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我们的钱都去哪儿了》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中国的税收是否高、是否应该减税、减税是否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三个问题，结果基本与预期一致：近85%的人选择了肯定项。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证明大家多么英明，而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当你所受到的教育是确定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心理变化、行为方式就都是可预测的。当别人能预测你的行为时，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变得非常轻松——比如，当你认为减税一定能刺激经济增长时，你会对任何减税措施投赞成票，如果当局不减税反而加税，你一定会反对，并可能采取措施，那么，对立的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能采取一系列措施，让你去采取那些措施，最终，祸乱一个国家就变得轻而易举。
这就是我们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必然结果。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根本不会察觉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并认可了西方经济学的很多观点，并且以这些观点作为自己观察社会和评价政府的标准，甚至于在屡屡碰壁之后仍不认为是自己的错、理论的错，而认为是实践出了问题。
可以这样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害人不浅、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难免经常会愤世嫉俗，变成中国政策的批评者，从而错过一次又一次中国的发展机会，最终落得成为社会的弃儿、生活上的失败者。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一些人仍然死不改悔，在落寞中唱着西方经济学悲哀的赞歌。
如今，且让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剖析一番。
一、藏起来的理论
如今的所谓西方经济学，普遍尊崇亚当斯密为鼻祖，称其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经典名著《国富论》，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标志。他明确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垄断，他提出的市场“无形之手”自由调节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一些中国人甚至断言：亚当斯密最伟大的发现是“市场”。
问题在于：市场本来就在那里，无论你怎么评判，都算不上他的发现。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是发现了美洲，另一件是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道路”。可是，众所周知，美洲本来就在那儿，美洲土著和东印度的土著，本来就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凭什么这就变成了“发现”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呢？仔细看看亚当斯密的论述，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这种发现给英国和欧洲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在他的眼里，英国就是人类，欧洲就是世界，除此之外的一切区域和人类，都是等着他们去发现的。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怎么可能成为普世皆可行的经济学呢？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历程的著作，怎么就变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呢？世界经济在发展，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提升，250年前的经济著作，竟然直到今天还在被研究，这是后人的荒谬还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呢？
比如，亚当斯密之所以发现了“市场”，是因为他从分工入手，将人们的分工协作看作是“人性中的某种必然倾向”导致了分工的产生。而这种人性倾向，就是每个人的利己之心。他说，“我们获取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己思想”。在他看来，哲学家和挑夫的区别只是来自于习惯的差异而已，他们六七岁的时候没什么差异，只是后来从事的工作习惯逐渐形成了分工。
这种轻松的论调，让人想起了“喜欢”这个词儿。挑夫是喜欢挑东西的，哲学家是喜欢辩论的，贵族是喜欢好吃懒做的，因为喜欢，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分工。这就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客观”和“轻松”。基于这样的轻松曲调，自然可以相信市场在绅士们的参与下变得彬彬有礼，自然可以排斥政府的干预。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尽情发挥其应有的力量。这有点像200多年后张五常论述佃农理论时做的假设：地主和佃农做到一块儿喝点儿酒、吃顿饭，轻松就把租佃协议签署，其间没有任何不公平，而是平等自愿公正合理的。
可是，人性骨子里的焦虑、恐惧和贪婪呢？当利己之心占上风的时候，哪儿有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呢？亚当斯密著作出版的当年（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这看起来是利己之心下的市场自由选择，但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出兵镇压，7年后战败，不得不承认了美国的独立。1815年，英国打赢拿破仑之后，再次自称“日不落帝国”，随后，日不落的旗帜席卷全球，到1938年，大英帝国凭借工业革命的优势，依靠舰船和大炮到处征服世界，拥有的殖民地人口4.6亿、领土面积3300万平方公里。这一切，哪一项是靠市场自发形成的呢？
