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疯女人看到的墙纸是什么颜色的？｜新书·小说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让人想到一个容器，里面的水受到激情的高温的熬煮，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小小的瓶身根本盛不下，于是，水满溢而出，汩汩地奔流，淌满了大地的表面，浸透了深层的土壤。水，就是她那具有辐射力量般的自我。

在夏洛特的小说、日记、诗歌以及政论文章中，激情的自我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手稿中那些纤细平静的字体常常像突然充血的动脉血管，在自我创造的渴望中彼此加速、追逐乃至膨胀。我们会看到，在一首诗中，她直言不讳地把这种情感称为“狂野的骚动”。当然，文字中混沌勃发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投射，她的激情使她不能过一种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平静日子，只能大胆地用炸药炸开生活的金矿，而她的天赋又足以使她捕捉到以气态形式飘荡在金矿上空的那些关于痛苦与幸福的奥秘。

所以，让我们先从她的生平讲起，看看生活的强度如何渗入了她的书写力度之中。

Perkins Gilman, Charlotte (1860-1935)
Family Archive of Photographs and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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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曾经为自己写过一幅“自画像”：“亲爱的读者，你认识我吗？货真价实，我就在这里。18岁。身高5英尺6英寸半，体重120磅。”这段自画像来自于夏洛特1879年1月的日记，这是她的第一本日记。和很多人一样，她在写日记时愿意想象一个读者或者对话者：她渴望读者，渴望被听到，也许还自命自己是一位向大众言说的作家。她描述自己长得“还不错”，甚至可以说“挺健美的”，她谈到自己的健康情况非常好，正在培养自我控制能力，此外，“并不多愁善感，更多的是冷峻和抑郁”。在这段18岁的自我审视中，夏洛特日后的诸多特质已经固定了下来，比如对服饰与健身的热衷，对进入公共领域的渴望，对成为作家的期待，以及伴随终生的忧郁气质。人之为人的神秘正在这里，一个人二十多岁时的精神状态基本规定了他中年以后的精神状态。

这位少女成长于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很早就抛弃了她和母亲。为钱发愁、靠人接济的生活几乎是她前半生的主调。阅读与幻想帮助了她。阅读并非来自于正规教育，实际上，在童年多次更换住址的过程中，她上过七所学校，断断续续总共只上了四年。14岁时，她得以进入一所不错的私立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但中学教育在她15岁时就结束了。所以，她的阅读更像是一种在天命与兴趣的引领下所做的探索，从狄更斯到司各特，从叙事诗到小说再到杂志，她像杂食性动物一样贪婪地阅读。幻想，则在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带领她超越了贫瘠乏味的现实生活，她每每喜欢在入睡前幻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来自童年的滋养，我们才得以在夏洛特的《黄色墙纸》中看到如此之多的丰富元素：既有幽怨徘徊的鬼影，又有男女性别颠倒的滑稽戏；既有被囚禁的疯女人的悲鸣，又有讽刺效果拉满的家庭剧。她像她阅读并且热爱的那些伟大作家一样，从普通女性的胸膛中取出被蔑视的情感的齿轮，将它们上油、调适，重新以文字的形式组装，最后奏出一首首或凄怨或哀婉或骄傲的曲调。

与上一代女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夏洛特是一个对于“健身”有着执念的女性。也许是因为她厌透了同时代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刻画的孱弱女性形象——动不动就脸色苍白、绞着手指，动不动就晕厥或者歇斯底里——所以，她把划船、散步与长跑列为了自己的健身首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从少女时代起就热衷于研究身体机能的新科学，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改革生理学”（reform physiology）。她听从当时流行的建议：多呼吸新鲜空气、多做运动、多吃有益的食物。我们会看到，对健身的关注贯穿了夏洛特的前半生，她习惯性地去体育馆里做运动，也异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脑部）健康。有一次，在某个女子健身馆开业的时候，夏洛特自告奋勇地前去健身与当众展示，她自豪地在日记里写道： “我掌握了主动权。” 对身体的自主掌控，是自我意识建构的第一步。

