峰，它们是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的产物。

西伯利亚最典型的风景当然是原始森林，北部森林以松树与云杉等针叶林为主。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森林有大量冷杉与雪松，到了东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才终于变成了用鲜嫩绿叶装点夏季的阔叶林。

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它比亚马逊森林大得多，占据地球森林总面积的1/5。大多数原始森林没吃过斧头的苦，但却年年遭受火灾摧残。

2019年夏天，将近13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燃烧殆尽，这相当于整个希腊的面积。

许多大火都是人为引起的。在森林最深处，人们会尽力用飞机喷洒水的方式灭火，但更经常的处理方式是任其燃烧，直至自行熄灭。

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人们还是会感受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那里没有道路，也没有手机信号—人会走不出那里。

在原始森林迷路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我曾经骑马在萨彦岭茂密的原始森林穿行了150公里。我的图瓦向导们本职工作是收集松球，他们清楚每一道山坡，能在几公里外找到跑丢的马匹。

当我脱离队伍走丢后，我陷入了生平从未有过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如何找到其他人，以及如何在广阔的无人森林中生存下来。

幸运的是，我的向导们并不像我一样无助，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在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原始森林中找到了我。我想，哪怕是我的马也能自行找到回家的路。

每年西伯利亚都会报道森林求生的新闻：人们在原始森林迷路但最后依靠浆果和鱼生存下来，其中甚至包括小孩。

人类依旧没能在西伯利亚完成上帝的训示，没能遍布大地：这里的人口密度为世界最低，每平方公里少于3人。因此，在西伯利亚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没有一个人影的荒区。当地人也常常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甚至难以察觉其存在。

那么我，一个42岁的芬兰人，为什么偏偏要携家带口地前往西伯利亚呢？

“在伊尔库茨克，我们生活在只有一层楼的木屋里。窗外的街面上时常响起马蹄声。” 这是我从祖母的童年回忆中唯一得到的，有关革命前西伯利亚的描述。从3岁到7岁，她一直生活在伊尔库茨克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是1909年到1913年。

我的祖母是俄罗斯人。她出生于一个军官家庭，她的父亲服役于帝国的各个角落，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中俄边境。家庭总是随着她的父亲四处迁徙，于是我的祖母就在西伯利亚度过了童年。

我印象中，她并没有将此看作特别的经历。在他们的意识里，西伯利亚不过是沙皇的一个乡级辖区，就像俄国的任何其他地点一样。话说回来，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

在十月革命时期，祖母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她在革命爆发后的短短几年里失去了所有家人。1924年，18岁的祖母到芬兰拜访姑母，此后便在新的故乡度过了余生。

在我22岁那年，祖母去世了。我很后悔，当时没向祖母询问更多关于西伯利亚的事，没有采访过她。但冥冥中自有安排，我被引领着追寻她的足迹。在祖母去世后的第3年，我到伊尔库茨克学习了一年俄语。

迎接我的是一座1906年建成的漂亮的火车站，当年我祖母一定也去过这个车站。如今，一批出租车守候在车站前，像饿了几天的鬣狗，等待着乘客。市区里还保留着一些沙皇时期的、有雕纹装饰的小木屋，它们早已被永冻气候折磨得不成模样。也许，我的祖母就曾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

那时候，也就是2001年到2002年，伊尔库茨克还是个贫瘠的城市，当地爆发了许多与毒品和艾滋病相关的问题。我差点在大街上被袭击。但无论如何，在伊尔库茨克的冬天成了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日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结识了一批出色的人。

我很快就掌握了俄语，这既是多亏了私教课，也是因为在这座西伯利亚城市中同龄人之间很容易交朋友。我的大部分新朋友是来这儿求学的，他们来自一些小型的工业城市，比如布拉茨克、乌斯季伊利姆斯克、乌斯季库特，或者来自贝阿大铁路两边的落魄的工人村。

尽管出身相当卑微，但就本性而言，他们是对生活有着开阔视野和好奇心的世界公民。对我这个冬季爱好者来说，生活在贝尔加湖畔的每一天简直如同过节，因为那里的气温经常低到零下40度。天气一直保持晴朗，十分干燥。我常常在附近的露天市场买冻鱼和肉。

而游览当地村落就更有趣了。一群与蒙古人同宗的、半佛教半萨满信仰的布里亚特人，邀请我参加过一次骑马旅行，我们骑马前往萨尼亚山脉，那里的风景像极了神秘主义画家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笔下迷雾缭绕的画面。

我同室友乘坐过一辆冻得像冰窖似的巴士前往俄蒙边境的奥尔利克。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感觉暖和多了，因为与我们同乘的还有某婚姻登记处的女领导，我们一路上都在为她新买的皮靴“施洗”—一个劲儿地举杯畅饮。在图瓦共和国，我们从牧民那儿买了一整只羊，但为了打趣，他要求我们必须亲手抓住它。