在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自称是日不落帝国了。不理解这个背景是不行的。他的理论，可以说对欧洲列强中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经济模式的总结，却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国家、其它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更何况，著作传递的信息也是有偏差的。
比如，明明是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形成了英国的霸权地位，但亚当斯密传输的却是温文尔雅的市场经济、自由选择、利己之心无须干涉。如果你真的信了，让市场自由选择，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南美洲、非洲那些永远站不起来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样板。
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经济学成为显学。凯恩斯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弊端，明确指出萨伊定律的错误，认为总需求不可能总是趋向充分就业，储蓄与投资会出现偏离，因此，政府不能听任有效需求不足，必须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其主要的手段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与投资、扩大对外经济扩张以及实行赤字财政等。很奇怪，这一回，凯恩斯理论与亚当斯密的针锋相对起来，开始鼓吹政府干预了。人家的理论还知道求变，学生们又怎能死抱着教条不放呢？
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并助力美国走出经济困境，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也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终于败给了政府干预的类计划经济。但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采取的是更极端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却对其颇有批评，于是，凯恩斯主义也备受责难，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为了权衡，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措施中，尽量避免国家垄断经济的出现。而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凯恩斯不可能“的现象，即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凯恩斯主义也遭到质疑了。
讽刺的是，政府干预经济才是美国崛起的根由之一，但西方经济学贩卖给世人的却永远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之后，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理论的诞生，都极力主张让萧条自行出清，让市场自由降温，而不是人为干预。
结果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西方经济学的主张，让市场自由运行，把国企全部卖掉，俄罗斯的经济陷入泥沼中。中国在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一度走偏，1980年代末却终于转向，继续沿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方向前进，结果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采取不干预政策，让市场自身调整，2008年崩溃一次，就真的能迎来新生吗？
只怕未必。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是靠纯粹的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于可以反过来说，任何一个膨胀并崛起的经济体，都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有一群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在强人领导下的强势政府的强有力干预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提这个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传输进来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休克疗法，邓公当年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今回头看，就是高瞻远瞩之举。1990年后，新制度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其中有一些合理成分，但其所谓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却难免落入机械教条的窠臼。比如，通过公式可以推导出结论：制度变化与交易成本有关，只要有了产权界定或者有了制度，万事顺遂。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制度选择却未必是与交易成本相关的，明确了产权，也未必就有同等效率，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完整解释中国奇迹，以至于西方经济学也感慨，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 过去几十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恰恰没有一项是给中国人的，难道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不配？抑或是中国经济奇迹是西方经济学创造出来的呢？这才是荒诞的事情。
二、教条的指标
