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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国优才计划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ID：ToGermany）
有这样一个女子，她没有出版过任何书籍，却让知识分子们敬重万分；有这样一名罪犯，她没有实施过任何犯罪，却被捕入狱，被处于枪毙死刑。
她的名字仿佛是不能触碰的禁忌，而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许她的故事，终于可以说了......
她，就是
林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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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12月16日生于苏州。这是一个爱国的红色家庭，母亲许宪民，16岁就投身革命，是抗日战争时代背后的巾帼英雄，后加入国民党，以身份作掩护，秘密帮助中共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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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彭国彦，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苏州吴县县长、中央银行专员，他暗地里，也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做掩护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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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来自革命家庭的基因，让她自幼就对拯救黎民抱有极大热忱。
15岁时，在苏州读高一的她，和同学创办“大地图书馆”，开始以笔名“林昭”写作，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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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她进入有“革命摇篮”之称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每当她看到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祖国，正一点一点恢复繁荣时，她就下定决心：
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再受苦难。
之后，她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她是北大校园里有名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曾先后任校刊《未名湖》《北大诗刊》编辑，还是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她被人们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这位林姑娘外表的确和林黛玉一样，因她曾患有肺病，瘦弱不堪，“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迎风”，但她的思想却和林黛玉迥然不同，
她有着凛然无惧的胆量、更有着语惊四座的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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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当时表面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引蛇出洞”的文艺政策下，文艺界热情高涨，北大学生也十分兴奋。和她同是《红楼》编委之一的张元勋，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
结果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在某个夜晚，北大开了场激烈的辩论会，张元勋成了被猛烈攻击的焦点，他在辩论会上声嘶力竭，却无力回天。突然，一个女学生跳上桌子，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
话音未落，人群中传来一声怒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没想到她立即反问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
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在那个充斥欺骗的疯狂时代，敢说真话的她必然成了异类，那个夜晚成了她人生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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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北大学子有1500名被打成右派，占北大学生总人数十分之一还多，他们中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并被发配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而如此敢怒敢言的她自然也无法幸免。
当时几乎所有右派都检讨了，只有她不肯还继续坚持说真话，有人问她究竟是什么立场观点，她说：
我的立场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人咬人！
她的观点都是常识，可当时把常识说出来，那就是反革命。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正坠落一边在升腾，这是一段真正水深火热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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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日记中沉重地写道：
祖国，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可能偏激，说错了话，但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无法忍受那样疯狂的时代，选择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可那时就连死都是种奢侈，她被抢救过来后，又被认为是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又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还好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可怜她身子弱，怕她被折磨死，冒险出面为她担保，她这才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从那时起，她开始深思、寻找，追问，眼光触及到中国的未来，她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会划了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可能还搞不清楚，但我一定要认真思考，为祖国找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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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她也被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进行改造。在那里，她遇到一生中最爱的男生，她体弱多病，一个叫甘粹的右派男生就经常照顾她，两人日久生情，灵魂相吸，可在那时，两个右派分子相爱，就是对无产阶级的示威。不久后，他们的恋情就被曝露了，上级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非法活动，他们就跑去登记结婚，结果遭到拒绝，理由是：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
他们为爱情做出了剧烈挣扎，但代价却是必然的惨烈无比。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劳改，差点丧命，后来等到他年逾半百后，才被赦回。而她当时因为肺结核日渐严重，就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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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炎附势，是当时，人人自保的最好办法，她只要不反抗完全可以逃过厄运，可她竟再次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
这次，不是为了爱情自由，而是为了同胞的思想自由。
当时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不断，她想阻止疯狂的运动继续蔓延，与人合编杂志《星火》，发表《海鸥之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她四处联系各地党政负责人呼吁遏止极左政策。
当时的亿万中国人，都瞪着空洞的眼眶，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可她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去拯救被封锁，被冻结的祖国大地！
她这个可怕的异端，不久后，便和其他涉及《星火》的人员一起被抓捕。1960年10月，她被捕入狱，当时她的父亲也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艰难求生，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入狱后，他绝望地服下毒药自杀身亡。两年后，她在狱中病情严重，公安局允许她保外就医，回家休养。按理说，她也该接受教训了，可出狱后，她一看到，四处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又毅然拿起笔，战斗起来，她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揭露暴政，批判反右，成立“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她还偷偷联系侨民把文章带到海外发表。
毫无意外，她又再次被捕了，从此开始了她6年的牢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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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狱中拒绝服从，拒绝认错，狱警就安排她跟一群女流氓住在一起。每天，她都要被女流氓们批斗，女流氓们凶狠地骂她，殴打她，不仅摧残她的精神，还摧残她的肉体。她更加激烈反抗后，结果是又被调到男监......
她开始在狱中绝食，狱警就从她的鼻子给她灌食物，她用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可又自杀未遂。她多次给上海市长、新闻报纸写信，反映案情表达政治见解，结果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她在监狱里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痛苦的绝望，可她却从未放弃最初的信仰：
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再受苦难。
她要用文字，唤醒国人的灵魂，她说：
只要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而狱警没收了她的笔和纸，她就用竹签和发卡，戳破皮肉，戳破血管，在墙壁上，在衣服上，在床单上，用自己的鲜血写文章和诗歌，当伤口尚未愈合时，又再一次挑开放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用自己的鲜血写下20余万字的血书，她的书写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她把本没有尊严的生命，变成了能震古铄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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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她沉痛悲愤地想到，同时代的人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会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会如何增长人类的不安，更会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她就焦躁不安，心急如焚。
当亿万中国人缺失正确的信仰，陷入政治迷信，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