西伯利亚对我而言是一段难以置信的冒险。那是一个奇迹般的东方国度，那里有可爱的人们，不可思议的大自然，而寒冷的日子总是晴朗明媚。

它以最难以预料的方式回应我的渴求。

我能如此一心迷醉于西伯利亚还在于，那时我没有成为一名记者，否则我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一些令人沮丧的缺点、社会问题、自然资源的浪费、殖民主义，以及从那时开始建立的权力体系。我去寻找的是祖母的回忆，至于我个人则逃避了现实。

03

自愿的流放

当我回到芬兰后，西伯利亚并没有远离我。

在赫尔辛基阴郁多雨的秋季，我感到一股无以言说的思念，想念俄罗斯东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严寒，想念大陆性气候，它的寒冷能磨砺思维，而阳光能照亮心灵和鼓舞精神。

我总想回到那个独特的角落，在那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柏树的气息令我迷醉，我喝过天然的矿泉，吃过冻鱼，受到当地人热情的招待。 我想将这样的西伯利亚带给我的家人们。

自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想法开始成熟。多年来，这个想法逐渐变成了写一本关于今日的西伯利亚—它的美好和恐怖的书。

2014年12月，我收到了Kone基金会的资助，这几乎让我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剩下的只有说服家人加入，向单位请假，并获得俄罗斯当局的工作许可以及 搬家。

移居西伯利亚—这当然不是我妻子的梦想，但她对俄罗斯也并不陌生，她甚至去过一次乌拉尔。

我们曾一起在阿尔泰的群山间游荡，赞叹山顶的雪峰，在冰川边缘又蹦又跳，从亮盈盈的、绿松石色的山涧里舀水喝，从热气腾腾的汗蒸房里跳进冰寒刺骨的湖泊。我们笨拙地走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悬桥，桥下是幽深的峡谷与湍流。

我们也有过肾上腺素飙升的体验：在树林中遇见了一摇一摆走向我们的、真正的原住民—一只阿尔泰小熊。

在阿尔泰时，我们还没有确定任何关系，但倘若不是后来决定嫁给我的话，她不可能和我一起去西伯利亚。我能直截了当地说：俄罗斯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毕业以后，我成为《赫尔辛基报》的记者，在彼得堡工作了6年。从伊尔库茨克回来后，我又在乌克兰敖德萨学习了一年俄语。我还在卡累利阿的省会彼得罗扎沃茨克实习过，写过一篇关于开设在废弃幼儿园的秘密科创小组的毕业论文。早在伊尔库茨克之行后，我就能流利自如地说俄语了。

我和妻子也是在彼得堡相识的。她在嫁给我时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关于我们某一天会去俄罗斯短居一段日子这件事，似乎是我们婚前就协商好了的，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提交了《赫尔辛 基报》常驻莫斯科记者的岗位申请，但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选中。我们注定要去往西伯利亚。对妻子来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她非常喜欢大自然，对大城市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商量好了从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生活在西伯利亚，也许还会再待上一 年，这个到时候再说。

妻子会先帮助孩子们克服文化冲击。在他们熟悉学校和幼儿园后，她才会着手自己的工作。而想要说服3个六七岁大的孩子移居西伯利亚并不困难，只要答应给他们买一台任天堂的Wii U游戏机就足够了，但我想，他们那时应该不太明白自己签下了一个怎样的“条约”。

我的妻子去过俄罗斯并且了解俄罗斯文化。总的来说，她对俄罗斯是又爱又恨。她十分赞赏俄罗斯人的创新思维，以及可以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但她无法忍受权 力的滥用。

妻子的俄语水平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她的职业是文物修复师，曾在彼得堡市郊的叶卡捷琳娜宫见习过，那时候她在用金子点缀沙皇的家具、画框、装饰物与屋顶。她游遍了拉多加一带，而卡累利阿是我们都喜爱的地方。

我有些担心妻子的耐寒能力。她的血液循环并不顺畅，在芬兰的冬天，她的手脚尚且冻得冰凉，而在那儿可是零下50度的严寒！

孩子们在拉多加的乡间达恰度过假，他们在那时候熟悉了俄罗斯。移居西伯利亚并没有令他们感到不开心，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雅库特的未来生活还懵懂无知，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哪儿。

我的任务 是为全家在雅库特找到一处宜居的住所，将孩子们安排进小学和幼儿园。

我们远不是第一批前往西伯利亚寻找幸福的人，我们的家庭迁徙不过是漫长历史中的一小环。

西伯利亚的大地上不只有镣铐和死亡 ，它也一直是宝藏与机遇的沃土，人们自愿前往那里追寻奇遇与更好的生活。

在沙皇时期，我的同胞们纷纷前往西伯利亚，要么移民，要么朝圣，要么就是出于职务上的责任。

前往西伯利亚，但是去西伯利亚的哪里？

选择有很多，整整5000公里，从乌拉尔到太平洋。我不想住在大城市，而伊尔库茨克我已经住过一段时间。况且，大城市的生活在哪儿都一个样，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更近一点的地方。

更令我感兴趣的是西伯利亚最广阔的那片区域，那个远离铁路，远离百万人口城市的地方，在那里文明才刚刚站稳了脚跟。尽管俄国人早在1580年就翻越了乌拉尔山脉，但西伯利亚绝大多数的区域依旧荒无人烟，在那里，自然比人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