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止有廉价动人的宝莱坞电影，印度同样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之一。
印度，不仅仅有班加罗尔那样的 IT 产业重心为硅谷输送人力资源，时至今日，Google、微软的 CEO 乃至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被巴菲特点名的公司潜在接班人阿吉特·贾因（Ajit Jain）也都来自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着2500年历史传统的古国现在正站在自己关键的十字路口，2014年，平民出身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大选中战胜了甘地世家赢得了大选，在上任后，早就以雷厉风行著称他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印度和中国接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两个发展中国家在数十年间保持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作为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两国巨大的市场前景和潜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其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同样也各有特色。
但是，两国同样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来维持经济继续高增长并推动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共同关心的议题之一。
莫迪政府颁布废钞令距今已经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这套倍受争议的措施究竟引发了怎样的后果，它对印度经济和互联网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我们究竟有怎样的启发。
这不止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发展互联网的观察，也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时代，后发国家和产业究竟如何才能突破重围健康发展。
一、线上线下两重天
互联网在1995年由 VSNL 引入了印度，较之中国落后了近8年。仅仅一年后，沙比尔·巴蒂亚（Sabeer Bhatia）就和人联合创造了 Hotmail，到了1997年，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上线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银行网站，在2000年，印度有了自己的购物网站 Bazzee，仅仅在前一年，王峻涛才创办了电商网站8848。
印度和中国在互联网的起步及发展处于相同的轨迹上，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迅速拉开。
家庭消费在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极大的不同
从发展趋势而言，截止目前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3.3亿的印度必然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之一，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印度的互联网发展目前依然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的转化。
对比中国和印度家庭消费对 GDP 的贡献就能看出，在过去数十年间几乎和中国不相上下的经济增长势头的帮助下，大量脱贫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
IMF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17年的 GDP 规模超过2.45万亿美元，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而基于购买力平均价（PPP）的GDP则高到9.48万亿美元，居于全球第三位。然而，如果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话，则印度的人均 GDP 仅为1850美元，基于PPP的人均 GDP也只有7153美元，两项数据分别排在全球第140和第129位。
对比中国的数据，其在2017年的GDP将达到11.79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480美元，都是印度的4倍以上；基于PPP的GDP为23.19万亿美元，而基于PPP的人均 GDP则为16676美元，皆在印度的2倍以上。
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当政的70年代，印度税率高达99%，工业体系都被国有化，自90年代才从国有经济实现转型向自由化市场迈进，尽管印度自70年代以来就保持了高速增长并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提升。但是，印度并未由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强国，在规模和数量上的庞大并未能真正转化成为质量和效益上的优势。
以营收及市值计算的话，2016年全球最大的十家互联网公司中除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及百度之外，其余全是美国公司，而印度并未产生一家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按照2016年的 Fortune 500 统计为标准的话，则进入榜单的中国公司共计110家，印度则只有7家公司。
亚太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仅仅从线上购物领域就能看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2016年，中国线上购物规模超过681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而到2021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0000亿美元。而印度在2016年的电子购物市场规模还只有160亿美元，而五年之后将达到640亿美元，其年均增幅将超过31%。
得益于落后的发展状况和庞大的人口基础，印度和中国一样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现在，印度已经是仅次于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第二多国家。
在2016年 KPCB 的《互联网趋势报告》里，基于基础设施、便利性、低收入及可承担度、用户能力四个阻碍人们接入互联网的维度，将全球各个国家分成了五个类别。其中，印度被划分在第二组里，这类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便利性及基础设施，KPCB 将它们面临的阻碍评定为“中高度”（Medium to high）。
从2008年到2015年，印度互联网用户增长迅猛
KPCB的报告显示，从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互联网增长年增幅已经从超过15%下降到10%以下，而同时期内，印度互联网用户的增幅却从20%攀升到了40%。根据 IMAI（印度互联网和移动协会，Internet and Mobile Association of India）和 IMRB 的预测，印度互联网用户在今年6月时将达到4.5亿到4.65亿，这一数字在2016年末时还只有4.32亿。
