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0日，李佩在医院里度过99岁生日 图片提供 李伟格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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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到1970年1月，共谈了136次，在这期间，我方释放了11名美国间谍，美方释放回几名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除此之外，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中美大使级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总理对它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说，仅仅是争取到被美国人喻为值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返回中国这一件事，我们为中美谈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P103
2017年1月12日凌晨1点26分56秒，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李佩在沉睡中离去，永别了她挚爱的这个世界，享年99岁。
2017年4月5日，李佩骨灰安葬仪式将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陪伴下，她将与丈夫郭永怀合墓在力学所郭永怀雕像下方，陪伴他们的还有一张独生女儿郭芹的照片。而4月4日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先生108岁诞辰纪念日。
►李佩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郭永怀雕像前，2017年4月5日，李佩和郭永怀骨灰将合葬于雕像下方。照片提供 李佩
当李佩一个世纪的人生帷幕徐徐合上，我们对她一生的波澜壮阔才刚刚开始了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前后，李佩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但这一段经历几乎不为人知，是她的人生篇章中缺失的一页。
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故事。在近百年人生历程中，李佩和钱三强、郭永怀、钱学森等奇迹般地相遇、重逢、相伴，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和共和国的科学事业交织在一起。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在北京皇城，钱三强、钱学森和李佩这里在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求学时期；1945年10月，在法国巴黎，李佩再次见到钱三强；1947年春天，在纽约绮色佳郭永怀的家中，李佩第一次结识了钱学森和林家翘；从1956年11月开始，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李佩、钱三强和钱学森的家庭毗邻而居，其间除了钱学森家搬离，他们的家庭相伴相持相助将近60年。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军委授予（追授）钱学森、钱三强和郭永怀被为“两弹一星”功勋。
今天，追忆这段尘封往事，是为了铭记、理解李佩一生的奉献和牺牲、她的爱和伤痛，以及家国情怀。
第一章： 从一封信说起
第二章： 龚家姐妹
第三章：欧洲行 李佩、邓发和朱学范
第四章： 力学大师冯·卡门的中国弟子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 统一战线
第六章： 钱学森教授
第七章：1950年 美国麦卡锡主义
第八章： 钱学森事件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斗争
第十章： 日内瓦会议
►上世纪四十年代李佩在重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她是一位穿针引线式的核心人物。
李佩和钱学森回国有什么关系？这要从1949年5月20日，葛运培的父亲葛庭燧在美国致钱学森的一封信说起。
1945年5月20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葛庭燧，收到了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来信，请他转交致钱学森的信；在转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时，葛庭燧同时所附上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学森兄：
顷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谨此奉上，请查收。
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 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之伟大争生存运动有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尊见如何，尚祈教我，专此，敬请研安！
弟 葛庭燧谨启 五月二十日
弟拟于下月中旬赴麻省剑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届期如兄有暇，当造访请教。
曹日昌致钱学森的信，1949年5月14日写于香港：
学森先生：
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
近来国内的情形想你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以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尽力襄助解决。
最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的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地招呼一下。
余另叙，候示，即祝研安
弟 曹日昌上 五，十四
通过这两封分别给钱学森的信、以及葛庭燧女儿葛运培的回忆，可以说明，钱学森在收到葛庭燧的来信之前，并没有回国工作的打算，也和所谓北方当局没有联系。葛运培回忆道：
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岁诞辰时，钱学森先生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问题是：
第一：为什么曹日昌要通过葛庭燧转呈受北方局之嘱致钱学森的信？
1954年5月15日，曹日昌在给葛庭燧信中的第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庭燧兄：
四月底的信收到。计苏兄亦会到，计兄已于今日北上。
计兄谈到留美同学的情形与吾兄工作之努力，不胜钦佩！计兄也许不及给你写信，我和计兄的决定是：凡是您与计兄的朋友，或你们两位知道清楚的同学，要回国的，没有别的关系，都可由兄介绍给我，我转介绍给国内安排工作的人。在政治上纯洁、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一律欢迎。盼兄多多鼓励他们回来。……
另有一事相托，钱学森先生④，想您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当局⑤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讯处，附函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拜托，拜托。即祝大安！
弟 日昌上 五，十五
第二个问题：计苏华是谁，他和葛庭燧是什么关系？
计苏华和李佩同龄，他1917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基督教家庭，1935年9月考入上海医学院，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龚普生、龚澎姐妹等一批燕京大学同学，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1938年9月，由龚普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任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第一任支部书记，此后，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
计苏华1941年毕业后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42年春天，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上级接上了关系，他的直接联系人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龚澎向他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有关地下工作的指示：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不能轻易暴露，目前不要发展党员，不要活动，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团结一批人。
计苏华始终严守组织机密。1944年，周恩来与计苏华有过一次关于出国留学深造问题的长谈，周恩来说：“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要培养。”临别时，周恩来建议计苏华设法到国外深造。