不止如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逐渐从归纳演绎走向了数量分析，原来用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偏偏要用一大堆数学公式来建模型，这股风气也传染到了中国。在大学里，博士生的经济学论文如果没做数学建模，是很难通过答辩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本来就不是科学，怎么可能用数学模型来总结经济规律呢？如果不能，花费大量时间在大学里攻读西方的“数学经济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在数学公式和建模中沉醉不已，写出的论文一篇篇高大上，却不接地气，让普通人看不懂，结果就把这门本来是平民的学问变成了象牙塔的闭门课程，对于解释经济现象都无力胜任，遑论提出有效的政策主张。
除了晦涩难懂的语言、似是而非的模型、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之外，西方经济学最近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渐构建了许许多读貌似有理的经济指标，很多指标被奉为圭臬、成为世界流行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容易陷入误区甚至起到反作用。
1、GDP：国内生产总值
什么是GDP呢？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凡是在本国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按照价值估算之后，都纳入这个指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说这个指标能提供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可以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
可是，GDP也许有助于本国对经济状况的比较，却无法用于国际比较，因为在国别比较中，存在着显著的漏洞——即这个指标将服务业也纳入统计，从而在所谓经济强国中构造了虚假GDP。
比如，中国有13亿人，理论上我们理发的总产值必然大于美国3亿多人的理发总产值。但是，由于定价差异，中国人理发20元人民币、美国人理发50美元，结果就是美国人在这方面的GDP远大于中国的总量。
再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钢材水泥玻璃等产量10倍于美国，但由于人力成本的不同，结果两国的数据几乎完全无法对比或衡量：2016年，美国建筑业GDP是8000亿美元，而中国的建筑业GDP是7500亿美元。但是，这一年，中国城镇竣工房屋面积42.2亿平方米，美国竣工1.9亿平方米！同样，全世界80%的摩天大楼都在中国建造，但2016年中国房地产业的GDP只有7200亿美元，而美国却高达2.3万亿美元。单纯看物质数字，中国显然远强于美国，但统计到GDP，中国就是美国的30%，这样的GDP能反映国强国弱吗？
显然不能。统计方法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根由主要是人力成本。而人力成本完全是一国自说自话确定下来的。
相比之下，要建构一国经济活动状况，更准确的指标既不是GNP也不是GDP，而应该是社会总产值，即仅仅计算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总产出。但这个指标，也包含着最终价格的因素，而价格就不可避免涉及到汇率等要素，所以也是不可靠的。
什么是最可靠的国别经济比较标准呢？应该是物质资料财富的总存量和年度增量。应该比较的是物质生产的具体总量，把价格因素剔除。比如，一个国家的如下产品的蓄积量和年度消耗量：钢材、水泥、玻璃、煤炭、电解铝、有色金属等；也可以比较一个国家的年度产出量，如粮食、纺织品、家电、机械装备等；还可以比较精神产品的产出与消费量，等等。
在国别比较中，数量远比金额重要。如果我们设立这样一套指标，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都远超过美国。但是，如果用GDP来衡量，则美国就是世界第一。更可笑的是很多经济学家还能推导出过去两千年的世界各国GDP的数据，并且以某年的美元计价作为基准。从他们做出的曲线图可以看到当代经济学的冷笑话。
2、M2:货币供应量。
统计货币供应量，本来是在硬通货时代后期的做法，在纸币时代也有其内在价值。但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之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已经变得越来越荒唐。
比如，纸币时代，我们统计货币供应量，最起码可以知道社会上存量货币的数量。信用货币时代，可以统计基础货币，它能准确反映社会货币供给的多寡，只需要用货币乘数或法定准备金率，就可以知道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如果这样，只需要一个指标，比如调整后的M0：流通的纸币加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量。
但经济学理论界认为单纯的一个M0（流通中的货币）无法反映货币现状，他们先是创造了M1，后来觉得不够，就创造了M2，再后来还有M3,M4，结果发现还是无法准确掌握货币数量。这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统计数字的调整。
比如，M2指标是所有银行中的存款，这种存款在信用货币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比如，A企业从银行贷款1亿元，这笔钱尚未用于实际支出，钱继续存在A银行，此时，在统计上，A银行的存款就凭空多出来1亿元，这就意味着M2增加了1亿元。请问，多出来的M2能说明经济运行状况吗？
在欧美各国，M1基本不再被关注，M2也日益失去其价值。但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关注M1、关注M2，其中过去二十年，国内还有很多经济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M2/GDP的比值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结果却没想到这两个指标完全不可比。中国的M1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活期存款，在银行业日益发达的今天，哪里还会有企业故意搞一点活期存款？M1更多变成了企业即将发纸币工资的储备，变成了企业一丁点零花钱的统计，完全失去了M1原有对企业状况的预判功能。此时，一些学者还盯着M1-M2剪刀差不放，动辄得出一些吓人的或喜人的结论，很有幽默的味道。
3、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只是经济学界关注的指标，更是很多央行的政策盯紧目标。在传统经济学看来，CPI如果上涨，就说明通胀了，如果涨幅大，就说明通胀加剧了，于是，央行要出手了，赶紧收缩货币供给，要让物价跌下去，以免造成恶性通胀……