如果以城乡二元进行划分的话，到2016年底时，印度城市互联网用户为2.69亿，而农村中的网民数量为1.63亿。全印度的互联网用户在人口中的比重大约在31%左右，印度城乡二元割裂在这一比重的体现尤为明显，城市网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大约为60%，而这一比例在农村只有17%。
在使用频次方面，每天都会使用互联网的城市网民在网民中的比重仅为51%，90%的城市网民每月都会使用互联网，而农村网民在互联网使用频次上的比重分别为48%和83%。
但是，城乡互联网用户增长趋势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截止2016年10月，印度城市里的网民数量在一年内的增幅为7%，而农村网民的同比增幅则达到了22%。
报告显示，77%的城市网民和92%的农村网民将手机当做最主要的互联网接入设备。
麦肯锡在2014年的进行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及日本、德国等国家在内的调研显示，印度的智能手机平均售价为158美元，仅高于孟加拉，而按照智能手机消费支出在人均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计算的话，印度手机用户的负担仅仅弱于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越南、孟加拉及尼日利亚四国。
KPCB 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印度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全球互联网用户在2015年的增幅将从9%下滑到7%。
印度的互联网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局面，一方面，它极度繁荣旺盛，保持着惊人的增速，但是，另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国家的宗教矛盾、种姓制度、落后的管理生产和基础设施及颟顸的政府执政能力，印度互联网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
这个国家将近1/5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只有1/3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印度互联网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大破与大立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亨利（James S. Henry）在文章《如何让匪帮难行》（How to Make the Mob Miserable）中指出，相比银行和商人，使用现金更多的往往是逃税者、贩毒者、帮派成员、放贷者、销赃者及腐败政客。他以佛罗里达储备银行流入现金暴增与毒品交易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中东地区客户对100美元大钞需求量暴增和这些国家地区内部的贪腐现象为例，论证了大额现钞在经济生活中导致的弊端。
他同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像战后欧洲、拉丁美洲那样进行突击式货币召回。他甚至给出了具体措施，联邦储备银行在某日突然宣布50及100面额的“大钞”全部作废，并且只能在短期内到银行兑换。
詹姆斯或许没有预料到在三十多年后，他这套未被本国政府接受认可的设想在亚洲终于得以实现。
宣布废钞的当天夜里，人们聚集在拉杰果德的 ICICI 银行取现
2016年11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电视上突然下令废除500及1000卢比的流通，这两种面额的现钞在印度整个货币流通体系中的比重大约在86%。印度政府估计，全国的未登记现金大约有5万亿卢比（折合740亿美元），也就是说，全国流通的500及1000卢比面额现金中的1/3都被用于非法途径。
银行系统在次日全面歇业，此后，群众只能兑换更小面额的现钞或新发行的货币，在禁令颁布后的两周内，每人每天只能兑换4000卢比的现金，而持有大量现金到银行进行兑换的人还必须解释来源。在印度，每10万人只拥有13间银行，大量群众连夜排队兑换现金。
2016年，莫迪政府颁布废钞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假币流通、针对依赖未登记货币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限制在印度国内盛行的以现钞为主要形式的腐败和逃税行为。一家华盛顿的智库估计，印度在到2011年的十年间非法外流的资金高达3440亿美元，而早在2014年莫迪上台之前，他就开展了一场反腐败运动并承诺打击未登记的“黑钱”。
印度有98%的流通是以现钞形式进行的，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及英国等国家只有20%到25%。腐败的官员和非法组织把大量的未登记现金投入到地产行业之中，再通过洗钱手段摇身一变成为合法财产，在印度，不少地产交易正是利用这些非法现金进行完成的。
莫迪的废钞令势必会侵凌普通农民乃至小商人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对，在印度，人们甚至私下将其称之为notebandi，在印地语中，这个单词是绝育的意思。英迪拉在1975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在印度强制推行绝育措施以此来控制人口增长，这被普遍认为是她之后在1977年大选中被击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对莫迪的强硬措施持有信心的人更多。
印度储备银行一起针对4686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废钞令颁布后，在经济形势、收入、就业率等方面，人们对现在及未来的态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正面反应。
事实上，废钞令也的确发生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到12月3日，价值15.3万亿卢比的废钞中已经有约12.6万亿（折合1850亿美元）存入了银行。
印度现在仍有2.24亿人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在2015年底将此标准定为每天收入在1.9美元以下，这一年全球还有超过7亿贫困人口），在印度超过13亿人口中，仅仅只有1%缴纳直接税，废钞令颁布后，政府税收就增加了15%。
废钞令意味着每年将有2万亿卢比将通过新的形式交易，在此背景下，虚拟经济当仁不让地开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废钞令之后正好30天，印度政府就在保险政策、高速公路使用上提供10%的优惠，并在火车运输方面施行折扣，以此来推动数字支付手段的跃进。同时还免除了2000卢比以下的线上交易的服务税，甚至在汽油站使用数字支付都能享受0.75%的折扣。
Paytm 现在在印度迅速普及开来 Reuters
Google 和 BCG 研究指出，印度的数字交易这些年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高速增长。
从2015年到2016年3月，Flipkart、Snapdeal 及 Amazon 印度的亏损高达14亿美元，其中的 Flipkart 自2015年以150亿美元估值获得7亿美元融资后便再也没有成功获得新的投资，其机构股东摩根斯坦利已经将它的估值调低至54亿美元。
在2016年，印度全面开放了外国投资者在电子销售市场的直接投资，但同时规定不得影响产品价格，同时，不允许有任何人的销售份额超过市场总规模的1/4。尽管，现在 Amazon 在印度市场获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只有0.6%，但是贝佐斯在2016年依然承诺会继续投资30亿美元来发展在该国的业务。