1947年7月，在征得中央同意后，他自费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遇见了在这里工作的物理学家葛庭燧。同年2月，李佩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1948年春，她和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副教授郭永怀结婚。
留美期间，计苏华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主动联系并广泛团结中国留美学者。1947年底，根据周恩来指示，将分散在美国各地学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并吸纳其中的积极分子成立了进步团体“建社”。“建社”是周恩来亲自起的名称，意寓“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
第三个问题： 既然计苏华1947年7月已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结识葛庭燧，并一直在广泛联系中国留美学者，为什么却在他1949年3月回到香港后，曹日昌才提出请钱学森回国之事？
曹日昌致葛庭燧的信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回到香港之前，计苏华本人并不了解钱学森，尽管身负统战使命，也没有提出和争取过钱学森回国。
从1947年7月到1949年3月，计苏华和葛庭燧同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和工作。
在美近两年时间里，计苏华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指导思想，周恩来在负责统一战争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特别强调发挥党外人士中积极分子和进步分子的作用。计苏华一方面社团形式开展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领导群众 结交朋友；另一方面，“照顾全局 照顾多数 和同盟者一道干”，让留学人员中的党外分子“用自己的口气”“传达党的指示”，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1949年1月15日，计苏华根据中央指示，召集了包括葛庭燧在内的几位积极分子在自己的住所开会，决定率先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1949年1月29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芝加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分会成立，选举了葛庭燧、丁儆5位党外积极分子为理事会理事。计苏华以先期为回为由，没有任职。
葛庭燧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加州大学伯利校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原子弹相关研究，1945年到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工作。
1949年，38岁的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在留美学界赫赫有名，葛庭燧和钱学森并不陌生，他比钱学森小2岁。那么，为什么当时在美国时他们没有动员钱学森回国？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当时要么没有接触钱学森的渠道，要么没有认识到前者的重要性。
在这个链条上，李佩出现了。
当计苏华1949年3月应组织安排从美国启程回国之时，在美国的李佩也以探亲名义，从美国乘船途经香港回国，她当时的身份是康奈尔大学留学生、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郭永怀夫人。
2016年，李佩的弟弟李佩璋回忆：北平解放后（1949年1月31日），李佩乘第一艘船从天津大沽塘上岸后，直接到北平，没有回天津父母家，根本没有回家探亲一说。
计苏华和李佩在美国时是否有联系暂未可知，但是，在1949年初他们回国途中，都在香港停留，当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同志：龚澎、乔冠华夫妇正在香港做国际统战工作。此时，曹日昌信中提到的北方当局对钱学森归国的兴趣，以及对钱学森重要性的认识，很可能是来自当时先期抵达香港的李佩对龚澎的建议。而所谓北方当局的意思，其实就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直接指示。
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乔松都写道（P72）： 计苏华始终严守着组织的机密。多年后，他的夫人史记招大夫才得知，原来在病房中和自己倾心交谈的龚澎大姐，就是计伯伯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几十年后，史大夫仍旧非常动感情。”
►左：龚澎，1941年秋天，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并结识龚澎
右：新中国成立初期章汉夫、龚普生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上，龚普生的妹妹龚澎比她小一岁
时间回到十年前。
1939年7月24至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会副主席，22岁的李佩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两人结下一生的友谊。
龚普生年长李佩4岁，中学时代在教会学校上学。她1913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龚镇州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母亲徐文是早期留学运动先驱徐雨生的女儿。龚普生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流亡日本，1914年，她的妹妹龚澎在日本出生。1925年，龚家到上海定居，1928年，龚普生和龚澎同时进入上海圣公会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读书，两姐妹在这里打下一生的英文基础。
1932年，龚普生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两姐妹均是大学里的进步学生，1935年5月，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选举，新闻系学生张兆麟为学生会主席，龚普生为副主席，经济系学生王汝梅（黄华）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龚澎为财政部长，陈絮为文书。
姐妹俩曾参与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1936年2月，燕京大学成立了党支部，龚澎经同学陈絮（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絮燕大毕业后赴延安，解放后曾担任刘少奇秘书。
姐妹俩分别于1936年夏和1937年夏大学毕业，均回到上海。乔松都写道：
“母亲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利亚女中教地理课，并以此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进步学生中开展地下党活动。‘上海联’本是教会系统大中学生与青年会的一个传统校级组织，在中共地下党与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他们积极团结引导青年学生走上爱国进步道路，为支援抗战，组织青年学生为伤员服务，举办读书会、歌咏会、夏令营和冬令营等多种形式......大姨和母亲同在上海联工作。’”
1938年3月，经上海学生会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明元介绍，龚普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由她介绍上海医学院学生计苏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1938年2月，龚澎和几位燕大同学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龚澎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工作，后被彭德怀将军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
1940年8月，龚澎奉中央命令调往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工作地点就在被称为“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主要任务是对外开展统战工作。
1941年6月，龚普生到重庆看望龚澎，此时，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结识了龚澎。
一天，龚澎在与邓颖超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姐姐的名字，邓颖超马上问：“龚普生在哪里？我们一直在找她！”一天夜里，龚澎带姐姐来到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谈话中，周恩来对龚普生说：“你应该设法到美国去，你到美国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抗日的情况，尽可能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同情。你到美国后要多交朋友，多了解美国，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龚普生1941年9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国，身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