这套理论，本来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是早期硬通货时代早已被淘汰的东西，就是西方那些老一辈经济学家所说的：假设全社会货币是100，物价是10，如果货币变成120，则物价会变成12。所以，盯紧物价，就可以知道货币是多还是少了。
但是，物价的涨跌，长期看与货币总量存在着对应关系，体现的是货币的购买力的增减，而短期看，物价的涨跌跟货币总量的关系越来越小——张三有1万元钱的时候，也许会去花费9000元买东西，当他有了100万元的时候，还会花费90万元买东西吗？再进一步，社会上的钱如果从1万亿变成1.2万亿，就一定会推高物价上涨20%吗？
须知，货币只要不用于购买，它就不可能对物价有半点影响！没有人会因为社会存量货币增多就愿意出高价去买东西，除非那些货币流通出来用于购买。
现实也正是如此。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规模不断扩张，但日本的物价死活不涨。2008年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越来越庞大，但全社会的物价死水微澜。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紧密了。此时，再盯着CPI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论证一个道理：假设某一年全国猪瘟流行，一半的猪染病死掉，结果导致猪肉价格暴涨200%，CPI指标高企，此时，算通胀吗？央行要采取措施吗？
如果哪一年天下大旱导致粮食和蔬菜价格暴涨，CPI一举创下多年新高，此时的通胀结论怎么下？央行到底是应该加息还是减息呢？
其实，物价高低，根本取决于供求关系，反映的是社会的生产能力。如果生产能力提高，则货币再多，物价也会下跌。比如1990年代早期的大哥大，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等于普通工薪阶层一年以上的工资。过了25年，更优质的智能手机的定价甚至低到了2000元以下，仅仅相当于工薪族半个月的工资了。而这期间，中国的M2增长了50倍！货币数量如此膨胀，手机的价格竟然原地踏步，此时再看CPI，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还有今年的鸡蛋价格，竟然创下近20年的新低。还有玉米、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价格都处于10年来最低的水平，根本不在乎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增长。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如今的时代，CPI这个指标没有什么意义，根本不能看作货币松紧的参照性指标。
除了CPI，还有PPI，其结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正论还是反论，都可以证明CPI的无效性，可是，目前全世界的央行还是在盯着CPI，这件事情，又说明什么呢？
除此之外，有的指标看似有理实则荒唐。比如所谓的证券化率（用股市总市值与GDP去做比较），竟然被当作是股市成熟与否或者泡沫与否的标志，而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又如进出口总额与贸易顺差的统计，用的是金额而不是数量，其中的误导因素也很大。比如，2016年中国进口原油3.8亿吨，而2008年不足1.8亿吨。这8年时间，我们进口增长一倍多。但如果考虑进口金额，则2008年的原油进口金额是1290亿美元，2016年则为1150亿美元，这个数值比2008年下降10%，但比2014年下降了50%。那么，中国的进口算增长了呢还是算下降了呢？
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果不深入去剖析，很容易将那些过时的、有缺陷的指标当成真理，甚至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试想，连基础的东西都错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三、中国的理论
正如我们在此前一篇关于周期的文章《商品周期与经济周期：2018年会出现大萧条吗？》中所说，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什么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康氏周期，归根结底都是形而上学的技术分析。中西方那么多人曾经花费很大精力研究的所谓经济周期，在信用货币时代已经全都过时了。用那些机械的教条的东西来研究经济，无异于刻舟求剑。
同样的道理，遵循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公式，找不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密码；用他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指标，也无法准确判断经济优劣和国强国弱。研究中国经济，需要中国经济学人自己的努力，需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指标和观测系统。
如今回看过去四十年乃至七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没有前人的道路。所有的经济措施，都是我们自己在探索中实施的，其中有很多是错误的，也有很多是失败的，比如曾经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但我们也有很多是成功的，比如兴修水利、集中全国之力攻克高精尖技术等等。改革开放后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结合中西方理论一步一步走着干、干着学、学着前进。其间的艰辛难以言表，取得的成就无以言传。
此时，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自己应该总结归纳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了。以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出了门道，可以也应该按照规划过河了。而规划，就来自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这就是我们这本《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所作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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