自然，强健的体魄最终要服务于坚强的意志与精神。与夏洛特的体魄同时增长的，是她那罕见的强大意志。她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保持单身、保持非婚姻状态，可以“扩大一个人的个人力量，发展个人的人格力量，把自己当作一个自我”。在这位年轻女性看来，意志坚强的女性在生活中不能有求爱的男人，因为他们会把她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并且要求她充满母性，承担母职，这些东西在夏洛特看来都是可怕的。这是否能够解释，在本书《摇椅上的女孩》这篇小说中，一个神秘如幽灵般的女孩在两位绅士之间躲闪游移，弄得他们神魂颠倒，自己却拂袖而去？这篇小说也许在本质上展现出夏洛特对于男性追求的恐惧与回避。这篇小说也展现出夏洛特很多其他作品中相似的气质：神秘、幽微甚至古怪。奇怪的是，灵魂最柔弱古怪的振颤却往往能辐射出最持久的波动。

对自我的强调与对男性及婚姻生活的回避，把她引向了世俗与写作的两个互相呼应的层面：她爱上了一个叫作玛莎·路德的女性，虽然夏洛特似乎一直在自我说服：这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欲。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她如热恋中的人那样不断与玛莎写信倾诉衷肠、表白内心，哪怕在玛莎委婉地拒绝乃至要与别人结婚时，夏洛特仍然一方面掩饰着心碎，一方面说出了这样的话：“但无论你的家多么迷人，我都会有一把夜用钥匙，我将在你和你的家中享受我自己所没有的一切。”在19世纪，女性之间的爱欲关系并不罕见，很多父母甚至会默许女儿与其他女孩之间的浪漫关系，因为相比与男孩发展一段关系，女性之间的爱欲更“安全”，至少不会闹出未婚先孕之类的丑闻。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也曾写过类似的情节，达洛维夫人与少女时期的同性好友萨利形同恋人，出双入对。但是，夏洛特显然要得更多，也失望得更厉害。

无论如何，她把少女时期的这段感情珍藏心底，转向了更为贪婪的阅读，锻炼自己的精神意志。1881年之后，她大量阅读了《大众科学月刊》（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当另一位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白鲸》里宣称“捕鲸船就是我的哈佛大学！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大学！”时，或许可以说《大众科学月刊》之类的杂志成了夏洛特的大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她，正是从这个杂志上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学进步和新发明、新社会科学产品、哲学问题——当然，还有女性问题。然而，她对那些男性学者描述的女性处境与历史并不满意，她意识到他们的描述与她的经验是相冲突的，随着她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炼越加成熟，她就越发感到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所遭遇的社会压力之大。也是在1881年，也就是21岁时，她写下了诗歌首作《职责所系》（“In Duty Bound”），其中有这么几句：

20岁时留下的这首诗作，几乎概括了夏洛特后期创作中的所有主题：一个女人成为自己与成为他人妻子或者母亲之间的矛盾 。而矛盾，正是一个作家得以沉思与创作的核心灵感。巴尔扎克的矛盾，是纷繁复杂的金钱世界与野心家的欲望之间的矛盾；福楼拜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寒伧的生活方式与更高级的生活奢望之间的矛盾；托尔斯泰的矛盾，是一个人的肉身之欲与灵魂超越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作家便不存在，写作也是乏味的。与这些作家相比，夏洛特一以贯之的矛盾看起来没那么宏大，它藏在一个女性小小的身躯里，但也许更为有韧性，更为决绝。在《黄色墙纸》中，我们看不到剧院、教堂、交易所、酒馆等繁华空间，也没有艺术家、诗人、交际花与银行家出没。夏洛特几乎只写“家”，或者“家”的延伸——荒僻的老宅、古老的租宅、幽静的画室、狭小的闺房……可是，在“家”的小小巢穴里，却在上演着一出出由核心矛盾推动的巨大革命，可以说，这些夏洛特创作于30岁时的小说，反复追问的仍然是她在20岁时提出的问题：如何对抗那些对于女性“预先强加的义务”？如何解除其“自然法则的约束力”？

《简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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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在我周围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跟我一致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只有在冲突与矛盾中才能感觉到我们自己。”在托翁笔下，自由更像是一种在众人里淹没自我、丧失自我的消极状态，所以，只能用充满痛苦的矛盾来取代无忧无虑的自由，这甚至不是一种文学选择，而是一种生活宿命：这样的作家只能过一种充满矛盾的生活。可以想见，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矛盾的夏洛特，其婚姻生活必然是痛苦的，人们甚至会奇怪她为什么会选择婚姻。她就像水银一般，把全部的意志力用于自我捍卫与保全，人们永远无法把水银和水混为一体，而她似乎也拒绝和任何与自己不同的元素的结合。