早在2015年，莫迪当权15个月后就到美国访问了包括 Google、苹果、Facebook 等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他提出要架设电缆将全国60万个村庄都联系起来。是时，整个印度还只有22%的人可以上网——作为对比，中国和巴西的网民比例分别为65%及60%，IMAI 当时的调查显示，1/5的城市居民和3/4的农村居民对互联网一无所知也无从使用。
三、政府之手
就在那一年，Paytm成为了印度第一家获得中国公司投资的公司，蚂蚁金服对它投资了5.75亿美元，日本软银对移动支付公司Paytm投资了15亿美元，在Snapdeal 身上的投资超过6亿美元。
废钞之后不到两周，Paytm每天的交易次数较以往增加了一倍达到700万次，交易额高达12亿卢比。研究指出，到2022年，印度移动支付规模将从2016年的8万亿卢比增加到2000万亿。
莫迪政府的强制行政措施打破了印度固有的市场秩序，为移动支付打开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然而，问题在于，随着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格局的确立，在互联网经济全面崛起的今天，印度又该走出怎样的一条路。
对比中国和印度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后者现在最大的优势依然集中在人口红利上，现在，印度人口中超过27%都在15岁以下，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度将提供超过3.5亿的适龄青壮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源地，而中国不惟已经陷入老龄化社会，甚至在未来还可能面临劳动力资源荒。
但是，如前所揭示的那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未能真正提高印度大部分人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反而让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其中更是发生着无法忽视的负面作用。而这一切在互联网时代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恶劣和持久。
基础设施的匮乏、落后的消费水平、城乡二元的空前对立，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在印度的普及和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第四季度，亚太15个国家及地区中，印度的带宽仅仅高于菲律宾。
这不仅限制了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同时还极大地阻碍了印度的互联网创业的繁荣发展，2B 及2C 市场的双重受限让互联网创业几乎举步维艰，到目前为止，印度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仅有9家，其中估值最高的是116亿美元的 Flipkart，而中国则有47家，最高的滴滴出行公司估值超过500亿美元。
对印度的互联网产业而言，真正能够决定其未来发展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可能要取决于政府的指导和推动。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到了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只有通过最不市场化的手段才能刺激本国互联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繁荣。
如果我们把眼光不再局限于当代的印度和互联网，那么，我们会发现，在亚洲范围内，印度的这种发展模式并不罕见。
日本自战后到7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从1946年到1976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不少人将通产省（2011年易名经济产业省）视作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Ashby Johnson）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将此日本模式归结为四个要素：
一支精英官僚队伍，官员不仅要选择产业合理化和产业结构政策，同时还要监督制定战略部门中的竞争；
一套保证上述官僚实施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政府的立法和司法起到应有的“保险阀”的作用，既能监督这些官员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及产业政策不受外界干涉影响；
一个能够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干预方式，协调政府和企业、竞争和合作之间的关系；
即一个像通产省一样的掌控全盘的机构，它的权力既不能大到随心所欲滥用的地步，但又不能没有权力太小而无法调控其他部门。
约翰逊指出，进行政府干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行政指导，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任意性和不受监督性”，但它又同时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本质权力，一方面，因为法律总是滞后且无法事无巨细的，另一方面，过分繁琐的法律约束总会干扰到行政指导。
事实上，行政指导乃至强人政治一直是包括日本、中国乃至印度经济发展规划的特色。
但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印度根本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精英官僚团队，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清廉指数显示，印度在全球176个国家中排名79。在一个腐败横行的政府环境里，并无法支撑保证优秀的行政官僚，同样也无法维持一套权力体制和机构的高效运作。
对比中国的情况，则会发现，印度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一直落后于中国，而这样的差距实际上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印度继续保持高增长而迅速消弭，经济规模上的鸿沟在短期内并无法通过行政的手段追赶。
对现在的印度及其互联网经济而言，正常态势下的市场发展并不足以推动其实现真正的飞跃，决定其命运的最关键因素可能在于类似废钞令这样的政府行政手段，通过政府指导来刺激处于萌芽状态的互联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是，一个严峻而又矛盾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通产省的整体规划持续了长达三十年，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保持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秉承民主制度，印度在2019年就将再次举行选举，政策的延续性是否能够得到足够保证和尊重？在全面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和经济格局下，印度又如何保证本国的互联网经济独立健康发展？
一次废钞令固然能推动移动支付的狂飙突进，然而，印度互联网经济的下一次革命又在哪里呢？又会在何时发生呢？又或者，互联网的革命要以一场社会革命为代价？
来源：钛媒体（ID：taime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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