李佩在中国劳协工作的职务包括理事长朱学范的英文秘书和助手，负责管理美国工会捐给中国工人抗战事业的经费。
龚澎经常找李佩了解劳协的情况。龚澎见她对解放区的事情感兴趣，就推荐她读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龚澎的丈夫乔冠华也给李佩不小的影响，那时，乔冠华经常以笔名乔木在新华日报发表每日评论，包括共产党代表该不该参加国际劳工协会等文章。在龚澎和乔冠华的影响下，李佩把美国劳工协会的一部分捐款拨给了延安解放区工会。
李佩曾经回忆说：
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我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协会主席是朱学范。这个协会里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当时，美国劳工组织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协会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我们就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新华社对我们很重视，经常有人跑来和我们联络、要材料。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航空母舰上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政府也开始着手战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
1945年8月—10月，重庆谈判期间，在龚澎的推荐下，计苏华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1945年2月6日，朱学范率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大会商定于9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的电报，告知解放区代表为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而申办护照时，受当局阻拦不发护照，希望此事能得到朱学范的帮助。
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李佩出主意说：能否以中国劳协组织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名义为解放区代表申办护照？几经努力，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协代表团，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
►1949年 李佩 邓发 朱学范 陈家康在埃及
1945年9月11日，朱学范、李佩等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巴黎。在延安的邓发没有同行，他独自出发到了英国。在英国，他会见了留学法国的学者钱三强。
《钱三强年谱》记载，1949年6月，钱三强从法国来到英国帝国学院汤姆孙实验室工作学习，在英国期间，在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孟雨的安排下，钱三强前往伦敦海员工会，会见了准备参加世界工会联会成立大会（巴黎）途经伦敦的邓发将军。邓发向他介绍了国内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赠送他一份刊载政府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道《论联合政府》全文的《解放日报》。 10月在巴黎，钱三强再次见到邓发，并列席了邓发主持的小范围会议。
李佩、朱学范和邓发共在欧洲游历了5个多月的时间，于1946年1月23回到上海。这段经历，影响了李佩的人生方向。
在这次巴黎会议中，李佩遇见了多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学者，包括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和夫人李惠年（1907年3月6日—2007年10月30日）、画家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1977年6月13日）等。
1946年2月20日，中国劳协和其它20多家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召开庆祝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朱学范组织劳协人员保护会场，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人员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李佩因站在一位塔斯社记者旁边，幸免于难。事后，朱学范和劳协受到当局控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李佩在重庆 图片提供： 李佩
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叶挺、秦邦宪等人同机自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6月，中央指定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1907年12月－1994年2月15日）替代邓发，和朱学范共同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工联会议。从此，刘宁一成为朱学范同周恩来、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人。同年6月，刘宁一的秘书俞志英当选劳协福利部主任，不久后，她接替李佩担任朱学范的私人秘书。
1946年2月中旬，法国巴黎 ，钱三强积极参加了中共旅法支部组织的“旅法华侨国内和平促进会”。不久后，在旅法支部安排下，会见了新到巴黎领导旅法支部工作的刘宁一。
1947年，英国，在刘宁一和陈天声介绍下，当时在剑桥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曹日昌入党，1948年，曹日昌携荷兰籍夫人色尔玛（selma Vos）和儿子到香港大学任教，同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工作，在香港期间，他受党的委派，做了许多知名人士和海外留学生回国的联络工作。
抗战胜利后，劳协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宁一和俞志英承担了做朱学范的转化工作，促使劳协走世界工联道路的任务。
1946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接收”了劳协下属的重庆工人福利社等机构，并指控劳协贪污美国工会捐款，对朱学范发出了拘票。事件发生后，李佩感到了危险，她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于11月1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朱学范在听取刘宁一意见后，与劳协部分人员发表“主张民主 反对内战”的二十三条，拒绝出席制宪会议。刘宁一根据周恩来指示，建议朱学范离开上海，将中国劳动协会总部迁至香港，11月12日，朱学范从上海赴香港。
在上海，龚澎建议李佩利用劳工协会的关系和经费留学美国，1947年2月，李佩赴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留学。在这里，她遇见了一生的爱人——年轻的华裔航空学家郭永怀教授。
在邓发遇难38年之后的1984年4月11日，李佩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怀念邓发同志》一文。其中写道：
我在同邓发同志相处的几个月中，亲眼见到他为了宣传中国工人阶级建立新中国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为了加强中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合作，不辞辛劳，对各国工会代表、外国记者、华侨和海员工人，及国民党顽固分子，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许多工作。他的一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启发我的思想觉悟，教导我如何认识问题，指引我找到了正确的生活方向。
这件事情相当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邓发是我党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如果李佩与邓发之间只是1945年期间在欧洲的一段非直接工作关系，她自己也不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且如果在1984年没有有关方面因为具体了解她和邓发之间的联系，并且做出安排，以她的公开身份，她怎么会在1984年自发地撰写并发表这篇文章？
（未完待续）
文中图片除特别注明来源外，均由李佩先生家人提供。
制版编辑：邓志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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