她的第一场婚姻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开始。1882年1月12日，夏洛特遇到了查尔斯·沃尔特·斯特森（Charles Walter Stetson），一位23岁的资深艺术家。然而，愉快的开端并不能保障结局的美好，直到此时，夏洛特依然坚定地认为“我的生活是私人愿望和发展的生活，是公共服务的生活，而公共服务只等着被要求”，但她发现了自己身体里的另一种东西：性欲。在19世纪，这个词不会说得这么直接，夏洛特把它描述成一种让自己“屈服”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她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骇人听闻的解决办法：不结婚，但是可以在有生理需求时找到对方。沃尔特是一个纯正的19世纪的人，他遵守着一切那个时代关于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应该如何、婚姻应该如何的法则。所以，他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荒谬”的提法。经历了磕磕绊绊、若即若离的几年磨合，两个人终于成婚了。

婚姻给沃尔特带来了什么呢？起码最开始是幸福，他觉得，夏洛特像一个女人应该做的那样，“她对我的依赖就像孩子对父亲的依赖一样”。反过来问，婚姻给夏洛特带来了什么呢？痛苦、抑郁、生育孩子的辛劳。他看不到她，看不到她的挣扎与焦虑。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婚后数不清的争吵中，夏洛特表达了对家务尤其是洗碗的厌烦（这一点非常像小说《老有所思》中的埃尔德太太），她对沃尔特提出，洗碗可以，但是要支付她报酬，这自然被沃尔特拒绝了。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罕见地主动赋予自己的劳作以价值，换句话说，她并不认为家务是女性天经地义的“分内事”，它与一个男人在外打拼时付出的劳动应该有类似的价值回报。

这场不合适的婚姻让一个人学会了勉强，让另一个人学会了强求。如果说痛苦、抑郁、辛劳是为创作灵感付出的代价，那么，夏洛特也确实从这段痛苦关系中收获颇丰：从两人谈恋爱的时候开始，沃尔特就喜欢时不时地引用《圣经》中的段落，充满了教导的口吻，这个习惯是否成为小说《所罗门如是说》的灵感？小说中的丈夫动不动就用《圣经》中的话教导妻子，要守规矩、要做一个贤内助，最后却被妻子狠狠地戏弄了。沃尔特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画家，他到处找买主和赞助人，却每每落空，他甚至期待把夏洛特当成他的缪斯，占有她，塑造她，这种动机是否又成为《世事无常》的灵感来源？小说中的主角同样是一位画家，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并娶之为妻，却发现妻子似乎另有所爱。通过沃尔特的日记，我们发现他是一位极为保守的男性，他经常对夏洛特说的那些言论——“你脑子里一定有什么病态的东西”“我相信妇女有最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它会使她们反抗爱情和家庭的纽带”“希望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全都被夏洛特毫不留情地投射到了本书中，那些感叹世风日下、姑娘变坏了的绅士们身上了。

当然，还有同名小说《黄色墙纸》。这也许是这场婚姻最痛苦的一个“孩子”。生下了女儿凯瑟琳之后，夏洛特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一向重视健康的她甚至觉得自己脑部出了问题，而沃尔特则坚信“我毫不怀疑，整个问题都是子宫受刺激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没有“产后抑郁”这个名词，医生只是诊断她患有“剧烈的歇斯底里症状”。“Hysteria”（歇斯底里）的词源正是希腊语中的子宫一词“hystera”，被认为是一种好发于女性的精神疾病，多少带一些歧视色彩，如今已经被“焦虑”“抑郁”等详细的诊断所取代。19世纪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是当时一位叫作米切尔的医生提出的“静养疗法”，为了让女人们远离疯狂、“履行她们的职责”，米切尔认为病人应该“回到婴儿时期”，包括极度的休息、完全的隔离、两小时进餐一次，还有将鱼肝油灌入直肠、完全禁止动笔写作、尽量与孩子待在一起……显然，这套疗法借鉴了欧洲早期对待精神病的做法，它让人想到，如果《简·爱》中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跑出来，会遭遇同样的对待，也会让人想到伍尔夫收到的医嘱：同样的“休息”与“禁止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